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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过去我们更多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只有在更深层次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才能真正完整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当代中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关键,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而这一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长期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只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忽视了它与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化的时候,中国刚刚推翻皇权专制主义统治,面临着“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任务,因而当时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的思想,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这一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寻求融合。
促使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局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开始反思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并对之有了更为冷静、理智的态度。这种反思和重新认识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指“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应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文化“土壤”的内核是儒家的道德主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从思想文化上看,理应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融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局限。今天看来,这种融合不仅必要,而且事关重大,因为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中国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才是本原意义上的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框架性的,并没有使这种构想具体化为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吸取滋养来使之丰满和完善并可以践行。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融合起来,使这种融合的成果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文化,是我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及作为其核心的社会主义,其主旨就是使人获得解放,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建立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段话是对儒家学说全面而深刻的概括。儒家道德使以前的礼在仁和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三者浑然一体,从而给礼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理论证。儒家还将三者落实到个人、统一于个人,建立了一整套个人修身学说,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从儒家整个道德体系来看,仁是核心,义、礼是实现仁的内在和外在的保证(以义正我,以礼制我)。
仁的主体是人,儒家重视仁实质上是重视作为其主体的人成为仁者,仁、义、礼都指向这一目的,也落实于这一目的,整个儒家道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构建起来的。广义上的仁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为道德之人。在儒家看来,仁者是真正意义的人,也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因此,在儒家那里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人,成仁、成为道德之人与成人是同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成人是儒家道德的旨趣或意旨,而先秦的儒学体系就是旨在成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主旨就是要回答什么样的人才是仁者和怎样才能成为仁者这两个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在深层次上存在着一致性和相通性: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的完善和发展问题,即“成人”的问题；两者都把人的完善和发展看作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两者都认为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这种一致性和相通性,为两者已有的融合和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而融合的目的则主要是批判地从儒家道德主义中吸取基本精神和合理元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和元素在今天看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人要成人,首先必须成为道德之人。人的解放是从受压迫和奴役中解放,不是从道德中解放,道德可能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的力量,但那种道德是异化了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人生活的智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这样的道德内涵正是儒家道德主义所阐明的。批判地吸取儒家的这些道德内涵,我们就不仅要强调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且要重视一个人要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之人,首先必须是道德之人。只有成为道德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成为了道德之人、自由之人,一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人的禀赋不同,人的发展因而会存在着差异,需要给人们指出发展的阶梯。儒家道德虽然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充分考虑到了人禀赋差异,将理想人格划分为君子、豪杰、圣人等不同层次。借鉴儒家的这一思想,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相应划分为,作为基本层次的“道德之人”、中间层次的“自由之人”和高级层次的“全面发展之人”三个层次。 “道德之人”是每一个人都应成为的人,“自由之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道德之人,而“全面发展之人”是在人格各方面得到充分发展,以至达到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自由之人,这种最高境界通常只有成熟的人通过长期修养才能达到。
一个人要“成人”,关键在于自己的修养。“成人”,不管是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还是成为圣人或君子,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最终也不能靠教育,而要靠自己的修养。儒家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极其重视修身,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如“慎独”、“致良知”、“知行合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这些路径和方法大多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需要吸取这些合理内容,为人们成就“全面而自由发展”之人提供基本遵循。
个人“成人”需要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培育,而各种共同体只有由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构成才能达到和谐和完善,两者处于相互生成、良性互动之中。儒家道德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对于人生存和“成人”的意义,将家与国、天下联系起来。我们要弘扬这种家国情怀,在肯定共同体本质上应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们生活共同体的各种类型和不同意义,尤其要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作用。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过去我们更多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只有在更深层次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才能真正完整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当代中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关键,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而这一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长期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只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忽视了它与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化的时候,中国刚刚推翻皇权专制主义统治,面临着“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任务,因而当时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的思想,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这一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寻求融合。
促使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局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开始反思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并对之有了更为冷静、理智的态度。这种反思和重新认识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指“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应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文化“土壤”的内核是儒家的道德主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从思想文化上看,理应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融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局限。今天看来,这种融合不仅必要,而且事关重大,因为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中国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才是本原意义上的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框架性的,并没有使这种构想具体化为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吸取滋养来使之丰满和完善并可以践行。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融合起来,使这种融合的成果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文化,是我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及作为其核心的社会主义,其主旨就是使人获得解放,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建立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段话是对儒家学说全面而深刻的概括。儒家道德使以前的礼在仁和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三者浑然一体,从而给礼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理论证。儒家还将三者落实到个人、统一于个人,建立了一整套个人修身学说,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从儒家整个道德体系来看,仁是核心,义、礼是实现仁的内在和外在的保证(以义正我,以礼制我)。
仁的主体是人,儒家重视仁实质上是重视作为其主体的人成为仁者,仁、义、礼都指向这一目的,也落实于这一目的,整个儒家道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构建起来的。广义上的仁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为道德之人。在儒家看来,仁者是真正意义的人,也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因此,在儒家那里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人,成仁、成为道德之人与成人是同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成人是儒家道德的旨趣或意旨,而先秦的儒学体系就是旨在成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主旨就是要回答什么样的人才是仁者和怎样才能成为仁者这两个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在深层次上存在着一致性和相通性: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的完善和发展问题,即“成人”的问题；两者都把人的完善和发展看作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两者都认为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这种一致性和相通性,为两者已有的融合和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而融合的目的则主要是批判地从儒家道德主义中吸取基本精神和合理元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和元素在今天看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人要成人,首先必须成为道德之人。人的解放是从受压迫和奴役中解放,不是从道德中解放,道德可能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的力量,但那种道德是异化了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人生活的智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这样的道德内涵正是儒家道德主义所阐明的。批判地吸取儒家的这些道德内涵,我们就不仅要强调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且要重视一个人要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之人,首先必须是道德之人。只有成为道德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成为了道德之人、自由之人,一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人的禀赋不同,人的发展因而会存在着差异,需要给人们指出发展的阶梯。儒家道德虽然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充分考虑到了人禀赋差异,将理想人格划分为君子、豪杰、圣人等不同层次。借鉴儒家的这一思想,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相应划分为,作为基本层次的“道德之人”、中间层次的“自由之人”和高级层次的“全面发展之人”三个层次。 “道德之人”是每一个人都应成为的人,“自由之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道德之人,而“全面发展之人”是在人格各方面得到充分发展,以至达到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自由之人,这种最高境界通常只有成熟的人通过长期修养才能达到。
一个人要“成人”,关键在于自己的修养。“成人”,不管是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还是成为圣人或君子,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最终也不能靠教育,而要靠自己的修养。儒家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极其重视修身,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如“慎独”、“致良知”、“知行合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这些路径和方法大多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需要吸取这些合理内容,为人们成就“全面而自由发展”之人提供基本遵循。
个人“成人”需要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培育,而各种共同体只有由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构成才能达到和谐和完善,两者处于相互生成、良性互动之中。儒家道德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对于人生存和“成人”的意义,将家与国、天下联系起来。我们要弘扬这种家国情怀,在肯定共同体本质上应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们生活共同体的各种类型和不同意义,尤其要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作用。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