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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喜进:追寻“中国龙”的足迹
日期:20090306   作者:   来源:本报讯
 
  近50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赵喜进,风餐露宿,苦中作乐,潜心研究恐龙,赢得了中国“恐龙王”的美誉——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郭沛盛

    今年74岁高龄的赵喜进,虽然腿脚不太灵便,但从去年3月开始发掘诸城恐龙化石起,他就带领科研人员在野外工作。当地有关部门尽量安排他到市区住宿,但因为不放心挖掘工作,他仍然不时地在平房里住宿。

    3月2日,记者在诸城市采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考工作者,切身感受到了他对于恐龙化石发掘事业的热情与执著。

    因近视结缘恐龙

    “我生在莒县,长在烟台,学在莫斯科,工作在北京,这就是我的简历。”初见面,赵喜进有点幽默地介绍着自己,并回忆起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1935年,赵喜进出生于莒县,但是在烟台长大。“我家境贫寒,5岁时跟随全家逃荒到了烟台,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我走了半个多月,当时是想坐船去‘闯关东’。但提前到烟台的外祖父劝我们留在了烟台,在城郊租了几亩地种苹果。”

    迁居烟台后,赵喜进进入烟台恤养院筹办的小学上学。“初中毕业时,父亲一度让我回家教小学挣钱贴补家用,但我就是想上学,因此还跟父亲立下‘军令状’:考不上高中就回家。”

    最终,赵喜进如愿考入了后来的烟台一中。高中毕业的赵喜进获得了哈尔滨军工大学的保送资格。不过,校长张岱问他:“你想留洋吗?”当时,国家出台最新政策选派高中毕业生到国外读书。“我当然高兴了。”在经过考试选拔后,赵喜进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在1954年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的俄文。

    “当时,我们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坐车,走了半个月才转到莫斯科。 在走到贝加儿湖时,车上的领导才给我们宣布名单,张三干什么,李四干什么,然后分配我到莫斯科大学,学古生物学。说实在的,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我把古生物当成考古学了。因为都有古字嘛!”

    “选择专攻‘恐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个人爱好,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恐龙是怎么回事。”赵喜进笑着说,“当时,中科院古脊所的老所长杨钟健教授,也是后来我在国内的导师,他带了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访问,然后接见我们这些留学生。”

    当杨钟健问起个人的专业意向时,有人说“我要学鱼类”,有人说“我要学古植物”,有人说“我要学珊瑚”。等轮到赵喜进了,他说:“我就学恐龙吧!”

    “当时,我的眼睛近视很厉害了。如果我要研究别的,比如说搞‘孢粉’,经常跟显微镜打交道,镜片磨镜片,肯定不行。当时学恐龙嘛,不像现在需要看切片,那时候都是宏观的,恐龙是‘ 庞然大物’ ,光大腿骨就1米多,自己研究这个,眼神肯定行,所以我就学恐龙了。”

    苦中作乐的“寻龙”

    尽管不是个人兴趣爱好,但真正研究起恐龙来,赵喜进却是非常用功。“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国家让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好。”怀着这样的信念,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赵喜进的脚步走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只要是有中国龙的地方,就有我赵喜进的足迹。”但是,“寻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跑上几天几夜,也很难发现恐龙化石,甚至还会遇到危险。

    有一次,赵喜进在野外考察时走进了一条“狼沟”。这时他看到了一只狼,而其他人都在别处。“当时,我就想我怕什么,我有武器,我手里拿着地质锤。我用地质锤敲路边的石头,大声地唱着歌,想把狼吓跑,狼也怕人。如果它不跑,我就拿这玩艺豁出去了,看谁能斗过谁。尽管那么想,但我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后来,同伴找到他,他们才一起离开了。

    还有一次,赵喜进带领科考队到西藏考察,但找了快半个月了,还没有找到一块化石。由于高原反应强烈,队员们有些忍受不住,赵喜进也是心急如焚。后来,赵喜进雇了三个工人,然后给队员们鼓劲说,“大家今天晚上吃得好点,明天再找不到就撤退。”第二天,一个工人首先找到了一个恐龙的牙齿印痕,寻找恐龙化石也就容易了。

