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彬
每次换班的时候,换班船把接班的员工挨个小平台放下就走,“那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朱建勋当时住在小平台,加上他也只有两个人,一住就是半个多月。
20多年来,海上工作习惯早已经养成,习惯了独处,习惯了静默,习惯了倾听。
那时候,住人小平台大部分的空间都被设备、流程和油井占据,生活空间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最多也就有台小电视机,还经常收不到任何节目。每次上平台接班前,朱建勋和同事在背包里都会装上几本小说、几张电影光盘,凭借着自己能想到的娱乐方式打发时间。然而,随着住平台次数的增长,慢慢的,朱建勋和同事干完活后,差不多只剩大眼瞪小眼,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可以打发时间的方式。
“天气晴朗,海上能见度高的时候,就能在平台上看到陆地,其他的井组平台看上去也离得并不远,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无法跨越的。”回忆着当年住平台的感受,朱建勋与其他“老海油”并无二致。
对于在海上平台工作过的人,有一种幸福叫“风平浪静”,特别是在平台换班的时候,这意味着住在平台上半个月的煎熬可以告一段落,接班的船能准时出海,回家的期盼马上就能实现。
但是,还有一种折磨叫“连续大风”。刮几天的大风,就得在平台上继续忍受几天的煎熬,因为海上涌浪一旦超过了安全范围,船舶就无法出海,无法靠近平台。这种煎熬令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对尽快回家渴望的破灭,还源于平台各种生活补给出现紧缺的焦虑。
1997年风暴潮,朱建勋和蔡志东住在埕北6B平台上,靠着几包方便面和救生干粮住了将近40天,其中20多天时间里,他们俩没洗过脸刷过牙洗过脚。
每次换班的时候,换班船把接班的员工挨个小平台放下就走,“那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朱建勋当时住在小平台,加上他也只有两个人,一住就是半个多月。
20多年来,海上工作习惯早已经养成,习惯了独处,习惯了静默,习惯了倾听。
那时候,住人小平台大部分的空间都被设备、流程和油井占据,生活空间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最多也就有台小电视机,还经常收不到任何节目。每次上平台接班前,朱建勋和同事在背包里都会装上几本小说、几张电影光盘,凭借着自己能想到的娱乐方式打发时间。然而,随着住平台次数的增长,慢慢的,朱建勋和同事干完活后,差不多只剩大眼瞪小眼,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可以打发时间的方式。
“天气晴朗,海上能见度高的时候,就能在平台上看到陆地,其他的井组平台看上去也离得并不远,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无法跨越的。”回忆着当年住平台的感受,朱建勋与其他“老海油”并无二致。
对于在海上平台工作过的人,有一种幸福叫“风平浪静”,特别是在平台换班的时候,这意味着住在平台上半个月的煎熬可以告一段落,接班的船能准时出海,回家的期盼马上就能实现。
但是,还有一种折磨叫“连续大风”。刮几天的大风,就得在平台上继续忍受几天的煎熬,因为海上涌浪一旦超过了安全范围,船舶就无法出海,无法靠近平台。这种煎熬令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对尽快回家渴望的破灭,还源于平台各种生活补给出现紧缺的焦虑。
1997年风暴潮,朱建勋和蔡志东住在埕北6B平台上,靠着几包方便面和救生干粮住了将近40天,其中20多天时间里,他们俩没洗过脸刷过牙洗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