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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镇西的小郭山上,王思玷的塑像昂然挺立,东望着兰陵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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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思玷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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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思玷故居前,王毓龙给记者介绍当年的故事。 |
■ 周末人物 新文学先锋·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
近一百年前,兰陵人王思玷凭借七篇短篇小说,让茅盾惊为“彗星”。本来可以成为伟大小说家的他,为了追求民众的解放,果断弃笔从戎,成为“一粒子弹”,响应北伐起义,最后杀身成仁,如彗星滑落在新文化运动的星空里。
□ 本报记者 卢昱
茅盾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曾说,倘若将1921年当作一条界线,在此之后,已有了新东西。“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使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
被茅盾惊为“彗星”的作者,便是来自兰陵镇的王思玷。“在1924年以后就不见他了。他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提起了。”
那时的王思玷,在临沂县兰陵镇当小学老师。今年的谷雨前一天,记者来到兰陵镇,寻访王思玷的旧迹。村里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瓜秧豆苗,顺着气温爬来。田野里,青草长在低洼处,鲜鲜嫩嫩,不高不矮,刚好够着老牛的舌头。布谷鸟一开嗓,天晴似洗。在镇驻地西的小郭山东麓,王思玷的雕塑面东而立,望着养育他文学与革命思想的这方土地……
“把文化的命脉接通了”
如今的兰陵镇,依稀能看到当年规划的痕迹,悠长的小巷错落有致地沿着两条中心街铺展开来。中心街的交叉点处,地势最高,镇子像在平缓的龟壳上似的,聚而不散。兰陵镇的王氏家族早在明末清初便昌盛起来。有清一代,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书香,至今依然。
在中心街交叉点的西南方向,便是王思玷的故居。1895年,王思玷在此出生。“王思玷是我的二爷爷,我的爷爷王思璞是老大,三爷爷叫王思瑕。那时候俺们家在兰陵镇是不算特别富裕的地主,有二三百亩地。”在王思玷故居的原址前,王思玷的侄孙77岁的王毓龙介绍着家史。
当年的四合院是镇上为数不多的旧迹,如今已被新房蚕食,只剩下后半截东侧的小房。小院内的大梧桐树挂满白花,爬山虎在青砖的缝隙中吐出新叶,门前散落的门石和碌碡满是皱纹。
著名学者王鼎钧也是兰陵人,他认为,在兰陵的千门万户中,如王氏三兄弟一般取名的仅此一家。“单看名字可以猜出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习惯,‘思’字下面这个字该是精致华贵、富丽堂皇之物,他们三兄弟不然,一个想的是‘璞’,璞,原始石头也；一个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点也；一个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他们想的是真诚的品德和行为上的过失。”
更不一般的,是王氏兄弟审时度势的气魄。王氏三兄弟靠着还算殷实的家境,外出求学。他们本是到南京学如何修铁路,毕业后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当他们看到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将、吃花酒,替上司弄红包、背黑锅。这兄弟们一看,算了吧,不如回家办个小学。
在近一百年前,想在兰陵建立倡导新式教育的小学,并非易事。“进了洋学堂,忘了爹和娘”的风言风语在不大的镇子上流传开来。饶是如此,王氏兄弟还是决定建小学。“这个决定何等了得,弟兄俩承先启后,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王鼎钧如是评价。
