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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春阶
小说原著改编,不讨好。观众评价,一句狠话就够了:不如原著深刻。改编有风险,要面临严苛的检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以其弥漫着的浓郁生活气息,把我带入上世纪上半叶,思考常常溢出了剧情。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人物性格的变化、情节的推进、氛围的营造都有内在的逻辑支撑,完全没有时下电视剧段子的拙劣累积状态。窃以为,电视剧的成功,突出表现在细节把握上。此前我写过一篇《不跪的镜头很可贵》,我谈了“不跪”的细节,我想再谈一个鹿子霖管教儿子鹿兆鹏“扇耳光”的细节。
小说写到鹿兆鹏跟鹿冷氏缺乏爱情,有不愿拜堂、不愿祭祖、不愿同居的情节,是这样写的:“她(鹿冷氏)不知道鹿兆鹏和她完婚是阿公三记耳光抽扇的结果,头一耳光是在城里抽的,她那时还没过门自然不知道；第二个耳光是阿公在刘谋儿的牛圈里抽的,兆鹏新婚之夜躲到那里要和长工刘谋儿伙一条被子睡觉,鹿子霖一声不吭就给了一巴掌,那时候她正处于新婚之夜的羞怯和慌乱中,对后来走进洞房的兆鹏的脸色无所猜疑；只有第三巴掌她看见了,阿公在祖宗牌位前抽的,兆鹏拜了自家祖宗拒绝到祠堂里去接受族长白嘉轩主持的庄严仪式,阿公毫不客气地就抡开了胳膊。”
小说是鹿子霖抽儿子的耳光,而电视剧则改成鹿子霖自己打自己。电视剧是这样呈现的:第一次,是鹿子霖提着铁锅到到西安城寻儿子鹿兆鹏,兆鹏不回去,鹿子霖就掴自己的脸,然后是用铁锅碰自己的头,鹿兆鹏只好跟着回来。拜堂时,鹿兆鹏躲在屋子里不愿意出来,鹿子霖又扇自己的脸,有一个镜头,鹿子霖发狠地扇自己,鹿兆鹏也流着委屈的眼泪扇自己。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三次,鹿子霖吼着儿子:“你听不听?!你听不听?!”然后眼噙泪扇向自己的脸。
打耳光,原著和改编剧,明显不一样,由打儿子,到打自己,寓意更进了一层。打儿子是发狠,是管教。而打自己是恨自己,恨自己管不了儿子,这是一种自我虐待,有点儿耍赖的味道。以自残的方式自罚、自辱、自贱,明显给儿子释放这样的信号:你就眼睁睁看着老子自己打自己?你这儿子还孝顺不?
忠实于原著,不是亦步亦趋,不是拘泥。某些电视剧本着所谓忠于原著的原则,将剧情、台词、大小角色设定等全都照搬上荧屏,被人讥笑为“电视书”。忠实于原著,主要是指在总体上忠实,在基本精神上忠实,是要表现作者的立意,抓住小说的“魂”。在艺术创作和再创作过程中,改编不必画地为牢,更无需拘泥于垒城凿池、攀藤牵丝的细枝末节。像《白鹿原》的改编,细部上更生活化,更接地气,这些生活化的处理,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不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原著问世后,就成为一种存在,像凝固的历史,而改编呢,就必须在这个凝固的历史里,寻找出诗意来。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分析,也许能说通。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理由在于历史只记载已发生的个别事实,而诗人关心的则是普遍性,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模仿历史。因此,改编关注历史和现实的普遍性,即生活中“可能发生”和“必然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著的凝固情状。
好的改编,是提升了原著,发现了原著的独特味道,按照编剧的理解,打上了编剧的烙印。张艺谋改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并没有完全遵照原著的一笔一划改,而是运用电影技巧将故事拍出了自己的风格,是大胆地越了雷池。《白鹿原》打耳光,由打儿子到打自己,打的对象变了,但魂没变。
教子无方,扇儿子耳光,这是照搬；教子无方,扇自己耳光,这是改编。改编就是在可触摸的场景里,顺着人性、人情的蛛丝马迹,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可能”意味着惊奇会出现。电视剧《白鹿原》,呈现了很多“可能”,主创人员有融会生活经验的能力,对历史大势的描述,对人性的探索,忧郁中富有诗意。这是一部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看的很讲究的剧。
