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冠洁：我是大众日报的儿子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0年，在山东南四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亦称湖西边区）错误开展的“肃托”事件中，任湖西区清河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的辛冠洁被打成托洛茨基派。那是山东党史中一段惨痛的回忆，全区党员干部中有300多人被杀，辛冠洁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时候，被打成托洛茨基派可了不得，连罗荣桓来的时候，也被下了枪。”被抓起来后，先是被逼供甚至假活埋，他依旧坚决不承认是“托派”，在审讯时，辛冠洁说：“要是全县都是‘托派’，我也没的说；如果不都是，那我就不是。”审讯的人也觉得不能全县都是吧，所以，杀也杀不了，放也放不了，辛冠洁被关押起来。等到山东分局派人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善后事宜时，甄别过程中辛冠洁又遭遇了假枪毙。
　　“突然来人把我们一起关押的3个人，五花大绑押出，说是要枪毙。到了刑场，跪成一排，我心想这下完了，还来不及多想就开枪了。但枪响后，我并没中枪。另外两人死了，血流到我的脚下，把鞋都弄湿了。其实，把我押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枪毙，而是逼供，因为此前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但这个打击是摧毁性的，刺激太深了。从此，我落下个思维中断的毛病，所以我尽量不在大会上讲话，就怕思维中断，无法收拾。”
　　“1942年少奇同志来山东，我们这些‘托派’才被彻底平反，少奇同志还跟我握了手。善后结束我就进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谈起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时，辛老笑呵呵地说：“那时，中国共产党才19岁，斗争环境又特别艰苦复杂，怕队伍出问题，出了内奸不得了啊，这里面并没有多少个人恩怨，所以，我也没有怨言。”
穿越烽火的战地记者
　　进入大众日报社后，辛冠洁以一名普通士兵的姿态投入采写、战斗，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和枪杆齐飞，厚积薄发，与战友们一起让报纸、让大众日报的力量在烽火中、在对敌斗争中迸发。
　　自从记者这个职业诞生，战地记者就是新闻行业中的高危族群。新闻转瞬即逝，但记录的历史却绵延不绝。当年以辛冠洁等为代表的大众报人，正是这样一个在战火中穿行，不惧危险的族群。
　　“抗日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传播党的声音，还传播国际形势，像苏联的形势、珍珠港事件，我们都能及时地告诉群众，鼓舞士气，鼓舞老百姓，从思想上武装老百姓。解放战争时期，大众日报的作用更大了。”
　　1947年1月2日，鲁南战役打响，辛冠洁作为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的前线记者参加战役报道。
　　鲁南战役是继宿北战役之后，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规模歼灭战。特别是全歼了以马励武为师长的号称“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这个“精华部队”现在说起来也不过就是几十辆坦克、几百辆汽车，但在当时敌我技术装备水平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却是不可一世的。
　　我军绝大部分干部、战士不但没有打过坦克，甚至没见过坦克。“在太子堂战场上，我写了好多文章。我们打马励武时，那天，快速纵队推进得很快，正好下大雨，马励武的机械化部队都是坦克车、摩托车，陷在丘陵地带，就被我们包围消灭了。俘获他时，缴了他的蔡司照相机，当时就给我了，后来照片洗出后，里面有他上前线前，蒋介石跟马励武的合影。我当时还得到一支卡宾枪和一支梭子枪。”
　　同为前线记者的季音后来回忆：“战场上的情景壮观极了，泥泞的雪地上，到处是缴获的坦克和大卡车，大火映得满天通红。”
