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要讲计划、讲预备。我们只晓得胡干。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干到哪儿算哪儿。等你计划预备好了再干,人民都饿死了,国家也亡掉了!”冯玉祥哭朱庆澜:“每次听到有问题,总说救国最要紧……我说他瘦了,他说不要紧。我说怕是生活太艰苦,他说看看一般老百姓。大仁大义,一片慈心。”
朱庆澜:只知有国,不知有身
2015-01-23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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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澜将军与他给长城抗战的题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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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澜题“太白读书处”碑 |
□ 本报记者 卢昱
2015年1月20日,农历腊月第一天。
在济南城区西北郊的匡山上,一块大石碑静静地矗立着。从山南麓拾阶而上,抬头便见这块正中刻有“太白读书处”五个红漆大字的石碑,字体雄健秀润。走近一看,落款为“甲子中秋朱庆澜”。在这座海拔96米的石山里,大如屋、小如卵的石林中,唯有它镌刻着文字。
雪泥留鸿爪。在匡山锻炼的附近居民,大都知道这块碑有90年历史,书丹者“朱庆澜”是从这块热土走出去的将军。他奔走东西,戎马南北,之后行施慈善,募捐来的一块块铜板变成一颗颗子弹,卡到义勇军之枪膛,射向日本侵略军……
青年人多干点呗
“我爷爷5岁丧父,14岁丧母,家道中落,只能粗读文字。后来完全靠勤学苦练,书法自成一家,是我们这代人所望尘莫及的。”朱庆澜的嫡孙朱汉介绍道。
1874年3月,朱庆澜出生在济南历城县。“我的祖父朱锦堂56岁时,得了我父亲,十分高兴,给起名‘长福’。祖父壮年时期,由于战乱,离开家乡绍兴,到济南府历城县当刑名小吏,因颠沛流离,积劳成疾,62岁就病故了。我祖母董氏也因为生活艰苦,贫病交加,34岁就去世了。”朱庆澜的女儿朱德君曾回忆道。
“我父亲常对我说,母教重如山,我祖母教子很严。她身体不好,因腹泻没钱看病,邻居有好心人借烟灯及烟枪,并送一鸦片烟炮,说治拉肚子。后来果然见效,以后一腹泻,她就抽两口。我父亲觉得好玩,又愿闻烟味。祖母抽烟时,他就躺对面嗅,把我祖母惹生气了。她把烟灯送回,烟枪扔掉,禁止鸦片进家门,即使自己犯病也不再抽鸦片,并垂泪向我父亲说,抽上鸦片,人就没有上进心,健壮身体变成病弱的废人。我父亲长跪受教,并答应一生不抽鸦片。”朱德君回忆说。
“除了不准抽鸦片,还有两件事我父亲谨遵母命,终生遵守:一是我祖母摔碎他的金鱼缸,开笼放飞他养的鸟,教育他清贫之家不能学富家子弟游手好闲的玩艺儿；二是禁止他赌博,把他的纸牌烧掉。我父亲每提到祖母一生艰辛,早早地去世,极感悲戚。”朱德君介绍道。
转眼间,“朱长福”长到17岁,身材高大,健壮魁梧。经乡邻介绍,他到黄河水利工程当一名挑土工人。有—天,天起大风,黄沙漫漫,水浪急涌。因到下工时间,工头和大部分工人已回家,只剩下朱长福及少数青年工人在挑土。
这时来了一伙人,据说是从北京来检查河工的官员。为首的官员穿戴阔绰,他看工人很少,负责人又找不到,便喊人来答话。正好朱长福离得近,便被唤去答话。官员问:“办事人哪去了,咋就有你们几个青年人?”
朱长福答:“已到下工点了,他们回家了。我们是青年人,多干点呗!”
官员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了?”
