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但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28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31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宣布对调
1973年3月7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对他格外器重,并有要他作总理接班人的意向。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此时,毛泽东身体显得十分虚弱。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会客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接着,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实际上,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开始讲解歌词,他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他说:“这个问题(指对调),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后,毛泽东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何不同反应,但每人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巨大波澜……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4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各就各位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4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党史文苑》)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但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28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31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宣布对调
1973年3月7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对他格外器重,并有要他作总理接班人的意向。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此时,毛泽东身体显得十分虚弱。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会客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接着,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实际上,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开始讲解歌词,他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他说:“这个问题(指对调),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后,毛泽东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何不同反应,但每人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巨大波澜……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4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各就各位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4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