1920年,在其他进步族人的帮扶下,王氏兄弟把小学办起来了。通过教学,王思玷兄弟们把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家乡,如注音符号、话剧、木刻,还有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和《阿Q正传》等作品,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
“要和穷人站在一起”
“王思玷老师教国文、图画。”曾在兰陵小学读书的王善才对王思玷印象最深,“因为他最喜欢我和刘民同学。全班就数俺俩穿得孬,都是大人的衣裳改做的,打着补丁。别的同学穿着学生装,大沿帽,带红筋的裤褂。我有时候没钱买石笔,都是他资助我。”
王善才记得,在某个春日课间,王思玷来问:“刘民早上为什么没来上学?”“昨天晚上,刘民的蟋蟀把小官子的蟋蟀咬败了,小官子硬要刘民的蟋蟀。刘民不给他,他就把刘民按倒揍了一顿,把脚揍伤了。”王善才回答道。
王思玷接着问:“刘民挨揍为什么不告诉他爹?”“不敢叫他爹知道。”王善才说道。
王思玷问及原因,王善才说:“刘民家的包子铺搭在小官子家的地方上,怕小官子他爹撵他。刘民他爹要是知道了,还嫌刘民惹事,说不定还揍他一顿呢!他爹问他的脚为啥不敢走路,他说是驴踩的。”
王思玷听完王善才的话,停了一下,让他星期天和刘民一起来学习。“那天早饭后,我和刘民来到学堂办公室,老师见到我们进来,放下笔把我们带到假山上。老师说,你们念过的第一册第一课是个‘人’字,我再重讲一遍。人有穷人、富人,有压迫人的人、有受压迫的人。小官子占着宅子、有钱有势,就能压迫人；刘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更谈不上有势,所以受压迫。全国像刘民这样的人多得很,你们要好好上学,长大了为劳苦大众办事,要和穷人站在一起。”
对财产与阶级的关系,王思玷有着深入思考。1922年,他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离婚与男女的经济平等》一文,用身边的事例来阐述,妇女们欲享受离婚上的利益,当先到男女经济平等的路上走。“我主张的就是教国内的父母们,把所有的财产也分一点给女儿们,和男儿一样。把‘嫁娶’两个字废除了,换上‘结婚’两字。男女结婚之后,也不住在男家,也不住在女家,要他们另住一个双方适宜的地方,凭两姓造出新家庭的符号。”
对大哥家的侄子王纶和,王思玷也灌输“人生来平等”的思想。在得知小王纶和不愿与穷人家的孩子为伍后,他严厉地训斥道:“你为什么不愿和穷人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要有好衣服穿也和你一样干净,你并不比他们高强,你吃的穿的都是他们的父兄劳动创造出来的。”
“当时我父亲还不大懂这话的含义,但他渐渐喜欢和穷苦孩子一起玩了。我二爷爷确实是一个接近劳苦大众的人,家里的几个长工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女佣也是那样关怀,不叫她们干重活。”王毓龙介绍道。
白话文学在生活里
在学生和家人的记忆中,王思玷说话有些口吃,但他的文采却如泉涌。迄今为止,可以找到他最早的发表作品是1921年第9期《学生杂志》上《劳动的趣味》一文——
“这白嫩的菜娃,怎禁得火扇儿来回地扇呢?他们若不得成长,我这天天要吃,天天要穿的光阴拿什么能过得去?浇!打水浇!
这虽是个劳苦的生活,但不时就可歇好了。要冻饿断了性命,永远续不上。浇!打水浇!
……
待浇完了,劳动的不快活,也完全过去了。那时我迎着清缓的凉风,拭却我额上的汗。我看这畦,我看那畦；我晃过来,我晃过去。那些活泼泼的小菜,合成个极大的笑的面孔来欢迎我。那时,我才歇呢。
你看小菜长得这样肥胖,必然要卖许多的金钱。那时我定拿些买果儿给我小孩吃。他若不肯吃,我还得劝着他吃呢。那时我定拿些买衣服给我妻穿上,她若不肯穿,我还得劝着她穿呢。”
王思玷用几句质朴的话语,便勾勒出劳动者的艰辛和乐趣。因为长期在小学教书的缘故,他还在1923年的《儿童世界》杂志上发表童话——《自己的老婆好看家》:
一个礼拜堂里的钟,想到市上去受些快乐,但是没有耳、目、口、鼻去享受。
壶说:“我借嘴给你。”罐子说:“我借鼻子给你。”小车说:“我借耳朵给你。”眼镜说:“我借给你当眼。”
它一时什么都有了,真高兴极了!它想先到大餐馆里去,吃了大餐,再到公园里去闻那些花草的香气,再去剧场里去听戏曲,在上影戏园去看电影。每逢快意的时候,便从腹中发出优美的声音叫好。
谁知壶的嘴,是管出不管入的,不能吃饭；罐的鼻,是只好拴绳子的,不能闻香；小车的耳,是预备着安车轴的,不能听戏；眼镜虽好,离了真眼也看不见电影。
它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它很不高兴地走回来。不提防一块石头碰了它一碰,它就把预备叫好的声音发了出来!于是它叹气说:“外人的帮助,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的老婆好看家’!”