朱长福回:“17,姓朱,小名叫‘长福’。”
官员说:“你长大了,该有个大名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以治理黄河为由,起名‘庆澜’,取‘吉庆安澜’之意。”官员对朱长福颇有好感,给他十几两银子做路费,嘱咐他过些时间去北京找他,他给安置一个报效国家的差事。
“这次机遇没能把握。因为家里有欠债,官员给的银两,被逼债的拿去。我父亲对此感到懊恼。乡邻们便劝他,身体这般健壮魁梧,应该去投军,将来立个功,也能有一官半职。”朱德君介绍道,朱庆澜便随友人离家赴东北,投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以“庆澜”为名以资纪念。
参军后的朱庆澜因为作战勇敢,吃苦耐劳,深受赵尔巽赏识,历任要职。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他随之入川。武昌起义时,他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
“1912年3月,朱庆澜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1914年6月改任黑龙江将军,至1916年5月止。在黑龙江掌握大权四年,政绩斐然,却不妄取分文。离任时他两袖清风,骑马挎刀带一个随从,清清白白而去,传为美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学继介绍道。
“1916年7月,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上任后,他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并将省长警卫军20营兵力交给孙中山。从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才有了自己的正规武装。辞去广东省长后,他应江苏省长王瑚邀请,到苏北盐碱荒滩创办华成泰和股份有限公司,将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安顿下两万余农户。抗战期间,该公司在盐城一带曾为新四军抗战作出贡献。”张学继介绍道。
给他几十个水饺就高兴
1922年夏,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南通乘船到上海。此次旅途,他生平首次遇见朱庆澜。
“说着一口山东话的大汉,乌黑的头发,脸上没有一点皱纹,大约岁数不过30岁左右。”这是丁文江对朱庆澜的第一印象。
同行一位熟人和这位大汉站着谈天,丁文江也走过去,向大汉请教姓名。大汉回复说,“姓朱。”“台甫呢?”“子桥。”
丁文江才恍然大悟,这大汉果然是朱庆澜将军,但在灯光底下细看他的面目,实在比自己年轻。一问岁数,朱庆澜已49岁,比丁文江还大13岁!
困顿不堪的丁文江上船后,躺下大睡。等他醒转过来,看见朱庆澜还在站着和人谈天。“原来他遇见一位四川军官,是他的旧部。他非常高兴,问长问短,不但没有睡,而且没有坐。开饭时,他一口气吃了四碗,吃完继续谈。一直等到天将晚了,船到上海,他始终没有一点倦容。船一到岸也没有看见有人来接。他一个人提着两个沉重的大皮包下船了。”丁文江回忆道。
当年冬天,丁文江到沈阳考察。此时的朱庆澜经孙中山推荐,被张作霖任命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恰巧驻扎沈阳。见面之后,朱庆澜很高兴,约丁文江去逛清北陵。“十二月的天气,温度在零下十几度,还刮着大西北风。我穿皮大衣还觉得很冷,他着的是夹呢军服,上面只披着一件夹外套。他下了汽车,各处飞跑,没有一点瑟缩。”丁文江回忆说。
等从清北陵回市区已天黑,丁文江到朋友家吃晚饭。主人听说丁文江跟朱庆澜去逛清北陵,大笑道:“你遇见这位先生,真是晦气。请问这种天气,除了他还有谁会想到逛北陵?他是老前辈,凡有宴会,人家不好意思不请他。他又每请必到,到了以后,穿起军服,正襟危坐。凡有要吸鸦片、推牌九的人都觉得不方便。他酒既不会喝,菜又不知味,坐在桌上,只晓得等饭吃。吃起饭来至少三碗,叫一桌子客人坐那等他。人家请他吃酒席,真是冤枉。请他吃饭最好什么菜都不预备,只请他吃水饺。给他几十个水饺,他就很高兴了。”
丁文江预感到朱庆澜在中东路特别区不能久于其位了。“果然,由于不赞同张作霖穷兵黩武的内战政策,朱庆澜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挂冠而去。1925年冬,张作霖控制北京中央政府,他还想重用朱庆澜,但朱庆澜认为各派军阀混战不休,建设无从着手,就婉言谢绝了。从此,他脱离军政两界,全身心投入到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中。”张学继介绍道。
1926年,丁文江在上海,请朱庆澜到家里吃中饭。“家里人以为三个人吃饭。有一百个水饺,一定够了。哪知道他老人家什么菜都没吃,却一口气吃完了60个饺子!”朱庆澜的朴实让丁文江莞尔。
