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提要
日本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挫,整体跌进30%台阶,濒临政治“破产”边缘。这些民调与刚刚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重叠,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东京都议会选举的失败,暴露了自民党的结构性劣质化,折射了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的深层背景。
安倍内阁支持率的下降,堪称执政体制内部矛盾外在化的折射,并进而与安倍失信于民带来的支持率下降互为表里。
7月10日,日本各主要媒体几乎同时发布民调说,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挫,整体跌进30%台阶,濒临政治“破产”边缘。
本次民调与刚刚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重叠,因此格外引人注目。7月2日,东京都议会选举投开票,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惨败,席位从上届的57席锐减到23席,跌破了当年民主党鼎盛时期的自民党最低纪录(38席)。而作为本次的对手,东京都新当选女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地区政党“都民第一会”初战告捷,成功夺取55席,击败自民党,成为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并与安倍的执政友党“公明党”结成联盟,共掌“都政”大局。
虽然,东京都议会选举并不算决定国家政权的国政选举,对安倍政权本不应构成撼动性影响,但鉴于东京都是日本的首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金融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其名义GDP高达94万亿日元,约占全国的接近20%。显然,其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东京都议会选举历来被视为国政选举前哨站和风向标,各政党绝不敢掉以轻心。此次,安倍自民党就派出60名候选人,试图保住第一大党地位,但终失民意,不得人气,仅获得23席,创历史最低。更惨的是,安倍的“执政友党”公明党临阵倒戈,改与小池新党“都民第一会”联手,更加剧了自民党的挫败感。
东京都议会选举的失败,暴露了自民党的结构性劣质化,折射了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的深层背景。自民党是在1955年日本经济摆脱战后惨状走上复兴道路之际,由当时对立的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流重组而成,直至1993年始终保持着单独执政的地位,由此,自民党执政体制也被称为“五五体制”。冷战结束后,自民党的腐败无法适应内外形势的巨变,无法继续单独执政,不得不与其他政党结成执政联盟,甚至自民党曾两度下野,“五五体制”宣告瓦解。但这并未改变自民党固守“地盘”、“金钱”和“看板”三大政治陋习。所谓“地盘”就是候选人的出生地,势力范围；金钱则是选举资金,以及政治筹款能力；“看板”,即举谁的旗帜,谁为你站台,代表谁的利益。这三个道具形成自民党特有议员“世袭制”,成为自民党腐败的温床。
安倍第二次上台虽革除了一些党内旧弊,但并未扬弃自民党的传统道具,甚至强化了自民党的陋习。安倍政治的陋习在于他早在第一任期就注重的搞“朋友圈内阁”,各路大臣、副大臣、政务官的位置均为“哥们姐们”分占,论功行赏,薄厚有别。尤其是,这次蛰伏五年后再次当政,安倍及其亲信谨记下野时代悲惨生活教训,自觉组成“复仇组”,构建安倍内阁核心圈,作为确保其长期执政的“关键中的关键”,由此,也形成了“神秘主义”、“密室政治”,甚至是“排除异己”,不能听取不同意见的安倍特色政治。作为安倍的政治对手,石破茂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毫不掩饰地指责安倍政权不听取党内不同意见,水泼不进。尽管这种神秘的朋友圈政治有利于安倍维持政权稳定,形成“安倍一强体制”,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但也容易激化体制内矛盾。今年以来,安倍惹上身的两次“学园丑闻”实质就反映了内在矛盾的外部化。而这两大学园丑闻,在各路媒体的炒作下,在各路政党的围攻下,终被拿上国会,“走听证程序”,使安倍的“阁僚圈”败絮外露,酿成动摇其执政根基的外部环境。
作为安倍的副首相、财务、金融双料大臣的麻生太郎更是公开声称要组建自民党内最大的对抗派系“麻生派”(志公会),以制衡支持安倍的“细田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麻生说冷战结束后,日本追求的两大政党体制因民主党的败落而瓦解,作为老资格政治家麻生有责任组建党内新派,构建党内制衡体制。
安倍内阁支持率的下降,堪称执政体制内部矛盾外在化的折射。其标志就是年初,自民党党代会修改党规,将自民党总裁任期由原来的2任6年制,改为3任9年制,这样安倍便可执政到2021年,不仅可为东京奥运会剪彩,而且将成为“日本总理大臣史”上任期最长者,重振“长洲阀”雄风。截止一战结束,日本政治史上一度出现从“伊藤博文”到“桂太郎”等长洲阀频繁掌控政局的时期。而“长洲”即以当今的山口县(安倍的地盘)为主。安倍若通过修改党规如此长期执政,必将使得岸田文雄、石破茂等政治精英被压制而不得天日,从而激化执政体制内部矛盾,并进而与安倍失信于民带来的支持率下降互为表里,动摇其执政根基。