    这时,赵喜进高兴极了,将身上带的二锅头拿出来,大家每人喝了一口。“我每次出差都有带一箱子‘二锅头’,发现了新化石、新东西,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赵喜进时常觉得身体难以支撑。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准备随科考队去西藏发掘恐龙化石。由于患有心脏病,怕到了西藏会有高原反应,为了这次西藏之行,一向不把“小毛病”放在心上的赵喜进只好做手术。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康复不久,就赶赴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加入到艰苦的地质研究工作中来。就是那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恐龙化石,对于研究青藏高原的隆起原因和地质发展史,研究古生物演化、古地理环境、古气候、古地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发掘工作来说,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只有每次发掘到恐龙化石,才是赵喜进最快乐的日子。赵喜进说,发掘工作经常会遇到风沙、严寒、缺氧,的确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乐在其中,妙不可言。比方说,我找了几天恐龙化石没找着,心里不好受,但到最后找到了,心里会非常快乐,有时候快乐得能跳起来。

    “一块恐龙骨化石,它能给你好多好多科学信息。骨头是死的,骨化石是死的,你要把它研究活了,兴趣就来了。”赵喜进说。

    研究恐龙是一辈子的事

    1995年,赵喜进退休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空闲下来,反而更加忙碌。

    “上班的时候,要讲课,带学生,退休以后就可以全力搞科研了!”赵喜进说,在他退休至今的14年里,依然到国内外的许多地区进行考察。

    “现在,我每年都要外出考察,最长时间有七八个月,一般的也有三四个月。”说到这,赵喜进不由地想起了刚刚逝世的妻子,“每次出差,都是老伴给我准备东西。但自己没有多少时间陪她,想起来还有点内疚,赵喜进说,老伴也是科研出身,跟我生活了这么多年,她很理解我的工作。

    “她经常说,我们要想事业成功,这得取决于自己不懈的努力。”赵喜进怀念地说。

    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期间,赵喜进曾有数次机会走上行政领导岗位,离开艰苦的野外考察工作,但他数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我坚决不干!为什么呢?我说要当党委书记,到党校学半年可能就逐渐培养起来了,但是要培养个恐龙专家,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 搞地质工作的人太少了!” 赵喜进说,现在不少年轻人怕吃苦,不愿意学地质学专业,“大学基本上没人报考古生物学了,挣钱不多还辛苦,都去学经济、法律等时髦专业去了。”这样的状况每每令他感到担忧。

    赵喜进说,自己无力改变人们是否愿意学习这个专业,但可以从自己做起。

    很想为家乡做点事

    从事恐龙研究以来,赵喜进带队考察过西藏、新疆、内蒙古、四川、云南以及山东等地,还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但是,为家乡做点事情一直是我的心愿。”

    在1959年留学期间,赵喜进就参加中苏考察队到莱阳考察过,并完成了自己关于鹦鹉嘴龙的毕业论文。“我这是第3次到诸城发掘恐龙化石了,现在诸城恐龙馆的‘ 巨大诸城龙’ 就是我帮着制作的,每次见到它就像见到了我的儿子一样。”赵喜进说。

    去年3月,诸城市对15处恐龙化石点开始了历史上第三次试掘,出土了身高将近10米的鸭嘴龙化石,成为目前世界之最并被命名为“巨大中国龙”。接着,诸城市计划在发掘现场建设恐龙谷世界地质公园,赵喜进表示自己将会在今年5月前把“巨大中国龙”装架出来,争取让人们早日见到这次发掘的成果。

    现在,赵喜进正与其他专家就诸城恐龙化石的挖掘成果撰写论文,诸城恐龙灭绝的原因也有望在年底揭晓。对于搞了一辈子恐龙的赵喜进来说,能在家乡完成这项工作是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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