坎坷送粮到陕西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华北各省,特别是河南、山东两省饱受军阀混战的蹂躏,再加上天灾不断,致使这两个省饿殍遍野。朱庆澜心伤之余,决定行动起来。他一面组织10万余户灾民赴吉林、黑龙江开垦荒地,一面联合北京、天津各慈善团体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募集到180万元,亲到东北购买18万担粮食运到华北灾区,将冀、鲁、豫等地数百万濒临死亡的灾民救活。
“1928年以后,西北各省特别是陕西、甘肃两省连续三年大干旱,而且雹灾、蝗灾、瘟疫一起袭来,连年绝收,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有些地方的百姓,一开始吃野菜、树皮、树叶,接着啃食死尸,甚至易子而食。国民党当局熟视无睹,各派军阀也在争权夺利,使灾情雪上加霜。”张学继介绍道。
朱庆澜亲至西安调查灾情,目睹尸横遍地之惨状,立即以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名义,发起“三元钱救一命”行动。在他的号召下,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甚至寓居天津的前清逊帝溥仪也对朱庆澜说:“三元钱救一命,我拿出3000元救1000条性命。”最终募捐到数百万元,到东北购买16万担粮食,他亲自押运前往陕西。
就在匆忙运粮时,丁文江第四次遇见朱庆澜,地点则在塘沽火车站。“1930年,我在塘沽火车站,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回过头来却是朱将军。寒暄以后,他拉我到他车上坐坐。我去一看他坐的是一个铁篷货车,挂在一列粮食车的最后面。他的铺盖摊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小炉子烧饭吃。”丁文江回忆道。
朱庆澜笑着向一脸不解的丁文江解释道:“我这几年无聊,做点慈善事业。现在蒋同冯打起仗来了。陕西人民都要活活饿死,我弄了几个钱,买了几车粮食,想运过去。找车运已经很难,有了车,还得弄火车头。好容易火车开动了,走不到几站,火车头又被人抢去了。我现在就是在这里等车头。”
丁文江问道:“您何必自己押运?派两个得力职员还不行吗?”朱庆澜答:“你哪里知道!现在他们打仗,车辆和车头都很缺乏,粮秣也不充足。要不是我自己在车上,不但车辆车头半路上要被人抢去,连粮食也都要没有下落。好在我没有什么事,从这里发车,运气好五六天也就可以到郑州。到了那里和冯玉祥接洽好,再向西就没有困难了。”
1930年5月14日,朱庆澜按丁文江介绍的路线,一路坎坷,将赈粮押运到陕西。他不顾劳累,第二天即率领慈善人员,乘破旧卡车奔赴重灾区。当时,陕西武功县存活灾民多日未食,竟致口不能语。朱庆澜见到奄奄一息的灾民,令工作人员将水滴入口中施救。一位老妇未得,即以手指口索要。朱庆澜令司机:“把水箱中的水吸出给她喝!”司机面有难色说:“水箱没了水,车咋开?”朱庆澜说:“救人要紧,大家就是辛苦走回去,也不能让灾民受苦啊!”仅这一天,滴水救活的灾民达700多人。
“当时许多灾民衣不遮体,一些青年妇女见人避入杂物后或钻进窑洞。朱庆澜脱下夏布长衫,撕成数块,送给妇女遮体。随行工作人员也纷纷效仿。从灾区返回,朱庆澜立即重返天津,筹措衣物、布匹,运往灾区。”张学继介绍道,同时他还在西安、扶风等地设置教养院,收容上千无家可归的儿童。1931年1月,陕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陕西视察灾情期间见到朱庆澜,对他说:“我等陕西之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
全力支援义勇军
内忧外患,频频交织。“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全国各主要报刊在显著位置上登载了朱庆澜致南北军及全国各界的通电。他在赈灾第一线日夜操劳,目睹了民众生活的凄惨,有切肤之痛,深感内战不止、外患又至的险象,遂在电报中发出“危亡在即,完卵难期”的呐喊。他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痛斥其“忘覆巢之危殆,仍萁豆之频煎”。
此后不久,朱庆澜冒着救国“有罪”的风险,邀集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开会计议,筹建“抗日后援会”。“到会有200余人,异口同声响应朱庆澜的号召,团结抗日人心所向,后援会宣布成立。朱庆澜被推为会长。”上海市宝山区文史专家丁惠增介绍道,后援会决定伺机北上,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址定在北平。
1932年1月,锦州沦陷。朱庆澜在上海得知后,急电家属离开锦州。“我奶奶徐雅志带着我叔叔,在其他几个男孩棉袄里各缝上一块大洋,人手一个窝头,他们兄弟几个爬运煤的火车进山海关,然后在地安门的广化寺集合。见面的时候,因为爬煤车,个个浑身上下都黑乎乎的,兄弟之间竟互不认识。”朱汉介绍道。