■提要
日本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挫,整体跌进30%台阶,濒临政治“破产”边缘。这些民调与刚刚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重叠,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东京都议会选举的失败,暴露了自民党的结构性劣质化,折射了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的深层背景。
安倍内阁支持率的下降,堪称执政体制内部矛盾外在化的折射,并进而与安倍失信于民带来的支持率下降互为表里。
7月10日,日本各主要媒体几乎同时发布民调说,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挫,整体跌进30%台阶,濒临政治“破产”边缘。
本次民调与刚刚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重叠,因此格外引人注目。7月2日,东京都议会选举投开票,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惨败,席位从上届的57席锐减到23席,跌破了当年民主党鼎盛时期的自民党最低纪录(38席)。而作为本次的对手,东京都新当选女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地区政党“都民第一会”初战告捷,成功夺取55席,击败自民党,成为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并与安倍的执政友党“公明党”结成联盟,共掌“都政”大局。
虽然,东京都议会选举并不算决定国家政权的国政选举,对安倍政权本不应构成撼动性影响,但鉴于东京都是日本的首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金融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其名义GDP高达94万亿日元,约占全国的接近20%。显然,其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东京都议会选举历来被视为国政选举前哨站和风向标,各政党绝不敢掉以轻心。此次,安倍自民党就派出60名候选人,试图保住第一大党地位,但终失民意,不得人气,仅获得23席,创历史最低。更惨的是,安倍的“执政友党”公明党临阵倒戈,改与小池新党“都民第一会”联手,更加剧了自民党的挫败感。
东京都议会选举的失败,暴露了自民党的结构性劣质化,折射了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的深层背景。自民党是在1955年日本经济摆脱战后惨状走上复兴道路之际,由当时对立的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流重组而成,直至1993年始终保持着单独执政的地位,由此,自民党执政体制也被称为“五五体制”。冷战结束后,自民党的腐败无法适应内外形势的巨变,无法继续单独执政,不得不与其他政党结成执政联盟,甚至自民党曾两度下野,“五五体制”宣告瓦解。但这并未改变自民党固守“地盘”、“金钱”和“看板”三大政治陋习。所谓“地盘”就是候选人的出生地,势力范围；金钱则是选举资金,以及政治筹款能力；“看板”,即举谁的旗帜,谁为你站台,代表谁的利益。这三个道具形成自民党特有议员“世袭制”,成为自民党腐败的温床。
安倍第二次上台虽革除了一些党内旧弊,但并未扬弃自民党的传统道具,甚至强化了自民党的陋习。安倍政治的陋习在于他早在第一任期就注重的搞“朋友圈内阁”,各路大臣、副大臣、政务官的位置均为“哥们姐们”分占,论功行赏,薄厚有别。尤其是,这次蛰伏五年后再次当政,安倍及其亲信谨记下野时代悲惨生活教训,自觉组成“复仇组”,构建安倍内阁核心圈,作为确保其长期执政的“关键中的关键”,由此,也形成了“神秘主义”、“密室政治”,甚至是“排除异己”,不能听取不同意见的安倍特色政治。作为安倍的政治对手,石破茂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毫不掩饰地指责安倍政权不听取党内不同意见,水泼不进。尽管这种神秘的朋友圈政治有利于安倍维持政权稳定,形成“安倍一强体制”,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但也容易激化体制内矛盾。今年以来,安倍惹上身的两次“学园丑闻”实质就反映了内在矛盾的外部化。而这两大学园丑闻,在各路媒体的炒作下,在各路政党的围攻下,终被拿上国会,“走听证程序”,使安倍的“阁僚圈”败絮外露,酿成动摇其执政根基的外部环境。
作为安倍的副首相、财务、金融双料大臣的麻生太郎更是公开声称要组建自民党内最大的对抗派系“麻生派”(志公会),以制衡支持安倍的“细田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麻生说冷战结束后,日本追求的两大政党体制因民主党的败落而瓦解,作为老资格政治家麻生有责任组建党内新派,构建党内制衡体制。
安倍内阁支持率的下降,堪称执政体制内部矛盾外在化的折射。其标志就是年初,自民党党代会修改党规,将自民党总裁任期由原来的2任6年制,改为3任9年制,这样安倍便可执政到2021年,不仅可为东京奥运会剪彩,而且将成为“日本总理大臣史”上任期最长者,重振“长洲阀”雄风。截止一战结束,日本政治史上一度出现从“伊藤博文”到“桂太郎”等长洲阀频繁掌控政局的时期。而“长洲”即以当今的山口县(安倍的地盘)为主。安倍若通过修改党规如此长期执政,必将使得岸田文雄、石破茂等政治精英被压制而不得天日,从而激化执政体制内部矛盾,并进而与安倍失信于民带来的支持率下降互为表里,动摇其执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