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阶
我曾四访陈来先生,第一次是在2012年5月的尼山论坛上,请教中华文明走出去的问题；第二次是去年6月14日在青岛举办的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上,请教怎么看待国学娱乐化与商业化的问题；第三次是今年9月15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汤一介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请他谈对汤先生的评价。还有就是这一次。陈来先生温文尔雅,有问必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触虽短,但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陈先生对齐鲁文化感情深,对山东人感情深。我想说的是,陈先生跟四位山东籍大学者的感情。
出生于山东平原县的任继愈先生是陈来的导师。1981年陈来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任先生。“我们这一届8个同学的论文答辩,任先生只参加了我的答辩。1985年博士论文答辩,仍然是任先生来作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我的论文给予充分肯定。这一年的博士答辩,任先生仍然只参加了我的答辩。我跟任先生的这种关系,用封建时代科举的说法,就是座师跟门生的关系。”陈来说。
2009年7月11日任先生因病不治,逝世于北京医院。陈来当时在台湾,无法前往祭奠告别,当晚写出悼文,遥祝先生走好。
任先生去世次日,又传来了季羡林季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临清人。陈来又写出了《先生敢讲话是闻名的》的悼文,娓娓道来,句句含情,写出了季先生的耿直的性格。
邓广铭是山东临邑人。我最早读到陈来写邓广铭先生的文章《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邓广铭先生纪念集读后》,是2001年9月,印象最深的是下面的一段:
朱熹死后,辛弃疾有祭奠朱熹的文字,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暮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辞”。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这四句,这既可见中国古人以立言而垂名“不朽”的观念对他影响之深,用蒂立希(Paul Tillich)的话,也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个人的“终极关怀”。他85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
这段文字,让邓广铭先生的形象镌刻在我心间。
最让人称道的是,他为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说公道话,周一良先生出生在青岛。“文革”中,周一良先生在饱受迫害折磨之后,曾由上级党委决定,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做历史典故方面的顾问。
今天来看,此事说开,亦属平常,但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很受到一些论者的不谅解,这些不谅解一方面是出于反对“四人帮”的激情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又是起于对具体事实的不了解,而盲目听信流行的谣传。有人甚至不负责任地发出诋毁之语。陈来就写出了《史家本色是书生》,文章结尾说:“跟着时下的某种风气随意指摘过去的人事,是最轻易不过的,也最易流为标榜。而要正确理解历史和历史境况中的人,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庶几才能作到知人论事,通情达理。”
陈来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季羡林等都是受这样精神影响而成为学界楷模的。
采访结束,我请教读书秘诀。陈来先生说,如何读经典,朱熹有四句话:“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玩味、切己省察。”
我曾四访陈来先生,第一次是在2012年5月的尼山论坛上,请教中华文明走出去的问题；第二次是去年6月14日在青岛举办的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上,请教怎么看待国学娱乐化与商业化的问题；第三次是今年9月15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汤一介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请他谈对汤先生的评价。还有就是这一次。陈来先生温文尔雅,有问必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触虽短,但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陈先生对齐鲁文化感情深,对山东人感情深。我想说的是,陈先生跟四位山东籍大学者的感情。
出生于山东平原县的任继愈先生是陈来的导师。1981年陈来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任先生。“我们这一届8个同学的论文答辩,任先生只参加了我的答辩。1985年博士论文答辩,仍然是任先生来作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我的论文给予充分肯定。这一年的博士答辩,任先生仍然只参加了我的答辩。我跟任先生的这种关系,用封建时代科举的说法,就是座师跟门生的关系。”陈来说。
2009年7月11日任先生因病不治,逝世于北京医院。陈来当时在台湾,无法前往祭奠告别,当晚写出悼文,遥祝先生走好。
任先生去世次日,又传来了季羡林季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临清人。陈来又写出了《先生敢讲话是闻名的》的悼文,娓娓道来,句句含情,写出了季先生的耿直的性格。
邓广铭是山东临邑人。我最早读到陈来写邓广铭先生的文章《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邓广铭先生纪念集读后》,是2001年9月,印象最深的是下面的一段:
朱熹死后,辛弃疾有祭奠朱熹的文字,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暮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辞”。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这四句,这既可见中国古人以立言而垂名“不朽”的观念对他影响之深,用蒂立希(Paul Tillich)的话,也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个人的“终极关怀”。他85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
这段文字,让邓广铭先生的形象镌刻在我心间。
最让人称道的是,他为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说公道话,周一良先生出生在青岛。“文革”中,周一良先生在饱受迫害折磨之后,曾由上级党委决定,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做历史典故方面的顾问。
今天来看,此事说开,亦属平常,但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很受到一些论者的不谅解,这些不谅解一方面是出于反对“四人帮”的激情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又是起于对具体事实的不了解,而盲目听信流行的谣传。有人甚至不负责任地发出诋毁之语。陈来就写出了《史家本色是书生》,文章结尾说:“跟着时下的某种风气随意指摘过去的人事,是最轻易不过的,也最易流为标榜。而要正确理解历史和历史境况中的人,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庶几才能作到知人论事,通情达理。”
陈来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季羡林等都是受这样精神影响而成为学界楷模的。
采访结束,我请教读书秘诀。陈来先生说,如何读经典,朱熹有四句话:“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玩味、切己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