是年春,朱庆澜到北平会见张学良,提出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建议,取得张氏的同意和支持。朱庆澜就筹措援助抗日部队款项问题,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救亡。“海内外人士大为振奋,群起赞助。有人还把现款、手饰、珠宝等捐献给后援会。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爱国至诚之心感人肺腑。旅居海外爱国侨胞,也是热烈响应踊跃捐助,其中泰国中华总商会汇款最多,爱国华侨捐款名列榜首者为陈嘉庚。”丁惠增介绍道。
由于工作需要,“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组织相应扩大,除在沪设立办事处外,在古北口、承德、平地泉也设了办事机构,加强与各地方部队的联系。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互配合,互相支援,如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彭振国等都参加后援会的活动,声势很大。
“那时候东北白山黑水里的义勇军,人多于枪械,枪多于子弹,缺医少药,补给不足。国民党政府是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王德林的孙女王同介绍道,当时后援会和救国会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破坏,派人深入黑龙江、吉林一带,与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王德林等部接洽,在财政、物资和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援。
“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丁惠增感叹道,那时候整个民族的抗日热情具化为一发炮弹、一袋米面、一件棉衣、一盒药品乃至一条绷带,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前线。为确保募捐来的资金物资直接送达将士手中,朱庆澜组建了一支由70余辆卡车组成的交通运输大队,还有一支骆驼队,专为远离交通线的抗日武装运送物品。为确保运输安全,他还组建了一个团的直属武装力量,打着绣有象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四颗黄色五角星的会旗,作为后援会运送物资的通行标志。
总说救国最要紧
“我父亲时刻不忘东北父老乡亲的苦难。每年9月18日,他都整日不进饮食,用以鞭策自己不忘国耻,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我们全家也半日不举烟火,进行国难教育。”朱德君回忆道。
1933年2月,朱庆澜对再次相逢的丁文江说:“丁先生你是讲科学的,凡事都要讲计划、讲预备。我们只晓得胡干。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干到哪儿算哪儿。等你计划预备好了再干,人民都饿死了,国家也亡掉了!”
“他是一面赈济救灾,一面抗日救亡。”朱汉介绍道。1933年,“抗日同盟救国军”正式组建。朱庆澜与冯玉祥、吉鸿昌已事前相约迅速北上抗日。因此当冯玉祥请求援助时,朱庆澜从捐款中提出10余万银元立即派人送达,并将运送银元的多辆大型卡车一并留冯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后援会共募集捐款400余万银元,先后为117支抗日部队提供各种援助。
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29军宋哲元部取得喜峰口大捷,后援会连夜派员劳军,并给以物资接济,使29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参加长城抗战的杜聿明、郑洞国等人在《古北口抗战纪要》一书中回忆道:“当时北平,尤其古北口一带,仍是冰天雪地,而二十五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谈不到了。当时北平各界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尤其朱庆澜先生等所领导的后援会,竭尽全力为二十五师捐送大衣等防寒装备,该师官兵对人民支援抗战的热忱非常感动。”