小镜子折射大境界,王思玷善于思考,更善于驾驭文字来表达。记者在三四年来,一直关注并收集王思玷的作品。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微山湖的游记,向青年人普及微山湖的风物；他还写过一篇《秋容会》的文章,生动地介绍抱犊崮下秋容村在重阳节饮酒的习俗。
“王思玷老师不仅自己读,还给学生讲鲁迅、茅盾等新文化先驱的作品。”王善才回忆道。读写一体,相互影响。关于写作,王思玷与大哥王思璞一样,反对闭门造车,认为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里,在个人平时每天所说的话里,不仅如此,还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千里冰封,一阳来复”
王思玷的写作大戏,发端于1921年《小说月报》以“风雨”为话题的征文活动。与城市里擦脂抹粉的鸳鸯蝴蝶相比,他的第一篇小说《风雨之下》,描写一个老农在天灾下的挣扎。
在王思玷提笔创作时,距离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才四年,“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五四”运动才刚刚发生,许多小说家还不曾崭露头角。“他居然能把短篇小说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使节奏的流动、情节的开阖、情感的起伏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惊叹他的天才!”对于王思玷的作品,王鼎钧如是评价。
英雄所见略同。难怪《小说月报》作为当年小说作者的龙门,茅盾先生以小说祭酒之尊来此掌门,在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人的情况下,来稿七篇一一刊出,采用率百分之百。
王思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其他六篇小说,依次是:《偏枯》——泥瓦匠因为瘫痪,不得不出卖儿女的故事；《刘并》——庄稼人受地痞欺负,无处申诉的故事；《归来》——“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瘟疫》——描写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入骨的恐惧；《一粒子弹》——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的下场；《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中醒来。
这七篇小说,题材都来自触目所及的现实,透过精细的观察而取得,摒弃了玄想梦幻；小说的语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朴实真挚,不卖弄修辞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王思玷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却以无限的关怀描写贫苦农民的痛苦。
“他苍劲似鲁迅,沉实似茅盾。”王鼎钧高度评价王思玷的作品,“《瘟疫》一篇显示他能写讽刺喜剧,《偏枯》《刘并》《几封用S署名的信》,都在结尾处显露冷酷中的人情、绝望中的转机以及最后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阳来复,不似后来某些作品之赶尽杀绝、决裂到底。”
在王思玷的代表作《偏枯》中,他先用电影镜头由远及近的全景描写以古树和古寺作背景的农家小院,而后是中近景的局部环境描写院中屋内的摆设,其中穿插着人物活动和表情的特写镜头和中近景镜头的切换,结尾又回到全景镜头的环境描写:
“这时的太阳,将要沉下去了。大白果树上,满含着迷漫的春烟。金日脚从大殿的红山墙映到小院子里,像一片血雾。人们愁惨的面庞,都像浴在血里。这时外面忽然又有一套脚步声,想是和尚来了。”
《偏枯》深深打动着它的读者。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序言里以一万九千字推介入选作品,王思玷占了一千多字。而他对《偏枯》的解读,更是锦上添花:
《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
有分析家认为,《偏枯》中的场景以兰陵镇北大寺为原型,主人公刘四灰色寒伧的农家小屋便是靠着佛寺的院墙而盖。顺着王毓龙的指引,记者找到早已被夷为平地的北大寺遗迹,在一片烂尾的沿街楼后,小麦和油菜盎然而生,碎青砖块儿和青石散落其间。
遗迹中,小说里那殿前顶着朵朵如花的嫩芽的大银杏树们,如今只剩下一棵。葱郁的银杏树,树下横摆着十多个铁皮小佛屋,有当地一对年轻夫妻在磕头烧香。只是再也见不到那用玉米秫秸夹成的篱墙,用土坯垒就的小小的窗洞,砌在窗前石台下的鸡窠,滋养一方水土的小石磨,乌黑溜圆的烙煎饼的鏊子,女主人手中打着的草苫子……
起义军中的“一粒子弹”
在小说《一粒子弹》中,王思玷写道:“这个兵的意思,就是器械——就是长官的刀枪,老实说,就是一粒子弹。”“人生的蜡烛,总要站在人群经过的通衢上,不要送入风雨的场所。”“‘一粒子弹’这四个字,却不停地在我的心上镂凿起来,把我无主意的心,镂凿成四个无底的空洞。”
在王思玷笔下,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不过是一粒子弹,如果希冀借此升官发财,那更应警醒。而本来可以成为伟大小说家的王思玷,虽不指望升官发财,但为了追求民众的解放,他也果断弃笔从戎,成为“一粒子弹”,响应北伐军起义。