　　辛老还对一个细节耿耿于怀：“战斗结束时，天快要黑了，陈毅老总来视察战场，遍地是死尸，我们就在尸体中间穿行，忽然有一个‘尸体’抱住了我的腿恳求：‘爷爷，你打我一枪吧，你打我一枪吧……’你想他有多痛苦。我不敢下手。我一生中很少有害怕的时候，那一次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这期间，辛冠洁连续发出报道《爆炸英雄马邦才炸毁敌汽车一辆》，通讯《太子堂战场上》《在我政治攻势下蒋军连续放下武器》《蒋军战时心理不是考虑如何打，而是考虑如何逃和准备被俘》《会见马励武师长》等。
　　淮海战役打响后，大众日报发挥的作用很大。“我们大众日报的报道，那些战地消息，新华社收到就发。我们跟华野的政治部宣传部一个姓陈的（陈其五）部长合作，写了论华东战场形势，通过新华社传播到全世界。”
　　在淮海战役中，大众日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专门成立了支前分社，辛冠洁参加报道，发有通讯《平邑民夫中的通讯生产合作社》《藏马子弟兵团扛着“陈毅子弟兵团”大红旗荣归，全团记大功 某纵函谢滨北领导机关》等。这时期的支前报道，对鼓舞群众踊跃支前，鼓励战士英勇杀敌，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我在大众日报顶多算中等”
　　辛老认为大众日报的作风有两方面十分突出：
　　“一是重视实际，不尚空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谁的错就批评谁，不管对方是谁，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从报纸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实实在在。”
　　“二是联系群众，我们真正与群众密切联系。当时，我们这些记者都要有一个点，比如宋英的点在莒南，他推出的典型是郑信，我的点在滨北，典型是姚大娘。那时，日本鬼子动不动就‘扫荡’，弄不好点就被端了，我办滨北版时，那个地方就是我的点。好在那时我们年轻力壮，日本鬼子一来‘扫荡’，我们就振臂高呼‘都听我的！’然后带领群众上山。我们每个记者都是这样，李后有篇文章写的就是那时的状态。”
　　“我们跟基层联系也十分紧密，那时梁步庭是微山县委书记，我们跟这些书记关系都很好。我们去采访，和他们交朋友，李后啊，丁九啊，都是这样。”
　　“大众日报那时的主要工作对象，一个是农村。农村生产、生活，民主建设，识字班、秧歌队、救灾也是一大工作，还有农产品的交换、扶老携幼。另一个是军事斗争。驻军采访，山东纵队、一一五师、教导团。那时，解放区分三种，一叫核心区，基础比较牢稳，敌人一般不来；二叫边沿区，双方拉锯的地方；三叫游击区，相当于敌后。”
　　“边沿区很艰难，老百姓对共产党的队伍缺乏认识，谁来拉粮就给谁。但咱们的记者、交通员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在开展新闻工作的同时，做了大量群众工作，这两者分不开。我们发动群众，八路军走后，群众自己武装起来，跟日本鬼子干。”
　　细察大众日报报史，可以看出群众报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辛冠洁所写的新闻除了军事报道外，还有大量的群众工作报道。1946年3月，辛冠洁被编辑部派往曲阜进行群众运动的专题采访，写了大量的报道，如《曲泗邹平原上十万群众掀起反奸诉苦巨浪，曲阜东关佃农依法向孔府减租》，长篇调查《曲阜“至圣府”介绍》《曲阜万余佃农依法自孔府退回去秋租粮》《曲泗县府再布告各界遵守参观孔庙规则》《曲阜城区发现坏蛋冒名敲诈破坏群运》等。特别是“孔府”这个重大典型报道，给广大干部和各阶层群众以极大的示范教育和推动。
　　在群众工作中，一方面大众报人是新闻记者，要把发生的事实、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总结好并报道出去，另一方面也作为党的干部亲身参与群众工作。
　　1946年底在《大众日报》的内部刊物上，辛冠洁以《鲁中群运采访总结》为题对自己一个阶段的群众工作进行了总结。两个月，发表三万多字的稿子，即使是在有电脑有汽车的今天也是高产记者了。
　　不断自我省察才能不断进步，大众日报是这样做的，大众报人也是这样做的。
　　1948年2月3日，《大众日报》三版发表辛冠洁长篇文章《从大寨报道中检查我的立场和作风》，文章在叙述了从1947年5月29日至8月8日报上连续发表的《大寨村怎样打开了复查之门》《大寨按每人二亩地填平干群空前团结》《大寨复查中把处理土地权交给农民》等5篇报道的采写过程后说，这些报道存在许多与实际不符的地方，给土改复查运动造成不良影响。
　　对此，辛冠洁回忆道：“我用了很大的气力，拿出十足的勇气，写了一篇洋洋万言、触及灵魂、题为《从大寨报道中检查我的立场和作风》的报告。不料匡老（匡亚明）竟把它全文刊登在《大众日报》上。此事给了我莫大的刺激。我是一个老记者，认识许许多多的乡、村、区、县的干部，又有很多农民朋友，这篇报告把我许多灵魂深处的隐秘暴露在他们面前，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但为了改进报纸工作，迎接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也为了使我接受教训、进步提高，匡老也只有‘挥泪斩马谡’了。后来证明这‘斩马谡’斩得好。”