1936年2月,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推荐,朱庆澜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过花甲的朱庆澜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主持战区难民救济与转移工作,并在后方各城市设立难民救济站,同时设立难童教养院,收养失去亲人的儿童。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下令掘开花园口段黄河大堤,水淹日军的同时,也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等数十县的老百姓,致使数百万人民无家可归。朱庆澜见此情景,立即建议运送灾民前往陕西黄龙山区开垦谋生。这个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采纳,朱庆澜担任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局长,主持开垦事宜,在潼关设立救济总站,护送难民到垦区落户,并按照苏联模式创建眉扶第一集体农场,使他们落户谋生,安置黄泛区灾民及陕西本地灾民。
朱庆澜后半生投入慈善事业,经手的款项数以千万计,但他公私分明,募捐来的款项一分也不沾染。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他的收入还接济义勇军的家人。
在朱庆澜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有嘱咐家人帮助王德林家属的内容:“告汝母要知时,遇死难后人及子女要照拂想法子。王德林妻子女要别忘,抗战后裔也,可怜德林兄临死函其家属有事找我,总算知我者也。他的恤金要注意,阳历年要寄三四十块去,别忘了。”
多年奔波和劳累,使朱庆澜积劳成疾。1941年1月12日前,他除带病处理公务外,还应命为友人留下墨迹,为子女书写四扇屏,言语中流露出难以亲睹抗战胜利的憾意,并嘱如有不测,愿埋骨于终南山下。1月13日上午8时,他溘然长逝,终年67岁。
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各界的追悼大会上,咏读其悼诗《哭朱将军》,其中哭曰:“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每次接到我捷报,都是鼓掌表欢心。每次听到有问题,总说救国最要紧……去年远道来重庆,几次促膝相谈心。我说他瘦了,他说不要紧。我说怕是生活太艰苦,他说看看一般老百姓。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2015年1月20日,农历腊月第一天。
在济南城区西北郊的匡山上,一块大石碑静静地矗立着。从山南麓拾阶而上,抬头便见这块正中刻有“太白读书处”五个红漆大字的石碑,字体雄健秀润。走近一看,落款为“甲子中秋朱庆澜”。在这座海拔96米的石山里,大如屋、小如卵的石林中,唯有它镌刻着文字。
雪泥留鸿爪。在匡山锻炼的附近居民,大都知道这块碑有90年历史,书丹者“朱庆澜”是从这块热土走出去的将军。他奔走东西,戎马南北,之后行施慈善,募捐来的一块块铜板变成一颗颗子弹,卡到义勇军之枪膛,射向日本侵略军……
青年人多干点呗
“我爷爷5岁丧父,14岁丧母,家道中落,只能粗读文字。后来完全靠勤学苦练,书法自成一家,是我们这代人所望尘莫及的。”朱庆澜的嫡孙朱汉介绍道。
1874年3月,朱庆澜出生在济南历城县。“我的祖父朱锦堂56岁时,得了我父亲,十分高兴,给起名‘长福’。祖父壮年时期,由于战乱,离开家乡绍兴,到济南府历城县当刑名小吏,因颠沛流离,积劳成疾,62岁就病故了。我祖母董氏也因为生活艰苦,贫病交加,34岁就去世了。”朱庆澜的女儿朱德君曾回忆道。
“我父亲常对我说,母教重如山,我祖母教子很严。她身体不好,因腹泻没钱看病,邻居有好心人借烟灯及烟枪,并送一鸦片烟炮,说治拉肚子。后来果然见效,以后一腹泻,她就抽两口。我父亲觉得好玩,又愿闻烟味。祖母抽烟时,他就躺对面嗅,把我祖母惹生气了。她把烟灯送回,烟枪扔掉,禁止鸦片进家门,即使自己犯病也不再抽鸦片,并垂泪向我父亲说,抽上鸦片,人就没有上进心,健壮身体变成病弱的废人。我父亲长跪受教,并答应一生不抽鸦片。”朱德君回忆说。
“除了不准抽鸦片,还有两件事我父亲谨遵母命,终生遵守:一是我祖母摔碎他的金鱼缸,开笼放飞他养的鸟,教育他清贫之家不能学富家子弟游手好闲的玩艺儿；二是禁止他赌博,把他的纸牌烧掉。我父亲每提到祖母一生艰辛,早早地去世,极感悲戚。”朱德君介绍道。
转眼间,“朱长福”长到17岁,身材高大,健壮魁梧。经乡邻介绍,他到黄河水利工程当一名挑土工人。有—天,天起大风,黄沙漫漫,水浪急涌。因到下工时间,工头和大部分工人已回家,只剩下朱长福及少数青年工人在挑土。
这时来了一伙人,据说是从北京来检查河工的官员。为首的官员穿戴阔绰,他看工人很少,负责人又找不到,便喊人来答话。正好朱长福离得近,便被唤去答话。官员问:“办事人哪去了,咋就有你们几个青年人?”
朱长福答:“已到下工点了,他们回家了。我们是青年人,多干点呗!”
官员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了?”
