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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斌
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陈独秀、李大钊们才真正明白了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
近代以降,特别进入民国,“西方”俨然化为一个国人心头爱恨交织的强势词汇,驱之不能,学之且难。然1918年却成中国人重新审视西方尤其欧洲文明的拐点。是年年底,梁启超赴欧参加巴黎和会。沿途梁氏穿过欧洲诸国,与随行记者一道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西部战场、莱茵河右岸、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足迹遍及比、荷、瑞、意、德等国,可谓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返国后,梁迅即提笔写下《欧游心影录》这一篇反省欧战的长文。
于此文中,梁结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认定“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既然欧洲文明已遭破产,如何涅槃重生,药方何在?梁指出,其实“众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良剂却在“灯火阑珊处”,即中国的“孔老墨三位大圣”。于是他文末呼吁:“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梁氏此番言论,折射出其积极反思现代性之文化自觉。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8世纪以降的欧洲,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工业化浪潮汹涌,理性主义凯歌猛进。也因是之故,人们一味追求现代性,迷信科学与理性万能,渐成了普遍的社会思潮。但欧战的惨绝人寰,却又令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正基于这种亲身观感,梁主张须重新审视自晚清以来不断推崇的所谓“西方”。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正在国内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评判的态度”也应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其二,反对“科学万能”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亦即“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其三,切勿一味追慕西方,主动提高自身文化力,“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梁对时局变换、潮流更迭之敏感确异于常人,故梁漱溟赞叹“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其“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
然此际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认为须反思现代性。比如系统接受英美教育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便执着于对现代性之追求,认为欧战并非引来世界思潮的巨大变更。甚至胡、丁诸位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其实不过是“谣言”而已。“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然而“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反观梁氏提倡的东方文明,“其实呢,这是活死人的文明,这是懒鬼的文明”,“这种文明其实只是一种下贱的唯物的文明”。可知虽同倡扬新文化,但梁、胡等人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已呈大相异趣、针锋相对之态势。
与此同时,彼时思想界在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一种新的重要动向正潜滋暗长,呼之欲出。这便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起初亦深刻反思现代性,倡导文化调和与融汇。不过随着认识之深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们终皈依马克思主义。
以往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往往容易将其简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概括固然不错,但难以揭示当时思想界之丰富性。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我们不妨喻之为“倒放电影”。“倒放电影”手法之优点,在于结局早已知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彼时事件亲历者未能措意之关键处。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重要的发展,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但此手法亦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这样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熹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况且“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研究者常为避免枝蔓,勇于剔除那些与主题看似关系不大的史料,结果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但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毕竟如此裁剪势必遮蔽掉了历史本该有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偶然性。
或许有时候,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明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越看上去有些粗枝大叶甚至不修边幅,其实越能折射出“整体”的时代意谓。作为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皆先期经历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洗礼,这绝非偶然。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他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事实表明,后者正构成了他们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这是历史演进的自身逻辑,亦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陈独秀、李大钊们才真正明白了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
近代以降,特别进入民国,“西方”俨然化为一个国人心头爱恨交织的强势词汇,驱之不能,学之且难。然1918年却成中国人重新审视西方尤其欧洲文明的拐点。是年年底,梁启超赴欧参加巴黎和会。沿途梁氏穿过欧洲诸国,与随行记者一道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西部战场、莱茵河右岸、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足迹遍及比、荷、瑞、意、德等国,可谓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返国后,梁迅即提笔写下《欧游心影录》这一篇反省欧战的长文。
于此文中,梁结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认定“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既然欧洲文明已遭破产,如何涅槃重生,药方何在?梁指出,其实“众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良剂却在“灯火阑珊处”,即中国的“孔老墨三位大圣”。于是他文末呼吁:“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梁氏此番言论,折射出其积极反思现代性之文化自觉。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8世纪以降的欧洲,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工业化浪潮汹涌,理性主义凯歌猛进。也因是之故,人们一味追求现代性,迷信科学与理性万能,渐成了普遍的社会思潮。但欧战的惨绝人寰,却又令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正基于这种亲身观感,梁主张须重新审视自晚清以来不断推崇的所谓“西方”。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正在国内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评判的态度”也应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其二,反对“科学万能”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亦即“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其三,切勿一味追慕西方,主动提高自身文化力,“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梁对时局变换、潮流更迭之敏感确异于常人,故梁漱溟赞叹“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其“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
然此际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认为须反思现代性。比如系统接受英美教育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便执着于对现代性之追求,认为欧战并非引来世界思潮的巨大变更。甚至胡、丁诸位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其实不过是“谣言”而已。“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然而“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反观梁氏提倡的东方文明,“其实呢,这是活死人的文明,这是懒鬼的文明”,“这种文明其实只是一种下贱的唯物的文明”。可知虽同倡扬新文化,但梁、胡等人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已呈大相异趣、针锋相对之态势。
与此同时,彼时思想界在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一种新的重要动向正潜滋暗长,呼之欲出。这便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起初亦深刻反思现代性,倡导文化调和与融汇。不过随着认识之深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们终皈依马克思主义。
以往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往往容易将其简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概括固然不错,但难以揭示当时思想界之丰富性。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我们不妨喻之为“倒放电影”。“倒放电影”手法之优点,在于结局早已知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彼时事件亲历者未能措意之关键处。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重要的发展,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但此手法亦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这样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熹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况且“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研究者常为避免枝蔓,勇于剔除那些与主题看似关系不大的史料,结果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但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毕竟如此裁剪势必遮蔽掉了历史本该有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偶然性。
或许有时候,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明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越看上去有些粗枝大叶甚至不修边幅,其实越能折射出“整体”的时代意谓。作为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皆先期经历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洗礼,这绝非偶然。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他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事实表明,后者正构成了他们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这是历史演进的自身逻辑,亦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