　　辛冠洁“壮士断腕”式的检查产生了极其良好的效果，很多县委、区委同志进行讨论，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有如此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1946年8月，全报社选模范，选出特等模范1人，甲等模范13人，辛冠洁等26人获乙等模范，并发有奖状。辛冠洁是获奖人当中职级最高的，“为这个，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还找我谈话，说一般情况下，高级干部是不评模范的，但你的成绩很突出，不能不评，你也不能不接受”。
　　“我的特点是工作积极负责，乐于助人。于冠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火罐子’，说我走到哪儿哪儿热。于冠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像于冠西、丁九、陈楚、陈冰，这些人都是大众日报的佼佼者、精英，但他们离开得早，都没当过大众日报的总编辑。我在大众日报顶多算中等。”
“自作主张”办滨北版
　　1947年8月，国民党范汉杰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9月1日占领诸城、日照，此时，大众日报社驻地北距诸城仅40余里。
　　大军压境，报社紧急备战。9月12日，报纸被迫暂停，报社编辑部随中共华东中央局转移。辛冠洁当时是常驻滨北（滨北区：当时包括诸城县、莒县、莒北县、日北县、藏马县、胶县、胶南县和高密县）地委的记者，在副总编辑陈冰的安排下，辛冠洁收留了分散转移的张黎群、郭加复、康英、姚凡等人。
　　“我当时拍着胸脯跟他们说：来了好，跟着我，保吃、保住、保喝、保命！”一开始，报社同志们跟着滨北地委、分区行动，上午9点蒋军出城，向我驻地村庄进军，我小部队且战且走，待到下午两点，蒋军向后转了，同志们又回到原驻地，就这么拉锯十几天，大家深感长此下去无所作为，不是个办法。”
　　“报纸没有了，那怎么能行呢？能否看到《大众日报》是有关军心士气的问题。”
　　“我们就找到了当地地委负责人李仲林、张炎商量，他们马上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并决定由地委宣传部长燕遇明负责，地委印刷厂印刷，地委电台负责抄收电讯，还有地委宣传科长辛纯、机要秘书张一萍也参加，大家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采访编排。就这样，《大众日报》滨北版正式出版，名字叫‘滨北大众’，最初三天一期，每期两个版，之后出日刊，直到本报复刊，填补了报纸在备战时期的空白，坚持为读者服务。张黎群当编辑主任，我当副主任，宣传部长燕遇明当社长。”
　　“报纸出来后，滨北军民十分欢迎。不久华东局发现了，不知这张报是谁办的、怎么办起来的。华东局同志拿着报纸翻来覆去地看，讨论来讨论去，认定这张报纸绝非敌人假冒，而是出自我们自己人之手的一份好报纸。于是就查为什么没有上报审批，最后查明，是滨北地委审批的，因战事紧急，就先斩后奏了。后来不但没批评，还表扬了我们。”
　　此事的另一个“硕果”是，此后辛冠洁与地委机要秘书张一萍喜结良缘，共同走过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艰苦和乐观的交响曲
　　辛老眯起眼睛，像是隔空望见了那如炬的岁月。“在战争中，我们的生活很苦，但也有好多好玩的事。”当时，包一顿饺子相当不容易。炊事班把肉和面发下来，大家伙儿自己包，和馅时油不够，就有人出主意把灯油倒进去。没想到经理部经理刘力子为了节省豆油，在豆油里掺进了煤油，结果那么珍贵的饺子没吃成。“我们年轻气盛的，恨不得去揍刘力子一顿。当时气得不行，现在想想，还是很留恋那个战斗的集体。”
　　“我们还炸蚂蚱、炸豆虫，把蚂蚱、豆虫串起来，先在油灯灯碗里蘸一下，再放在油灯上烧烧，这叫油炸，好吃啊。”
　　辛老说，那时是艰苦和乐观的交响曲，生活上很艰苦，但思想上非常乐观。大众日报社内部的和谐气氛令人怀念，女编辑王平权好写顺口溜，她写陈沂：“陈部长，坐房中……小编辑来造反……”又写匡老，说匡老留胡子，只留五根，落了三根，还有两根。匡老和陈沂也不恼。