朱长福回:“17,姓朱,小名叫‘长福’。”
官员说:“你长大了,该有个大名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以治理黄河为由,起名‘庆澜’,取‘吉庆安澜’之意。”官员对朱长福颇有好感,给他十几两银子做路费,嘱咐他过些时间去北京找他,他给安置一个报效国家的差事。
“这次机遇没能把握。因为家里有欠债,官员给的银两,被逼债的拿去。我父亲对此感到懊恼。乡邻们便劝他,身体这般健壮魁梧,应该去投军,将来立个功,也能有一官半职。”朱德君介绍道,朱庆澜便随友人离家赴东北,投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以“庆澜”为名以资纪念。
参军后的朱庆澜因为作战勇敢,吃苦耐劳,深受赵尔巽赏识,历任要职。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他随之入川。武昌起义时,他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
“1912年3月,朱庆澜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1914年6月改任黑龙江将军,至1916年5月止。在黑龙江掌握大权四年,政绩斐然,却不妄取分文。离任时他两袖清风,骑马挎刀带一个随从,清清白白而去,传为美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学继介绍道。
“1916年7月,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上任后,他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并将省长警卫军20营兵力交给孙中山。从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才有了自己的正规武装。辞去广东省长后,他应江苏省长王瑚邀请,到苏北盐碱荒滩创办华成泰和股份有限公司,将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安顿下两万余农户。抗战期间,该公司在盐城一带曾为新四军抗战作出贡献。”张学继介绍道。
给他几十个水饺就高兴
1922年夏,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南通乘船到上海。此次旅途,他生平首次遇见朱庆澜。
“说着一口山东话的大汉,乌黑的头发,脸上没有一点皱纹,大约岁数不过30岁左右。”这是丁文江对朱庆澜的第一印象。
同行一位熟人和这位大汉站着谈天,丁文江也走过去,向大汉请教姓名。大汉回复说,“姓朱。”“台甫呢?”“子桥。”
丁文江才恍然大悟,这大汉果然是朱庆澜将军,但在灯光底下细看他的面目,实在比自己年轻。一问岁数,朱庆澜已49岁,比丁文江还大13岁!
困顿不堪的丁文江上船后,躺下大睡。等他醒转过来,看见朱庆澜还在站着和人谈天。“原来他遇见一位四川军官,是他的旧部。他非常高兴,问长问短,不但没有睡,而且没有坐。开饭时,他一口气吃了四碗,吃完继续谈。一直等到天将晚了,船到上海,他始终没有一点倦容。船一到岸也没有看见有人来接。他一个人提着两个沉重的大皮包下船了。”丁文江回忆道。
当年冬天,丁文江到沈阳考察。此时的朱庆澜经孙中山推荐,被张作霖任命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恰巧驻扎沈阳。见面之后,朱庆澜很高兴,约丁文江去逛清北陵。“十二月的天气,温度在零下十几度,还刮着大西北风。我穿皮大衣还觉得很冷,他着的是夹呢军服,上面只披着一件夹外套。他下了汽车,各处飞跑,没有一点瑟缩。”丁文江回忆说。
等从清北陵回市区已天黑,丁文江到朋友家吃晚饭。主人听说丁文江跟朱庆澜去逛清北陵,大笑道:“你遇见这位先生,真是晦气。请问这种天气,除了他还有谁会想到逛北陵?他是老前辈,凡有宴会,人家不好意思不请他。他又每请必到,到了以后,穿起军服,正襟危坐。凡有要吸鸦片、推牌九的人都觉得不方便。他酒既不会喝,菜又不知味,坐在桌上,只晓得等饭吃。吃起饭来至少三碗,叫一桌子客人坐那等他。人家请他吃酒席,真是冤枉。请他吃饭最好什么菜都不预备,只请他吃水饺。给他几十个水饺,他就很高兴了。”
丁文江预感到朱庆澜在中东路特别区不能久于其位了。“果然,由于不赞同张作霖穷兵黩武的内战政策,朱庆澜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挂冠而去。1925年冬,张作霖控制北京中央政府,他还想重用朱庆澜,但朱庆澜认为各派军阀混战不休,建设无从着手,就婉言谢绝了。从此,他脱离军政两界,全身心投入到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中。”张学继介绍道。
1926年,丁文江在上海,请朱庆澜到家里吃中饭。“家里人以为三个人吃饭。有一百个水饺,一定够了。哪知道他老人家什么菜都没吃,却一口气吃完了60个饺子!”朱庆澜的朴实让丁文江莞尔。
坎坷送粮到陕西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华北各省,特别是河南、山东两省饱受军阀混战的蹂躏,再加上天灾不断,致使这两个省饿殍遍野。朱庆澜心伤之余,决定行动起来。他一面组织10万余户灾民赴吉林、黑龙江开垦荒地,一面联合北京、天津各慈善团体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募集到180万元,亲到东北购买18万担粮食运到华北灾区,将冀、鲁、豫等地数百万濒临死亡的灾民救活。
“1928年以后,西北各省特别是陕西、甘肃两省连续三年大干旱,而且雹灾、蝗灾、瘟疫一起袭来,连年绝收,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有些地方的百姓,一开始吃野菜、树皮、树叶,接着啃食死尸,甚至易子而食。国民党当局熟视无睹,各派军阀也在争权夺利,使灾情雪上加霜。”张学继介绍道。