对时事关注之深刻,对民族危难之痛彻,对百姓愚昧之呐喊,在王思玷1922年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苦命的山东》一诗中,可以管中窥豹。他写道:“灶下已起热烈的火焰,群蚁还争食釜内的余屑。鹰鸷已弄爪于空中,黄雀还安享地下之遗穗。唉!……他们是醉了!……梦了!……万能的上帝呀!……唤醒他们吧!”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兰陵小镇,激起广大人民(包括地主)的爱国热潮。当时的兰陵小学,是为“五卅”惨案发起募捐的兰陵一带的大本营。王思玷积极奔走,四处募捐。
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正在酝酿北上讨伐直奉军阀。王思玷的好友、枣庄底阁镇的袁永平得知后,立即联系临沂的同盟会会员。在王思玷的宅子里,众人商定,分头在兰陵、郯城两地发动农民组织武装红枪会。条件成熟后,双方约定当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举兵起义,会师兰陵。
1925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一早,袁永平在兰陵镇西南7公里外的底阁镇,举起起义大旗,响应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半天时间聚集了五千多人。午后召开誓师大会,袁永平被推为起义军司令,王思玷任参谋长兼秘书。第二天,袁、刘二军拥军北上。从兰陵至向城二十五华里的道路两旁,插满了乡亲们自制的欢迎彩旗,挤满了送行人群。沿途有许多家长送子参加这支队伍,去打掳掠成性的北洋军阀。
待队伍开到向城,突遭张宗昌的部下黄凤岐旅的阻击。这支队伍虽然刚刚诞生,但士气高昂。战斗一打响,人人奋不顾身。不到一个时辰,黄军全线崩溃,仓皇逃窜。向城一战缴获一千多支枪,军威大震,附近一大批农民青年又投入军中。黄军中一些士兵也纷纷倒戈投向起义军,第三天队伍已发展到三十个大队,近两万人。
此时王思玷头脑中的一腔热血,已平静许多。他发现起义军中人员成分太复杂,他建议袁永平就地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筹集粮饷,却遭到袁永平的拒绝。
势如破竹的袁永平率部在农历八月十七日拂晓逼近临沂城。正准备下令攻城,忽然城门大开,走出一支四十多人的军队,为首的打着一面大旗,上书“欢迎袁刘大军进城”。袁、刘二人认定是向城一战镇服敌军的结果。
此时,王思玷更为理智地劝阻:“暂驻城外,以观虚实。”袁永平固执己见,遂下令进城。进得城后王思玷再次进言:“有备无患,应先将王部的枪支收缴起来,人员予以‘整编’。”袁永平却坚持兴仁义之师,攻心为上。
把生命移植在众生的心灵
起义军人员成分复杂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大部分未经整训的农民进城后,衣着穿戴随便,有的斑驳不堪。没有见过城市繁华的士兵们,仨仨俩俩东走走西逛逛,还有的蹲在城墙下聊天晒太阳、捉虱子、挠痒痒,更显得无组织、无纪律。
又因没有粮草,孤军深入,加上有人到开封领取军费后逃亡,部队失去供应。敌人侦悉这些弱点后,便暗地勾结驻扎在苏北的军队,内外夹击。起义军仓促应战,进城十二天后,便被打出城来。
王思玷随起义军撤出临沂城,辗转北上。至十一月到沂水县界湖镇(今沂南县城),袁永平派员与庄主申述供给事宜时,不仅遭到拒绝,还被詈骂为匪,双方发生激战,均伤亡惨重。不久,北伐军停止北上,起义军陷入孤境,军心涣散,逃匿者甚多。
1926年3月,春荒严重。袁永平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向当时北洋政府的沂州镇守使翟文林投降,被编为第三支队,袁永平为支队司令,驻守青驼寺(今属沂南县)。同年七月,翟文林设计诱杀袁永平。
袁永平被杀害后,枭首示众于临沂城南门城头。群龙无首,士气自此一落千丈,王思玷只好带着一部分残兵,转战数月,想回兰陵一带潜伏,待机再起。当行军至兰陵东北的车辋镇孔庄时,他想起了同学杜若堂住在孔庄。
于是,王思玷便只身到孔庄,想会见杜某,目的是借同学关系,为部队找点吃的。哪知地主武装守住寨门,不让进村。他递了张名片去,杜若堂一看是“王思玷”,便说:“我的同学是王思璜,这是王思玷,可能冒充!”实际上,他是知道王思玷是谁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想撇清与王思玷的关系。
由于杜若堂未能爽快地接见王思玷,孔庄这个土围子里更反动的地主,便认为他是冒充的奸细。待王思玷出门往回走时,有人在庄子里往他背后放冷枪,毫无提防的他应声倒下。
“大约是192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全家逃亡回来。一些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内院里婶母抱着小妹妹哀声痛哭,母亲在一旁落泪。我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们。不一会,我父亲从客屋里出来,一声不响地把我领进屋,脱下我的帽子,用黑墨把我帽顶的红疙瘩染黑。一上来,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叔父牺牲了。我家去收拾尸体时,看到他的白褂被血染红了。”王纶和曾回忆道。
在王毓龙的指引下,记者拜谒位于兰陵镇南3华里的王思玷墓。在一片茂盛得迈不开脚的麦田里,王思玷长眠于此。在王思玷的心里,死亡并不可怕。正如他写的散文诗《希望》——
我的希望告诉我说:“不要美酒,不要少年,只要你在你的通常的竖行的生命之系上,扯出一些横行的长线。要你在你的美丽的横线上,生长你的儿孙。要你把你的生命,从你的本体中,移植在众生的心灵。要你能使一切众生永远地为你讴歌生命!”