　　“业余时间，我们围在炉火旁读书，上边烤着枣子，在浓浓的枣香中读书。经常是于冠西读，《人间喜剧》、大仲马、小仲马、俄罗斯的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主要是欧洲古典文学。冠西声情并茂地读‘让幸福悄悄地走到我身边……’冠西声音洪亮，善于传神，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抑扬顿挫，令人至今难忘。”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回到编辑部上夜班，当值班总编辑。也可能是跟受过强刺激有关系，我不记人名，不记时间，不记地理和数字。上夜班时我闹过笑话，值班总编辑的值班时间是头天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4点，任务是签样子，看当天的要闻，要马上写短评，立看立写。一次，我去早了，要闻还没来，我就出门散散步，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值班总编辑失踪了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当时还有特务，单位就报警了。结果警察一来就找到了，我的位置离编辑部也就二三百米。”
　　“我们是凌晨两点钟下印厂，拣字后最关键的是拼版，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都可能会造成拼版合不成，这样就要现场编稿子，或加或减，减还好说，考验功夫的是现场加内容，比如加按语、加短评。拼好版，打纸型后就灌铅版，然后就可以上机器了，第一张报纸印出后，我要当第一读者。”
　　“当年，记者是有稿费的，虽然很低，但内勤编辑没有，我们采访回来就要请客，一般是一只老母鸡。在滨北时有烤盐的那种炉子，放进一只，烤上一天，喷喷香！所以，都盼着记者快回来休整。一帮子年轻人十分有活力，现在我想起那时的生活，真幸福，甚至都想得流眼泪。我们都好唱歌，《夜半歌声》《马路天使》《秋香》，还有《渔光曲》《大路歌》，一起唱，那时人和人的关系太好了。”
　　说着，辛老轻轻地哼唱起来：“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新的中国，新的岗位
　　1948年5月，潍县解放，大众日报派辛冠洁前往采访。潍坊是山东解放最早的城市之一。自5月6日起，辛冠洁与时任中共潍坊市委书记徐冰一起进行有关报道：《潍坊特别市成立》《省府拨粮三十六万斤救济潍坊受蒋灾难胞》《善后工作迅速进行 潍市秩序安定戒严令已宣布解除》《潍市赈济灾胞乐道员返回感激我军的保护帮助》《潍市北关等四市区万五千难胞获得救济贫民开始积极复业谋生》《潍城蒋匪就歼前夕暴行》《潍城商贩相继复业》《市府连作措施解决衣食住等》等。
　　“原来在解放区的时候，没有工人运动，而潍坊当时有煤矿、轻工业等，原来山东分局的总工会没什么工作可做，到潍坊就开始了。这时，大众日报要把这些经验总结好，并向中央报告，通过新华社向全国推广。”
　　那时，大众日报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面对城市，城市工作如何开展。这些报道对我党还很陌生的城市工作进行了探索与总结，给后来陆续解放的城市，特别是济南的城市管理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而对济南的接管又给接管上海直接提供了经验。
　　“到济南后，我们开始接触城市市民的生活，接触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比较繁杂，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文化建设、统战、知识分子工作，比如王统照，还有齐鲁大学那些大大夫、大教授的工作都是大众日报去做的。大众日报都是冲在前面，那时大众日报承担了很多统战方面的工作。匡亚明本人也是大教授，对教授的心理掌握得比较透彻。我和朱民、于冠西跟着匡亚明到处转。”
　　新中国成立后，辛冠洁担任了大众日报副总编辑。在组织“三反”“五反”报道时，他亲自在一线指挥并写稿整整三个月。辛冠洁升任总编辑后，为迎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他的倡议下，大众日报成立了特派记者组。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大众日报在这个时期推出了著名的典型——郝建秀。2012年正是郝建秀小组建组60周年。60年来，纺织行业经过多轮技术升级改造，“郝建秀工作法”至今仍然是青岛纺织行业培训挡车工的教材。
　　说到这里，辛老两手一拍说：“等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就去越南了。”