朱庆澜亲至西安调查灾情,目睹尸横遍地之惨状,立即以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名义,发起“三元钱救一命”行动。在他的号召下,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甚至寓居天津的前清逊帝溥仪也对朱庆澜说:“三元钱救一命,我拿出3000元救1000条性命。”最终募捐到数百万元,到东北购买16万担粮食,他亲自押运前往陕西。
就在匆忙运粮时,丁文江第四次遇见朱庆澜,地点则在塘沽火车站。“1930年,我在塘沽火车站,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回过头来却是朱将军。寒暄以后,他拉我到他车上坐坐。我去一看他坐的是一个铁篷货车,挂在一列粮食车的最后面。他的铺盖摊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小炉子烧饭吃。”丁文江回忆道。
朱庆澜笑着向一脸不解的丁文江解释道:“我这几年无聊,做点慈善事业。现在蒋同冯打起仗来了。陕西人民都要活活饿死,我弄了几个钱,买了几车粮食,想运过去。找车运已经很难,有了车,还得弄火车头。好容易火车开动了,走不到几站,火车头又被人抢去了。我现在就是在这里等车头。”
丁文江问道:“您何必自己押运?派两个得力职员还不行吗?”朱庆澜答:“你哪里知道!现在他们打仗,车辆和车头都很缺乏,粮秣也不充足。要不是我自己在车上,不但车辆车头半路上要被人抢去,连粮食也都要没有下落。好在我没有什么事,从这里发车,运气好五六天也就可以到郑州。到了那里和冯玉祥接洽好,再向西就没有困难了。”
1930年5月14日,朱庆澜按丁文江介绍的路线,一路坎坷,将赈粮押运到陕西。他不顾劳累,第二天即率领慈善人员,乘破旧卡车奔赴重灾区。当时,陕西武功县存活灾民多日未食,竟致口不能语。朱庆澜见到奄奄一息的灾民,令工作人员将水滴入口中施救。一位老妇未得,即以手指口索要。朱庆澜令司机:“把水箱中的水吸出给她喝!”司机面有难色说:“水箱没了水,车咋开?”朱庆澜说:“救人要紧,大家就是辛苦走回去,也不能让灾民受苦啊!”仅这一天,滴水救活的灾民达700多人。
“当时许多灾民衣不遮体,一些青年妇女见人避入杂物后或钻进窑洞。朱庆澜脱下夏布长衫,撕成数块,送给妇女遮体。随行工作人员也纷纷效仿。从灾区返回,朱庆澜立即重返天津,筹措衣物、布匹,运往灾区。”张学继介绍道,同时他还在西安、扶风等地设置教养院,收容上千无家可归的儿童。1931年1月,陕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陕西视察灾情期间见到朱庆澜,对他说:“我等陕西之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
全力支援义勇军
内忧外患,频频交织。“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全国各主要报刊在显著位置上登载了朱庆澜致南北军及全国各界的通电。他在赈灾第一线日夜操劳,目睹了民众生活的凄惨,有切肤之痛,深感内战不止、外患又至的险象,遂在电报中发出“危亡在即,完卵难期”的呐喊。他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痛斥其“忘覆巢之危殆,仍萁豆之频煎”。
此后不久,朱庆澜冒着救国“有罪”的风险,邀集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开会计议,筹建“抗日后援会”。“到会有200余人,异口同声响应朱庆澜的号召,团结抗日人心所向,后援会宣布成立。朱庆澜被推为会长。”上海市宝山区文史专家丁惠增介绍道,后援会决定伺机北上,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址定在北平。
1932年1月,锦州沦陷。朱庆澜在上海得知后,急电家属离开锦州。“我奶奶徐雅志带着我叔叔,在其他几个男孩棉袄里各缝上一块大洋,人手一个窝头,他们兄弟几个爬运煤的火车进山海关,然后在地安门的广化寺集合。见面的时候,因为爬煤车,个个浑身上下都黑乎乎的,兄弟之间竟互不认识。”朱汉介绍道。
是年春,朱庆澜到北平会见张学良,提出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建议,取得张氏的同意和支持。朱庆澜就筹措援助抗日部队款项问题,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救亡。“海内外人士大为振奋,群起赞助。有人还把现款、手饰、珠宝等捐献给后援会。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爱国至诚之心感人肺腑。旅居海外爱国侨胞,也是热烈响应踊跃捐助,其中泰国中华总商会汇款最多,爱国华侨捐款名列榜首者为陈嘉庚。”丁惠增介绍道。
由于工作需要,“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组织相应扩大,除在沪设立办事处外,在古北口、承德、平地泉也设了办事机构,加强与各地方部队的联系。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互配合,互相支援,如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彭振国等都参加后援会的活动,声势很大。