近一百年前,兰陵人王思玷凭借七篇短篇小说,让茅盾惊为“彗星”。本来可以成为伟大小说家的他,为了追求民众的解放,果断弃笔从戎,成为“一粒子弹”,响应北伐起义,最后杀身成仁,如彗星滑落在新文化运动的星空里。
□ 本报记者 卢昱
茅盾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曾说,倘若将1921年当作一条界线,在此之后,已有了新东西。“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使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
被茅盾惊为“彗星”的作者,便是来自兰陵镇的王思玷。“在1924年以后就不见他了。他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提起了。”
那时的王思玷,在临沂县兰陵镇当小学老师。今年的谷雨前一天,记者来到兰陵镇,寻访王思玷的旧迹。村里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瓜秧豆苗,顺着气温爬来。田野里,青草长在低洼处,鲜鲜嫩嫩,不高不矮,刚好够着老牛的舌头。布谷鸟一开嗓,天晴似洗。在镇驻地西的小郭山东麓,王思玷的雕塑面东而立,望着养育他文学与革命思想的这方土地……
“把文化的命脉接通了”
如今的兰陵镇,依稀能看到当年规划的痕迹,悠长的小巷错落有致地沿着两条中心街铺展开来。中心街的交叉点处,地势最高,镇子像在平缓的龟壳上似的,聚而不散。兰陵镇的王氏家族早在明末清初便昌盛起来。有清一代,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书香,至今依然。
在中心街交叉点的西南方向,便是王思玷的故居。1895年,王思玷在此出生。“王思玷是我的二爷爷,我的爷爷王思璞是老大,三爷爷叫王思瑕。那时候俺们家在兰陵镇是不算特别富裕的地主,有二三百亩地。”在王思玷故居的原址前,王思玷的侄孙77岁的王毓龙介绍着家史。
当年的四合院是镇上为数不多的旧迹,如今已被新房蚕食,只剩下后半截东侧的小房。小院内的大梧桐树挂满白花,爬山虎在青砖的缝隙中吐出新叶,门前散落的门石和碌碡满是皱纹。
著名学者王鼎钧也是兰陵人,他认为,在兰陵的千门万户中,如王氏三兄弟一般取名的仅此一家。“单看名字可以猜出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习惯,‘思’字下面这个字该是精致华贵、富丽堂皇之物,他们三兄弟不然,一个想的是‘璞’,璞,原始石头也；一个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点也；一个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他们想的是真诚的品德和行为上的过失。”
更不一般的,是王氏兄弟审时度势的气魄。王氏三兄弟靠着还算殷实的家境,外出求学。他们本是到南京学如何修铁路,毕业后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当他们看到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将、吃花酒,替上司弄红包、背黑锅。这兄弟们一看,算了吧,不如回家办个小学。
在近一百年前,想在兰陵建立倡导新式教育的小学,并非易事。“进了洋学堂,忘了爹和娘”的风言风语在不大的镇子上流传开来。饶是如此,王氏兄弟还是决定建小学。“这个决定何等了得,弟兄俩承先启后,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王鼎钧如是评价。
1920年,在其他进步族人的帮扶下,王氏兄弟把小学办起来了。通过教学,王思玷兄弟们把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家乡,如注音符号、话剧、木刻,还有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和《阿Q正传》等作品,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
“要和穷人站在一起”
