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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在今年的G7峰会上,安倍的表现与往年不同,摆出了一副要当主角的架势,其背景支撑无外乎有三点:一是俄罗斯自去年被抵制后,今年仍无缘登场；二是美国要从“世界警察岗楼”下台阶,国际秩序将无人维持；三是美欧经济仍很脆弱,而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正增长。由此,安倍似乎决心要在G7启动40周年之际,客串一把主演。
安倍要演的角色,似乎是自己事先写好了脚本、并试图要自编自导,而完全忘记了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客串角色。
首先,安倍给自己定了个基调,就是要利用G7舞台牵制中国。主要台词就是三句半:一句是中国主导亚投行挑战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二句是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修建“海砂长城”,“用实力改变现状”,三句是推进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秩序(TPP)、气候秩序(COP21)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另半句就是“牵制”。
其次,安倍不断抢话筒,争取早发言。一开场,他就主动举手要求发言,率先介绍“三大礼物”,一是准备好了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施高标准、高质量、高环保的项目,吊各方胃口；二是主张推进TPP,主导发达国家统领的世界贸易秩序；三是着眼法国巴黎气候谈判大会,拿出日本的减排方案,炫耀不逊色于美欧,表示要支持气候秩序建设。同时声称,要将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系列,为西方开辟新的环保市场当先锋。
为了获得更多的表演机会,在参会前,安倍先跑到乌克兰客串协调人,为当主演热身,试图在美欧俄之间耍小聪明。而安倍的心思,早已被美欧看个底掉。作为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过安倍的话茬,称关于亚投行,“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留给明年日本做东道主时讨论吧”,同时主动提出“海上争端,需用法律方式,和平解决”,刺激安倍把美国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安倍自认为获得了表演机会,竟然真的替美国当了枪。
实际上,安倍的表演并未给日本赢得利益。在世界经济问题上,特别是关于美国加息预期下的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这一日本焦急的问题,不仅G7财长会议没达成“协调”,首脑宣言更是“只字未提”。而当前日元贬值接近临界点,直接关乎日本央行为量宽而买进的250余万亿日元的日本国债的价值。如果日本国债因美国的金融政策变动而打折,那么将意味着日本的国富打水漂。汇率历来是国际政治问题。当前的日元汇率已上升为日美政治问题。而美国用新的防卫指针将日本拖入全球安保体系后,并没有表现解救日本国债的意愿,足见日美政治、安保背后的货币矛盾。
早在40年前的1975年,西方世界在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异动,且经受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洗礼,经济陷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涨期,同时,美国深陷越战后遗症、美国的强权政治又遭遇“水门事件”的冲击,美国战后首次迎来“示弱期”。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西方首脑商讨世界经济问题,遂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城”召开了西方国家经济首脑会议,之后演变为“G7体制”。显然,40年前,西方首脑是以产油方的前苏联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假想敌”吹响了“集结号”。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迎来“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这被西方盛赞为“历史的终结”。如此,俄罗斯从列席者转为“有限成员”,参与首脑会议,但仍不是“财长会议成员”。如此看,“七国峰会”体制可谓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大本营。
然而,正如西方阵营自己判断的那样,自从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G7体制”事实上已不再具有“协调”各国政策的本事。所谓的“国际协调”,不过是“大伙儿聚一聚,增进理解”的舞台。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整体陷入债务危机,如IMF2009年发表的“世界金融稳定性报告”揭示,仅“次贷危机”就使美欧金融机构损失4.6万亿美元,远超过战后历次危机。“G7体制”不再有克服危机、拉动世界经济还原的能力。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G7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60%-70%,下降到5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减弱。如此,危机后,在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倡议,召开G20会议,形成了应对世界危机,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的“G20体制”。
如此看,“G7体制”40年的历程,可谓是起于西方衰落,经历了世界格局变迁,归结于时代性自身衰落的过程。
而安倍不识历史大格局的巨变,非要扮演与历史风车轮较量的“没落骑士”,可谓不识时务。而其结局,可以预见,必然是客串历史悲剧的角色。
