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于北方王朝后周基础上一统中原,倚重的是北方勋贵集团,选材用人极重北人,名相寇准王旦也不例外。但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南人”影响力日著。名相王旦死后,王钦若登宰辅位,拉开南人为相序幕,宋室用人政策渐渐——
从“专用北人”到“南人为先”
2017-07-05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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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北宋建立之初,为避免重蹈唐末五代武人乱政覆辙,开始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它一面以良田美宅、珠宝金玉赎换兵权,和平消弭武臣干政隐患；一面借鉴隋唐科举,开榜取士,依靠文臣治理天下。
武将离去后的权力真空,给寒微才俊进入仕途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尤其对于江南士子更是如此。原属南唐、吴越的地区,远离干戈不息的中原,自成一体歌舞升平。太平之世,江南士子研习文墨,善作文章,于重诗赋的科举最为擅长。
科举虽云唯才是举,在具体实施中“南北”差异却极为明显。开科取士后,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然而“天圣(公元1023-1031年)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江南临川才子晏殊的经历颇有代表性。晏殊七岁能文,号为神童。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但时任宰相寇准立刻站出来极力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晏殊为“江外人”。
寇准有刚直君子之称,但也难以摆脱“南北”成见。好在宋真宗对晏殊厚爱有加,立即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也?”张九龄是唐朝韶州曲江人,以文举进士而列玄宗相位。既然唐朝可用岭南人为相,宋朝给江南人同进士出身,又有什么问题?寇准这才无话可说。
寇准反对赐晏殊同进士,并非仅仅于科场歧视南人,而是忧心“祖宗家法”被破坏。因为宋制规定:进士优异者,可进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和秘阁供事。而只有馆阁之臣,才有机会得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务。最高权力机关—中书省和枢密院,只从翰林学士、知制诰中选拔。此时晏殊春风得意,一入馆阁,极有望入中枢,就会破坏南人不为相的陈规。所以保守的寇准必然加以反对。
纵观太祖、太宗近四十年间,确实没有出现南人位列宰辅的情况,南人只能望位兴叹。到景德四年,宋真宗欲任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奏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无奈作罢。史载王钦若因窥探圣意,得到真宗器重,官拜参知政事。王旦先以祖宗、次拿公议来提醒宋真宗,重申南人不得为相的祖制。
王旦病故后,真宗这才启用王钦若为相,也拉开了南人为相的序幕。王钦若如愿以偿之日,由衷感慨:“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宋仁宗当政后,科考录取上仍然有南北之别。当时有人提出,“将南省考试举人,各以路分糊名,于逐路每十人解一人”。文坛新锐、南方人欧阳修立即出来反驳:若不问各路人才多少,一律按十人取一人之法,只会使人才多的地方有遗贤,人才少的地方会滥选。人才选拔应不间东南西北,何处人才多,哪里就多选。宋仁宗也看到“人分南北”选才的弊病,开始“公听并视,兼收博策,无南北之异”。随后以王安石、曾巩、曾布为代表的江南士人、苏氏父子为代表的西蜀名士,迅速在官场崛起,并在欧阳修提携下,先后成为政声卓著的政治家。
南人虽然发展壮大,但偏见并非立即消弥。北宋施政最重“祖宗家法”,而在北方人眼中,江南人受传统束缚少,凡事喜欢改弦更张。随着南方士人在政坛崛起,北人已预感到南人当国后一场变革的风雨即将袭来。据宋人笔记记载,治平(宋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时,理学家邵雍闻杜鹃啼声,便言:“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邵雍将南人比作杜鹃,“所主”即暗示宋神宗准备启用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时,所用之人多是南方人,而反对变法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保守派反对变法,与北人的感情隔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守旧派司马光主国政,尽废新法,南人朝臣暂时失势。哲宗亲政后,又继承神宗新法,重新起用改革派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北方官僚又遭贬谪。
