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 辉 邢文浩
“文登”得名有渊源。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此段文字在《史记》上能够得到印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记载:“秦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据《元和志》记载:“黄”即黄县,“腄”即古文登地界。
远在春秋时代,齐鲁等诸侯国的文人志士,即不远千里,隐居于此,办学兴教,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孔子弟子申枨,字子续,即隐居于此,唐代封为鲁伯,宋真宗加封之为文登侯,死后葬于文山西北青石岗,榜其门曰:“先贤申子墓”。
至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文登始置县建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升县为州,谓登州。“文登学”,历经隋唐五代,文风蔼然。宋代当过五天文登郡(登州)太守的苏东坡曾吟诗道:“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所谓东鲁遗风,是指汉代大儒郑玄曾在文登城西15里的长学山阳开院讲课,邑人读书求学由此蔚然成风。此事有明崇祯六年碑为证:“山名长学,盖先代郑司农设教处,《后汉书·郑玄传》‘客耕东莱’,即此地。”
此后,金元明清之世,学风更盛。清末《文登县志》记载:“金元之世,文教大兴,大定明昌间,登科甲策仕版者,彬彬郁郁,质有其文(仅金大定年间,碑载文登进士20余人)。”“明代政教重士贱民,家遵诗书之训,士以气节相高,服官者有政绩可书,隐居者以著述自娱。垂芳志乘,实不乏人,视金元犹盛矣。”
“先明以少保丛兰,郎中林洙,参议宋延训,知州刘必绍称为四君子,兰以经济显,洙以清节著,宋、刘服司理学,身体力行。馀泽所披,薰染良深。延及国朝,百馀年间,封疆大吏,勋业灿然”。“盖至乾嘉之际,流风犹未艾也”。时至今日,文登民间还留着“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三年不读书,不如一头驴”的谚语,为人父母者只要有一点能力,就要供子女读书识字。明清两朝文登有进士61名,是全国县平均数的两倍,并且走出了一代名人徐士林。清朝顺治乙未年科场上,文登7人同时高中进士,并出现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欣、刘辉兄弟连镳的盛况,传为美谈,“文登学”名震朝野。
“文登学”从原始的东莱文化走来,归于正统的齐文化,又吸纳了鲁文化的丰水涌泉,以至于今天的文登文明。当我们透过“文登学”发展运行的轨迹不难发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科学性、大众性、连续性的特征,历两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其源于实践,源于群众,源于时代。
时至今日,“文登学”已固化为“五个崇尚”的基本内涵——“崇尚文化、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其中,“崇尚文化”是纲,“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为目,五者形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文登学”在这千百年的传承中,不断固化着文登人普遍的心理定式,汇成今天文登精神文明发展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