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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吕宁思 译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
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
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