　　“一个晚上，夏征农给我打电话说，冠洁，来一趟。我问，有事啊？夏征农说，不仅有事，而且非常紧急。到他办公室后，夏征农说，冠洁，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又要去‘打一次仗’了。我问，到哪儿‘打仗’？他说，我也不太清楚，你尽快到省立医院检查身体，给你3天时间，就要到北京报到。我到省立医院一检查，疝气非得修补不可，第二天就手术了，手术后几个小时，两个护士就把我架起来活动，3天后，就上火车去北京报到了。”
　　“‘肃托’我熬过来了，是经过了生死考验的人，后来得到组织的信任。1954年，我根本没想到，我一个在地方报社工作的人，中共中央派顾问团去越南能想到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推荐了我。我在三野做过军事记者，写过军事评论，新华社转发了。到北京后，陈毅问过，辛冠洁同志上哪儿去了？让中组部查查。一查，说在越南呢。陈老总说，等他回国后，给我扣下，把他交给我。就这样，回国后我就进了外交系统工作。”
心目中的大众日报
　　“你们交代给我任务后，我仔细地考虑，在我心目中，大众日报到底是怎样的。”
　　采访中，辛老一直不让记录，录音、录像、笔记，都不让。这时他说，“你要好好记一下。”
　　第一点：大众日报是山东人民闹革命的先锋，这是本质。先锋是什么，先锋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众日报起到了这个作用。大众日报不仅在文化建设中、在意识形态宣传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战斗集体。我们都有枪，领着民兵跟敌人干。我们打过日本鬼子，曾有同志被日军俘虏，受到折磨。更有同志牺牲在战场上，像摄影记者宋大可就牺牲在战地采访第一线。
　　第二点：大众日报是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号角。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大众日报就是这样，是号角，也是旗手。
　　第三点：大众日报是汇聚人才的熔炉，大众日报人才辈出。“可以说，大众日报的人半天下。这些人是我们大众日报撒出去的种子，非常可贵。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
　　辛老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了几十个人名。这个单子不是一次写成的，自从我们跟辛老联络上，辛老就与夫人张一萍开始了回忆：匡亚明、陈沂、李竹如、恽逸群、包之静、陈楚、陈冰、李后、包慧、章欣潮、姜丕之、王桂荣、孔孚，还有“朱娃子”（因朱民同志当时年龄最小，大家亲切地称他“朱娃子”）……他特别强调：“从大众日报向外有成批输送的人，也有单个走的。你们不要只盯着做官的人，千万不要忘了学者。”
　　他说，大众日报是人才“蓄水池”，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干部奇缺，大众日报总是毫无保留地向外输送最优秀的干部，向外输送的干部中有8人担任了驻外大使，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当了国家、各省市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更是出过大哲学家、大画家、大艺术家和大诗人。
　　他深情地回忆了与李后、于冠西、沙洪、朱民等老同志长达几十年的深厚友情，深情回忆了与老领导匡亚明同志长达几十年的相知与共。在他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大众报人是如何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无所畏惧、勇于牺牲地战胜了敌人，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在连续8个小时的谈话后，记者担心年已九旬的辛老会过于疲劳。
　　辛老手一挥说：“我这个人一碰到工作就兴奋，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再说当年上夜班也练出来了。给孔孚写信，一个月我就写了3万字。别人都有时差，我不要紧，能熬夜。20世纪80年代我到洛杉矶，下了飞机就进会场，还没坐稳，会场宣布该我发言，没问题，马上登台。我随时随地能进入工作状态。人的精力是用不完的，越用越多，在北京时，我曾写一个东西，七稿通不过，我真的七天七夜没睡觉。人没有累死的，只有懒死的。我的人生哲学很简单：一、人要有点儿智慧，太笨显然不行，太聪明也不行；二、人要有充沛的精力，智慧加精力就是成功。”
　　采访结束前，辛老郑重地说：“大众日报今后可以在文化上下点儿功夫，山东本身的优势不能浪费了，稷下学宫有多少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