“那时候东北白山黑水里的义勇军,人多于枪械,枪多于子弹,缺医少药,补给不足。国民党政府是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王德林的孙女王同介绍道,当时后援会和救国会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破坏,派人深入黑龙江、吉林一带,与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王德林等部接洽,在财政、物资和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援。
“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丁惠增感叹道,那时候整个民族的抗日热情具化为一发炮弹、一袋米面、一件棉衣、一盒药品乃至一条绷带,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前线。为确保募捐来的资金物资直接送达将士手中,朱庆澜组建了一支由70余辆卡车组成的交通运输大队,还有一支骆驼队,专为远离交通线的抗日武装运送物品。为确保运输安全,他还组建了一个团的直属武装力量,打着绣有象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四颗黄色五角星的会旗,作为后援会运送物资的通行标志。
总说救国最要紧
“我父亲时刻不忘东北父老乡亲的苦难。每年9月18日,他都整日不进饮食,用以鞭策自己不忘国耻,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我们全家也半日不举烟火,进行国难教育。”朱德君回忆道。
1933年2月,朱庆澜对再次相逢的丁文江说:“丁先生你是讲科学的,凡事都要讲计划、讲预备。我们只晓得胡干。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干到哪儿算哪儿。等你计划预备好了再干,人民都饿死了,国家也亡掉了!”
“他是一面赈济救灾,一面抗日救亡。”朱汉介绍道。1933年,“抗日同盟救国军”正式组建。朱庆澜与冯玉祥、吉鸿昌已事前相约迅速北上抗日。因此当冯玉祥请求援助时,朱庆澜从捐款中提出10余万银元立即派人送达,并将运送银元的多辆大型卡车一并留冯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后援会共募集捐款400余万银元,先后为117支抗日部队提供各种援助。
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29军宋哲元部取得喜峰口大捷,后援会连夜派员劳军,并给以物资接济,使29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参加长城抗战的杜聿明、郑洞国等人在《古北口抗战纪要》一书中回忆道:“当时北平,尤其古北口一带,仍是冰天雪地,而二十五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谈不到了。当时北平各界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尤其朱庆澜先生等所领导的后援会,竭尽全力为二十五师捐送大衣等防寒装备,该师官兵对人民支援抗战的热忱非常感动。”
1936年2月,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推荐,朱庆澜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过花甲的朱庆澜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主持战区难民救济与转移工作,并在后方各城市设立难民救济站,同时设立难童教养院,收养失去亲人的儿童。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下令掘开花园口段黄河大堤,水淹日军的同时,也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等数十县的老百姓,致使数百万人民无家可归。朱庆澜见此情景,立即建议运送灾民前往陕西黄龙山区开垦谋生。这个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采纳,朱庆澜担任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局长,主持开垦事宜,在潼关设立救济总站,护送难民到垦区落户,并按照苏联模式创建眉扶第一集体农场,使他们落户谋生,安置黄泛区灾民及陕西本地灾民。
朱庆澜后半生投入慈善事业,经手的款项数以千万计,但他公私分明,募捐来的款项一分也不沾染。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他的收入还接济义勇军的家人。
在朱庆澜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有嘱咐家人帮助王德林家属的内容:“告汝母要知时,遇死难后人及子女要照拂想法子。王德林妻子女要别忘,抗战后裔也,可怜德林兄临死函其家属有事找我,总算知我者也。他的恤金要注意,阳历年要寄三四十块去,别忘了。”
多年奔波和劳累,使朱庆澜积劳成疾。1941年1月12日前,他除带病处理公务外,还应命为友人留下墨迹,为子女书写四扇屏,言语中流露出难以亲睹抗战胜利的憾意,并嘱如有不测,愿埋骨于终南山下。1月13日上午8时,他溘然长逝,终年67岁。
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各界的追悼大会上,咏读其悼诗《哭朱将军》,其中哭曰:“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每次接到我捷报,都是鼓掌表欢心。每次听到有问题,总说救国最要紧……去年远道来重庆,几次促膝相谈心。我说他瘦了,他说不要紧。我说怕是生活太艰苦,他说看看一般老百姓。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