到北宋后期,“北人”反而有“沉抑之叹”。经隋唐五代数百年开发,经济重心已从黄河转移到长江。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迁,江南成人口稠密、物象繁华之境。北宋前期人口统计显示,南方人口已是北方的两倍。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宋朝不得不考虑使用“南人”的重要性。所以到了中后期,多是赣闽之人主政。
而到了南宋时,北方国土沦丧,政治中心被迫南移,“南人为先”的用人倾向自然更加明显。
□ 本报记者 鲍 青
北宋建立之初,为避免重蹈唐末五代武人乱政覆辙,开始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它一面以良田美宅、珠宝金玉赎换兵权,和平消弭武臣干政隐患；一面借鉴隋唐科举,开榜取士,依靠文臣治理天下。
武将离去后的权力真空,给寒微才俊进入仕途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尤其对于江南士子更是如此。原属南唐、吴越的地区,远离干戈不息的中原,自成一体歌舞升平。太平之世,江南士子研习文墨,善作文章,于重诗赋的科举最为擅长。
科举虽云唯才是举,在具体实施中“南北”差异却极为明显。开科取士后,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然而“天圣(公元1023-1031年)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江南临川才子晏殊的经历颇有代表性。晏殊七岁能文,号为神童。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但时任宰相寇准立刻站出来极力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晏殊为“江外人”。
寇准有刚直君子之称,但也难以摆脱“南北”成见。好在宋真宗对晏殊厚爱有加,立即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也?”张九龄是唐朝韶州曲江人,以文举进士而列玄宗相位。既然唐朝可用岭南人为相,宋朝给江南人同进士出身,又有什么问题?寇准这才无话可说。
寇准反对赐晏殊同进士,并非仅仅于科场歧视南人,而是忧心“祖宗家法”被破坏。因为宋制规定:进士优异者,可进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和秘阁供事。而只有馆阁之臣,才有机会得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务。最高权力机关—中书省和枢密院,只从翰林学士、知制诰中选拔。此时晏殊春风得意,一入馆阁,极有望入中枢,就会破坏南人不为相的陈规。所以保守的寇准必然加以反对。
纵观太祖、太宗近四十年间,确实没有出现南人位列宰辅的情况,南人只能望位兴叹。到景德四年,宋真宗欲任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奏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无奈作罢。史载王钦若因窥探圣意,得到真宗器重,官拜参知政事。王旦先以祖宗、次拿公议来提醒宋真宗,重申南人不得为相的祖制。
王旦病故后,真宗这才启用王钦若为相,也拉开了南人为相的序幕。王钦若如愿以偿之日,由衷感慨:“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宋仁宗当政后,科考录取上仍然有南北之别。当时有人提出,“将南省考试举人,各以路分糊名,于逐路每十人解一人”。文坛新锐、南方人欧阳修立即出来反驳:若不问各路人才多少,一律按十人取一人之法,只会使人才多的地方有遗贤,人才少的地方会滥选。人才选拔应不间东南西北,何处人才多,哪里就多选。宋仁宗也看到“人分南北”选才的弊病,开始“公听并视,兼收博策,无南北之异”。随后以王安石、曾巩、曾布为代表的江南士人、苏氏父子为代表的西蜀名士,迅速在官场崛起,并在欧阳修提携下,先后成为政声卓著的政治家。
南人虽然发展壮大,但偏见并非立即消弥。北宋施政最重“祖宗家法”,而在北方人眼中,江南人受传统束缚少,凡事喜欢改弦更张。随着南方士人在政坛崛起,北人已预感到南人当国后一场变革的风雨即将袭来。据宋人笔记记载,治平(宋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时,理学家邵雍闻杜鹃啼声,便言:“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邵雍将南人比作杜鹃,“所主”即暗示宋神宗准备启用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时,所用之人多是南方人,而反对变法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保守派反对变法,与北人的感情隔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守旧派司马光主国政,尽废新法,南人朝臣暂时失势。哲宗亲政后,又继承神宗新法,重新起用改革派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北方官僚又遭贬谪。
到北宋后期,“北人”反而有“沉抑之叹”。经隋唐五代数百年开发,经济重心已从黄河转移到长江。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迁,江南成人口稠密、物象繁华之境。北宋前期人口统计显示,南方人口已是北方的两倍。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宋朝不得不考虑使用“南人”的重要性。所以到了中后期,多是赣闽之人主政。
而到了南宋时,北方国土沦丧,政治中心被迫南移,“南人为先”的用人倾向自然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