“王思玷老师教国文、图画。”曾在兰陵小学读书的王善才对王思玷印象最深,“因为他最喜欢我和刘民同学。全班就数俺俩穿得孬,都是大人的衣裳改做的,打着补丁。别的同学穿着学生装,大沿帽,带红筋的裤褂。我有时候没钱买石笔,都是他资助我。”
王善才记得,在某个春日课间,王思玷来问:“刘民早上为什么没来上学?”“昨天晚上,刘民的蟋蟀把小官子的蟋蟀咬败了,小官子硬要刘民的蟋蟀。刘民不给他,他就把刘民按倒揍了一顿,把脚揍伤了。”王善才回答道。
王思玷接着问:“刘民挨揍为什么不告诉他爹?”“不敢叫他爹知道。”王善才说道。
王思玷问及原因,王善才说:“刘民家的包子铺搭在小官子家的地方上,怕小官子他爹撵他。刘民他爹要是知道了,还嫌刘民惹事,说不定还揍他一顿呢!他爹问他的脚为啥不敢走路,他说是驴踩的。”
王思玷听完王善才的话,停了一下,让他星期天和刘民一起来学习。“那天早饭后,我和刘民来到学堂办公室,老师见到我们进来,放下笔把我们带到假山上。老师说,你们念过的第一册第一课是个‘人’字,我再重讲一遍。人有穷人、富人,有压迫人的人、有受压迫的人。小官子占着宅子、有钱有势,就能压迫人；刘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更谈不上有势,所以受压迫。全国像刘民这样的人多得很,你们要好好上学,长大了为劳苦大众办事,要和穷人站在一起。”
对财产与阶级的关系,王思玷有着深入思考。1922年,他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离婚与男女的经济平等》一文,用身边的事例来阐述,妇女们欲享受离婚上的利益,当先到男女经济平等的路上走。“我主张的就是教国内的父母们,把所有的财产也分一点给女儿们,和男儿一样。把‘嫁娶’两个字废除了,换上‘结婚’两字。男女结婚之后,也不住在男家,也不住在女家,要他们另住一个双方适宜的地方,凭两姓造出新家庭的符号。”
对大哥家的侄子王纶和,王思玷也灌输“人生来平等”的思想。在得知小王纶和不愿与穷人家的孩子为伍后,他严厉地训斥道:“你为什么不愿和穷人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要有好衣服穿也和你一样干净,你并不比他们高强,你吃的穿的都是他们的父兄劳动创造出来的。”
“当时我父亲还不大懂这话的含义,但他渐渐喜欢和穷苦孩子一起玩了。我二爷爷确实是一个接近劳苦大众的人,家里的几个长工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女佣也是那样关怀,不叫她们干重活。”王毓龙介绍道。
白话文学在生活里
在学生和家人的记忆中,王思玷说话有些口吃,但他的文采却如泉涌。迄今为止,可以找到他最早的发表作品是1921年第9期《学生杂志》上《劳动的趣味》一文——
“这白嫩的菜娃,怎禁得火扇儿来回地扇呢?他们若不得成长,我这天天要吃,天天要穿的光阴拿什么能过得去?浇!打水浇!
这虽是个劳苦的生活,但不时就可歇好了。要冻饿断了性命,永远续不上。浇!打水浇!
……
待浇完了,劳动的不快活,也完全过去了。那时我迎着清缓的凉风,拭却我额上的汗。我看这畦,我看那畦；我晃过来,我晃过去。那些活泼泼的小菜,合成个极大的笑的面孔来欢迎我。那时,我才歇呢。
你看小菜长得这样肥胖,必然要卖许多的金钱。那时我定拿些买果儿给我小孩吃。他若不肯吃,我还得劝着他吃呢。那时我定拿些买衣服给我妻穿上,她若不肯穿,我还得劝着她穿呢。”
王思玷用几句质朴的话语,便勾勒出劳动者的艰辛和乐趣。因为长期在小学教书的缘故,他还在1923年的《儿童世界》杂志上发表童话——《自己的老婆好看家》:
一个礼拜堂里的钟,想到市上去受些快乐,但是没有耳、目、口、鼻去享受。
壶说:“我借嘴给你。”罐子说:“我借鼻子给你。”小车说:“我借耳朵给你。”眼镜说:“我借给你当眼。”
它一时什么都有了,真高兴极了!它想先到大餐馆里去,吃了大餐,再到公园里去闻那些花草的香气,再去剧场里去听戏曲,在上影戏园去看电影。每逢快意的时候,便从腹中发出优美的声音叫好。
谁知壶的嘴,是管出不管入的,不能吃饭；罐的鼻,是只好拴绳子的,不能闻香；小车的耳,是预备着安车轴的,不能听戏；眼镜虽好,离了真眼也看不见电影。
它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它很不高兴地走回来。不提防一块石头碰了它一碰,它就把预备叫好的声音发了出来!于是它叹气说:“外人的帮助,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的老婆好看家’!”