小说原著改编,不讨好。观众评价,一句狠话就够了:不如原著深刻。改编有风险,要面临严苛的检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以其弥漫着的浓郁生活气息,把我带入上世纪上半叶,思考常常溢出了剧情。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人物性格的变化、情节的推进、氛围的营造都有内在的逻辑支撑,完全没有时下电视剧段子的拙劣累积状态。窃以为,电视剧的成功,突出表现在细节把握上。此前我写过一篇《不跪的镜头很可贵》,我谈了“不跪”的细节,我想再谈一个鹿子霖管教儿子鹿兆鹏“扇耳光”的细节。
小说写到鹿兆鹏跟鹿冷氏缺乏爱情,有不愿拜堂、不愿祭祖、不愿同居的情节,是这样写的:“她(鹿冷氏)不知道鹿兆鹏和她完婚是阿公三记耳光抽扇的结果,头一耳光是在城里抽的,她那时还没过门自然不知道；第二个耳光是阿公在刘谋儿的牛圈里抽的,兆鹏新婚之夜躲到那里要和长工刘谋儿伙一条被子睡觉,鹿子霖一声不吭就给了一巴掌,那时候她正处于新婚之夜的羞怯和慌乱中,对后来走进洞房的兆鹏的脸色无所猜疑；只有第三巴掌她看见了,阿公在祖宗牌位前抽的,兆鹏拜了自家祖宗拒绝到祠堂里去接受族长白嘉轩主持的庄严仪式,阿公毫不客气地就抡开了胳膊。”
小说是鹿子霖抽儿子的耳光,而电视剧则改成鹿子霖自己打自己。电视剧是这样呈现的:第一次,是鹿子霖提着铁锅到到西安城寻儿子鹿兆鹏,兆鹏不回去,鹿子霖就掴自己的脸,然后是用铁锅碰自己的头,鹿兆鹏只好跟着回来。拜堂时,鹿兆鹏躲在屋子里不愿意出来,鹿子霖又扇自己的脸,有一个镜头,鹿子霖发狠地扇自己,鹿兆鹏也流着委屈的眼泪扇自己。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三次,鹿子霖吼着儿子:“你听不听?!你听不听?!”然后眼噙泪扇向自己的脸。
打耳光,原著和改编剧,明显不一样,由打儿子,到打自己,寓意更进了一层。打儿子是发狠,是管教。而打自己是恨自己,恨自己管不了儿子,这是一种自我虐待,有点儿耍赖的味道。以自残的方式自罚、自辱、自贱,明显给儿子释放这样的信号:你就眼睁睁看着老子自己打自己?你这儿子还孝顺不?
忠实于原著,不是亦步亦趋,不是拘泥。某些电视剧本着所谓忠于原著的原则,将剧情、台词、大小角色设定等全都照搬上荧屏,被人讥笑为“电视书”。忠实于原著,主要是指在总体上忠实,在基本精神上忠实,是要表现作者的立意,抓住小说的“魂”。在艺术创作和再创作过程中,改编不必画地为牢,更无需拘泥于垒城凿池、攀藤牵丝的细枝末节。像《白鹿原》的改编,细部上更生活化,更接地气,这些生活化的处理,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不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原著问世后,就成为一种存在,像凝固的历史,而改编呢,就必须在这个凝固的历史里,寻找出诗意来。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分析,也许能说通。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理由在于历史只记载已发生的个别事实,而诗人关心的则是普遍性,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模仿历史。因此,改编关注历史和现实的普遍性,即生活中“可能发生”和“必然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著的凝固情状。
好的改编,是提升了原著,发现了原著的独特味道,按照编剧的理解,打上了编剧的烙印。张艺谋改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并没有完全遵照原著的一笔一划改,而是运用电影技巧将故事拍出了自己的风格,是大胆地越了雷池。《白鹿原》打耳光,由打儿子到打自己,打的对象变了,但魂没变。
教子无方,扇儿子耳光,这是照搬；教子无方,扇自己耳光,这是改编。改编就是在可触摸的场景里,顺着人性、人情的蛛丝马迹,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可能”意味着惊奇会出现。电视剧《白鹿原》,呈现了很多“可能”,主创人员有融会生活经验的能力,对历史大势的描述,对人性的探索,忧郁中富有诗意。这是一部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看的很讲究的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