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 伟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学科,离大众的日常生活有不小的距离,不少学者在象牙塔里一待就是几十年,默默地做着学问,即便是颇有成就,也鲜有媒体和公众关注,少有把学问做到了圈外的知名学者。
经济学则不然,是当今社会的“显学”,借着市场经济的东风,最近这一二十年的经济学火得很,虽说在全世界叫得响的研究成果寥寥,但并不妨碍一众经济学家们肥马轻裘,出入官方、企业、民间,成为侃侃而谈的座上宾。几个比较知名的,时不时登上媒体封面,成为百姓话题,风头甚至盖过娱乐明星。
最近比较火的是一个邹恒甫。虽然贵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学术水平在权威的Ideas&RePEc最新一次排名中高居华人第一,但跟国内那些靠着为官方出谋划策或为大众传道解惑出名的同行们不同,邹恒甫在普罗大众中的名气主要是靠口无遮拦的“炮轰”得来。
最近一次的“开火”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说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学问做得很烂,按国际水准来衡量根本就不入流。“张维迎在权威经济学家排行榜上要排到25000名以外,吴敬琏、茅于轼、樊纲等人甚至都上不了榜。”二是说很多人不学无术,忙着走穴,而且人格分裂,给垄断企业当独立董事。“一边炮轰权贵,一边当权贵”,“一边批判垄断企业,一边给垄断企业当独董,拿高薪。”这两排炮弹出去,国内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几乎无人漏网。
抛开里面可能夹杂的江湖恩怨和情绪宣泄不说,邹的“炮轰”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狂言里面反映了若干真问题,说是揭开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几个盖子也未尝不可。比如当独立董事这事儿,独董制度的本意是想让那些不在公司任职的外部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对内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对外向投资者传递客观中立的信息,但国内的这些大牌经济学家们当上独董以后,基本上都成了沉默的花瓶,安享几十万的年薪,闷声发大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大概是自觉理亏,在遭受炮轰以后不少身兼多职的独董纷纷选择辞职,仍然在位的也选择沉默以对。
再说说经济学家们的学问。以世界眼光来看,学术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不论年龄、性别和国籍,只要你学问做得够好,在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可以当教授,拿高薪,香港的高校正教授年薪都在百万港币以上,美国的教授们买得起前后带花园的别墅。像经济学这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学科更是如此,衡量学术水平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比如,在最顶级的刊物上发过多少文章,引用率如何等等。几年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声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丁是搞社会学的,他敢于这么说,就在于他对这个国际标准很熟悉,并坚持以此来衡量国内经济学家的斤两。虽然丁一再放出话来,国内有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最得意的几篇文章投给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或者申请他们学校的副教授试试,如果被录用他一定认错,好像也没见哪位经济学家接招。
其实,国内的学术水平离发达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距离,这是事实。经济学相对算是差距较小的学科了,姑且不论近年来长足的进步,拿到北美好点的学校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年薪起点都在三十万元了,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完全以单一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价值,不科学也不现实。像吴敬琏、茅于轼等人的学术成就拿到世界上远算不上一流,这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否认,但他们对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参与与推动,对经济学理念与常识的普及,对改革方向的坚持与宣扬,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辆急速前行的汽车,研究精深的汽车原理,探究汽车内部各个零件究竟如何运行固然很重要,但教人好好开车,告诉车上乘客怎么开能顺利到达目的,怎么开搞不好会翻到沟里,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尤其是当这辆车该怎么开争议很大,车上乘客意见不统一,目的地也有争议的时候,多几个挺身而出的智者告诉大家如何才能避开前方的陷阱,每个弯道的力度与方向,于国于民都善莫大焉。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