小镜子折射大境界,王思玷善于思考,更善于驾驭文字来表达。记者在三四年来,一直关注并收集王思玷的作品。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微山湖的游记,向青年人普及微山湖的风物；他还写过一篇《秋容会》的文章,生动地介绍抱犊崮下秋容村在重阳节饮酒的习俗。
“王思玷老师不仅自己读,还给学生讲鲁迅、茅盾等新文化先驱的作品。”王善才回忆道。读写一体,相互影响。关于写作,王思玷与大哥王思璞一样,反对闭门造车,认为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里,在个人平时每天所说的话里,不仅如此,还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千里冰封,一阳来复”
王思玷的写作大戏,发端于1921年《小说月报》以“风雨”为话题的征文活动。与城市里擦脂抹粉的鸳鸯蝴蝶相比,他的第一篇小说《风雨之下》,描写一个老农在天灾下的挣扎。
在王思玷提笔创作时,距离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才四年,“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五四”运动才刚刚发生,许多小说家还不曾崭露头角。“他居然能把短篇小说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使节奏的流动、情节的开阖、情感的起伏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惊叹他的天才!”对于王思玷的作品,王鼎钧如是评价。
英雄所见略同。难怪《小说月报》作为当年小说作者的龙门,茅盾先生以小说祭酒之尊来此掌门,在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人的情况下,来稿七篇一一刊出,采用率百分之百。
王思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其他六篇小说,依次是:《偏枯》——泥瓦匠因为瘫痪,不得不出卖儿女的故事；《刘并》——庄稼人受地痞欺负,无处申诉的故事；《归来》——“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瘟疫》——描写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入骨的恐惧；《一粒子弹》——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的下场；《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中醒来。
这七篇小说,题材都来自触目所及的现实,透过精细的观察而取得,摒弃了玄想梦幻；小说的语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朴实真挚,不卖弄修辞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王思玷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却以无限的关怀描写贫苦农民的痛苦。
“他苍劲似鲁迅,沉实似茅盾。”王鼎钧高度评价王思玷的作品,“《瘟疫》一篇显示他能写讽刺喜剧,《偏枯》《刘并》《几封用S署名的信》,都在结尾处显露冷酷中的人情、绝望中的转机以及最后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阳来复,不似后来某些作品之赶尽杀绝、决裂到底。”
在王思玷的代表作《偏枯》中,他先用电影镜头由远及近的全景描写以古树和古寺作背景的农家小院,而后是中近景的局部环境描写院中屋内的摆设,其中穿插着人物活动和表情的特写镜头和中近景镜头的切换,结尾又回到全景镜头的环境描写:
“这时的太阳,将要沉下去了。大白果树上,满含着迷漫的春烟。金日脚从大殿的红山墙映到小院子里,像一片血雾。人们愁惨的面庞,都像浴在血里。这时外面忽然又有一套脚步声,想是和尚来了。”
《偏枯》深深打动着它的读者。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序言里以一万九千字推介入选作品,王思玷占了一千多字。而他对《偏枯》的解读,更是锦上添花:
《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
有分析家认为,《偏枯》中的场景以兰陵镇北大寺为原型,主人公刘四灰色寒伧的农家小屋便是靠着佛寺的院墙而盖。顺着王毓龙的指引,记者找到早已被夷为平地的北大寺遗迹,在一片烂尾的沿街楼后,小麦和油菜盎然而生,碎青砖块儿和青石散落其间。
遗迹中,小说里那殿前顶着朵朵如花的嫩芽的大银杏树们,如今只剩下一棵。葱郁的银杏树,树下横摆着十多个铁皮小佛屋,有当地一对年轻夫妻在磕头烧香。只是再也见不到那用玉米秫秸夹成的篱墙,用土坯垒就的小小的窗洞,砌在窗前石台下的鸡窠,滋养一方水土的小石磨,乌黑溜圆的烙煎饼的鏊子,女主人手中打着的草苫子……
起义军中的“一粒子弹”
在小说《一粒子弹》中,王思玷写道:“这个兵的意思,就是器械——就是长官的刀枪,老实说,就是一粒子弹。”“人生的蜡烛,总要站在人群经过的通衢上,不要送入风雨的场所。”“‘一粒子弹’这四个字,却不停地在我的心上镂凿起来,把我无主意的心,镂凿成四个无底的空洞。”
在王思玷笔下,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不过是一粒子弹,如果希冀借此升官发财,那更应警醒。而本来可以成为伟大小说家的王思玷,虽不指望升官发财,但为了追求民众的解放,他也果断弃笔从戎,成为“一粒子弹”,响应北伐军起义。
