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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精神”比“农历”更重要

——关于《农历》的创作谈

2022-03-17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郭文斌

  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因为在我看来,“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底气、基因。昔日,列强可以摧毁中华大地上的建筑,但无法摧毁“农历”;时间可以让岩石风化,但无法风化“农历”。“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很不平衡,“体质”很寒,动不动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而一个人要想恢复元气,就得首先接上“天气”“地气”。“农历”正是向人间运送“天气”和“地气”的,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
  我不反对外来文化,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本有的一些文化精华被湮没,被轻视。正如我不反对过西方节日,但我也不赞成忽视我们自己的节日。国家近年来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倡导“经典诵读”,真是英明至极。想想看,一个人把自家的地荒着,却去种别人家的地,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民间传统比经典传统更牢靠,依陋见,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经典只有化在民间,成为气候,成为地力,才能成为营养,也才能保有生命力,否则就只是一些华美的句段,也不牢靠。民间是大地,是土壤,经典是大地上的植物。
  只要大地在,就会有根在,只要有根在,就会春来草自青。
  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焚书坑儒时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动荡年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民间传统就像水,再锋利的刀,也是无法斩断河流的。如果说“农历”是一个民族的命脉,那么“农历精神”就是一个人的血脉。
  一个民族,如果有强大的民间传统,就会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农历精神”,就会随处结祥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才是真正的中国符号。
  “农历精神”比“农历”更重要。诚然,我们可能无法回到“农历时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只要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历精神”,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福之源。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因为“农历”本质上是生命力的“统觉”,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合”,在我看来它就是“顺”,而“顺”,就是“利”,所谓“顺利”。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顺”,于是天灾人祸成了每天新闻的主角。依我浅见,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农历”,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农历精神”。
  近年来,在走近“农历”的过程中,我渐渐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腰。“农历”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包括自恋。在《农历》之《中元》一节中,我把《目连救母》一出戏全部搬了进来,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
  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东方“救文化”的寓言。目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自然母亲、斯文母亲、仁爱母亲。而《目连救母》作为一出戏,世世传唱,代代完善,却没有作者署名,这样的“作家”,该是多么让人崇敬。因此,对我来说,《农历》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
  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种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至于用哪个厂家出产的火柴,并不需要十分考究。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畏,是养成,是化育。一个真正在“农历”中自然长大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经成就。反过来,做父母的要想让孩子养成孝、敬、惜、感恩、敬畏、爱的品质,就要懂得“农历”,学会“农历”,应用“农历”。“农历”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
  就像一个人,当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就再也不需要担心走错路,列车自会把他送到目的地,因为它是“有轨”列车。“农历”就是这个“轨”,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
  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五种“化育”课。
  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输”更有用,“养成”比“治疗”更关键。
  因此,关于《农历》,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作者简介:郭文斌,现任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寻找安详》《农历》等十余部畅销书。长篇小说《农历》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
  □ 郭文斌

  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因为在我看来,“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底气、基因。昔日,列强可以摧毁中华大地上的建筑,但无法摧毁“农历”;时间可以让岩石风化,但无法风化“农历”。“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很不平衡,“体质”很寒,动不动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而一个人要想恢复元气,就得首先接上“天气”“地气”。“农历”正是向人间运送“天气”和“地气”的,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
  我不反对外来文化,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本有的一些文化精华被湮没,被轻视。正如我不反对过西方节日,但我也不赞成忽视我们自己的节日。国家近年来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倡导“经典诵读”,真是英明至极。想想看,一个人把自家的地荒着,却去种别人家的地,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民间传统比经典传统更牢靠,依陋见,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经典只有化在民间,成为气候,成为地力,才能成为营养,也才能保有生命力,否则就只是一些华美的句段,也不牢靠。民间是大地,是土壤,经典是大地上的植物。
  只要大地在,就会有根在,只要有根在,就会春来草自青。
  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焚书坑儒时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动荡年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民间传统就像水,再锋利的刀,也是无法斩断河流的。如果说“农历”是一个民族的命脉,那么“农历精神”就是一个人的血脉。
  一个民族,如果有强大的民间传统,就会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农历精神”,就会随处结祥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才是真正的中国符号。
  “农历精神”比“农历”更重要。诚然,我们可能无法回到“农历时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只要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历精神”,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福之源。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因为“农历”本质上是生命力的“统觉”,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合”,在我看来它就是“顺”,而“顺”,就是“利”,所谓“顺利”。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顺”,于是天灾人祸成了每天新闻的主角。依我浅见,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农历”,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农历精神”。
  近年来,在走近“农历”的过程中,我渐渐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腰。“农历”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包括自恋。在《农历》之《中元》一节中,我把《目连救母》一出戏全部搬了进来,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
  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东方“救文化”的寓言。目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自然母亲、斯文母亲、仁爱母亲。而《目连救母》作为一出戏,世世传唱,代代完善,却没有作者署名,这样的“作家”,该是多么让人崇敬。因此,对我来说,《农历》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
  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种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至于用哪个厂家出产的火柴,并不需要十分考究。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畏,是养成,是化育。一个真正在“农历”中自然长大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经成就。反过来,做父母的要想让孩子养成孝、敬、惜、感恩、敬畏、爱的品质,就要懂得“农历”,学会“农历”,应用“农历”。“农历”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
  就像一个人,当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就再也不需要担心走错路,列车自会把他送到目的地,因为它是“有轨”列车。“农历”就是这个“轨”,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
  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五种“化育”课。
  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输”更有用,“养成”比“治疗”更关键。
  因此,关于《农历》,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作者简介:郭文斌,现任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寻找安详》《农历》等十余部畅销书。长篇小说《农历》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