在今年的G7峰会上,安倍的表现与往年不同,摆出了一副要当主角的架势,其背景支撑无外乎有三点:一是俄罗斯自去年被抵制后,今年仍无缘登场；二是美国要从“世界警察岗楼”下台阶,国际秩序将无人维持；三是美欧经济仍很脆弱,而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正增长。由此,安倍似乎决心要在G7启动40周年之际,客串一把主演。
安倍要演的角色,似乎是自己事先写好了脚本、并试图要自编自导,而完全忘记了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客串角色。
首先,安倍给自己定了个基调,就是要利用G7舞台牵制中国。主要台词就是三句半:一句是中国主导亚投行挑战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二句是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修建“海砂长城”,“用实力改变现状”,三句是推进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秩序(TPP)、气候秩序(COP21)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另半句就是“牵制”。
其次,安倍不断抢话筒,争取早发言。一开场,他就主动举手要求发言,率先介绍“三大礼物”,一是准备好了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施高标准、高质量、高环保的项目,吊各方胃口；二是主张推进TPP,主导发达国家统领的世界贸易秩序；三是着眼法国巴黎气候谈判大会,拿出日本的减排方案,炫耀不逊色于美欧,表示要支持气候秩序建设。同时声称,要将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系列,为西方开辟新的环保市场当先锋。
为了获得更多的表演机会,在参会前,安倍先跑到乌克兰客串协调人,为当主演热身,试图在美欧俄之间耍小聪明。而安倍的心思,早已被美欧看个底掉。作为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过安倍的话茬,称关于亚投行,“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留给明年日本做东道主时讨论吧”,同时主动提出“海上争端,需用法律方式,和平解决”,刺激安倍把美国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安倍自认为获得了表演机会,竟然真的替美国当了枪。
实际上,安倍的表演并未给日本赢得利益。在世界经济问题上,特别是关于美国加息预期下的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这一日本焦急的问题,不仅G7财长会议没达成“协调”,首脑宣言更是“只字未提”。而当前日元贬值接近临界点,直接关乎日本央行为量宽而买进的250余万亿日元的日本国债的价值。如果日本国债因美国的金融政策变动而打折,那么将意味着日本的国富打水漂。汇率历来是国际政治问题。当前的日元汇率已上升为日美政治问题。而美国用新的防卫指针将日本拖入全球安保体系后,并没有表现解救日本国债的意愿,足见日美政治、安保背后的货币矛盾。
早在40年前的1975年,西方世界在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异动,且经受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洗礼,经济陷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涨期,同时,美国深陷越战后遗症、美国的强权政治又遭遇“水门事件”的冲击,美国战后首次迎来“示弱期”。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西方首脑商讨世界经济问题,遂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城”召开了西方国家经济首脑会议,之后演变为“G7体制”。显然,40年前,西方首脑是以产油方的前苏联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假想敌”吹响了“集结号”。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迎来“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这被西方盛赞为“历史的终结”。如此,俄罗斯从列席者转为“有限成员”,参与首脑会议,但仍不是“财长会议成员”。如此看,“七国峰会”体制可谓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大本营。
然而,正如西方阵营自己判断的那样,自从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G7体制”事实上已不再具有“协调”各国政策的本事。所谓的“国际协调”,不过是“大伙儿聚一聚,增进理解”的舞台。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整体陷入债务危机,如IMF2009年发表的“世界金融稳定性报告”揭示,仅“次贷危机”就使美欧金融机构损失4.6万亿美元,远超过战后历次危机。“G7体制”不再有克服危机、拉动世界经济还原的能力。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G7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60%-70%,下降到5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减弱。如此,危机后,在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倡议,召开G20会议,形成了应对世界危机,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的“G20体制”。
如此看,“G7体制”40年的历程,可谓是起于西方衰落,经历了世界格局变迁,归结于时代性自身衰落的过程。
而安倍不识历史大格局的巨变,非要扮演与历史风车轮较量的“没落骑士”,可谓不识时务。而其结局,可以预见,必然是客串历史悲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