对时事关注之深刻,对民族危难之痛彻,对百姓愚昧之呐喊,在王思玷1922年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苦命的山东》一诗中,可以管中窥豹。他写道:“灶下已起热烈的火焰,群蚁还争食釜内的余屑。鹰鸷已弄爪于空中,黄雀还安享地下之遗穗。唉!……他们是醉了!……梦了!……万能的上帝呀!……唤醒他们吧!”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兰陵小镇,激起广大人民(包括地主)的爱国热潮。当时的兰陵小学,是为“五卅”惨案发起募捐的兰陵一带的大本营。王思玷积极奔走,四处募捐。
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正在酝酿北上讨伐直奉军阀。王思玷的好友、枣庄底阁镇的袁永平得知后,立即联系临沂的同盟会会员。在王思玷的宅子里,众人商定,分头在兰陵、郯城两地发动农民组织武装红枪会。条件成熟后,双方约定当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举兵起义,会师兰陵。
1925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一早,袁永平在兰陵镇西南7公里外的底阁镇,举起起义大旗,响应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半天时间聚集了五千多人。午后召开誓师大会,袁永平被推为起义军司令,王思玷任参谋长兼秘书。第二天,袁、刘二军拥军北上。从兰陵至向城二十五华里的道路两旁,插满了乡亲们自制的欢迎彩旗,挤满了送行人群。沿途有许多家长送子参加这支队伍,去打掳掠成性的北洋军阀。
待队伍开到向城,突遭张宗昌的部下黄凤岐旅的阻击。这支队伍虽然刚刚诞生,但士气高昂。战斗一打响,人人奋不顾身。不到一个时辰,黄军全线崩溃,仓皇逃窜。向城一战缴获一千多支枪,军威大震,附近一大批农民青年又投入军中。黄军中一些士兵也纷纷倒戈投向起义军,第三天队伍已发展到三十个大队,近两万人。
此时王思玷头脑中的一腔热血,已平静许多。他发现起义军中人员成分太复杂,他建议袁永平就地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筹集粮饷,却遭到袁永平的拒绝。
势如破竹的袁永平率部在农历八月十七日拂晓逼近临沂城。正准备下令攻城,忽然城门大开,走出一支四十多人的军队,为首的打着一面大旗,上书“欢迎袁刘大军进城”。袁、刘二人认定是向城一战镇服敌军的结果。
此时,王思玷更为理智地劝阻:“暂驻城外,以观虚实。”袁永平固执己见,遂下令进城。进得城后王思玷再次进言:“有备无患,应先将王部的枪支收缴起来,人员予以‘整编’。”袁永平却坚持兴仁义之师,攻心为上。
把生命移植在众生的心灵
起义军人员成分复杂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大部分未经整训的农民进城后,衣着穿戴随便,有的斑驳不堪。没有见过城市繁华的士兵们,仨仨俩俩东走走西逛逛,还有的蹲在城墙下聊天晒太阳、捉虱子、挠痒痒,更显得无组织、无纪律。
又因没有粮草,孤军深入,加上有人到开封领取军费后逃亡,部队失去供应。敌人侦悉这些弱点后,便暗地勾结驻扎在苏北的军队,内外夹击。起义军仓促应战,进城十二天后,便被打出城来。
王思玷随起义军撤出临沂城,辗转北上。至十一月到沂水县界湖镇(今沂南县城),袁永平派员与庄主申述供给事宜时,不仅遭到拒绝,还被詈骂为匪,双方发生激战,均伤亡惨重。不久,北伐军停止北上,起义军陷入孤境,军心涣散,逃匿者甚多。
1926年3月,春荒严重。袁永平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向当时北洋政府的沂州镇守使翟文林投降,被编为第三支队,袁永平为支队司令,驻守青驼寺(今属沂南县)。同年七月,翟文林设计诱杀袁永平。
袁永平被杀害后,枭首示众于临沂城南门城头。群龙无首,士气自此一落千丈,王思玷只好带着一部分残兵,转战数月,想回兰陵一带潜伏,待机再起。当行军至兰陵东北的车辋镇孔庄时,他想起了同学杜若堂住在孔庄。
于是,王思玷便只身到孔庄,想会见杜某,目的是借同学关系,为部队找点吃的。哪知地主武装守住寨门,不让进村。他递了张名片去,杜若堂一看是“王思玷”,便说:“我的同学是王思璜,这是王思玷,可能冒充!”实际上,他是知道王思玷是谁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想撇清与王思玷的关系。
由于杜若堂未能爽快地接见王思玷,孔庄这个土围子里更反动的地主,便认为他是冒充的奸细。待王思玷出门往回走时,有人在庄子里往他背后放冷枪,毫无提防的他应声倒下。
“大约是192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全家逃亡回来。一些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内院里婶母抱着小妹妹哀声痛哭,母亲在一旁落泪。我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们。不一会,我父亲从客屋里出来,一声不响地把我领进屋,脱下我的帽子,用黑墨把我帽顶的红疙瘩染黑。一上来,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叔父牺牲了。我家去收拾尸体时,看到他的白褂被血染红了。”王纶和曾回忆道。
在王毓龙的指引下,记者拜谒位于兰陵镇南3华里的王思玷墓。在一片茂盛得迈不开脚的麦田里,王思玷长眠于此。在王思玷的心里,死亡并不可怕。正如他写的散文诗《希望》——
我的希望告诉我说:“不要美酒,不要少年,只要你在你的通常的竖行的生命之系上,扯出一些横行的长线。要你在你的美丽的横线上,生长你的儿孙。要你把你的生命,从你的本体中,移植在众生的心灵。要你能使一切众生永远地为你讴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