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终归胜野火

——马兵谈《野火春风斗古城》

　　《野火春风斗古城》在整个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中，题材非常特殊。它是一部以表现地下斗争为素材的小说，小说的发生地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名取自“保卫大都，安定天下”，历来为京畿重地和“首都南大门”。作家李英儒在1954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此外他还有《虎穴伉俪》《女游击队长》《还我河山》《上一代人》《燕赵群雄》等作品若干。《野火春风斗古城》问世后，反响强烈，曾被译成英、日、俄、朝等多种文字，并且拥有广大读者。2019年，《野火春风斗古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小说的题目《野火春风斗古城》源于作家“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作家“以野火比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也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经过党的春风化雨，终究会取得斗争的胜利，被蹂躏的中国大地，终将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小说于1958年12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1964年12月在作家出版社再版。小说传播途径十分广泛，一些连环画、戏剧等作品涌现。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严寄洲执导同名影片，主演是王晓棠、王心刚。王晓棠在电影中一人分饰两角，将姐妹俩演得惟妙惟肖。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与新世纪文学热点的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曾获山东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刘勰文艺评论奖、泰山文艺奖、万松浦文学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批客座研究员、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主席。日前，他对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品进行了精彩解读。
革命史诗与革命传奇之间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特别的作品，其特别之处就在于这部作品介于革命史诗和革命传奇之间。十七年红色经典由革命史诗和革命传奇两部分组成。革命史诗包含《红日》《红岩》等大规模对敌斗争作品，革命传奇多指《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小队奇袭敌方的作品，二者形成互补。《野火春风斗古城》在两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叙事景象，既不等同于革命史诗，又不是革命传奇，而是兼具两者的优长。
　　叶圣陶先生认为：“我读过《红日》，那是写大规模的对敌斗争的。我读过《林海雪原》，那是写小队奇袭匪帮的。现在读这部小说，又看到了对敌斗争的另一方面……这类作品是富有感染力量的历史。”李希凡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表面上完全悬殊的情况下，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的故事。小说虽然也有异常紧张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却没有一般流行的惊险小说那种故弄玄虚的过火渲染。”严寄洲基于对小说的理解，在拍摄影片时用“昂扬慷慨、苍劲有力、平易流畅、深沉悠远”十六个字来概括未来影片的基调，他认为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应是一部“冲突激烈的、爱憎鲜明的、情节紧张的、具有惊险倾向的正剧”。
　　《野火春风斗古城》有着曲折的故事、复杂的情节以及引人入胜的惊险场面，但假如仅仅依靠这些去吸引读者，那就低估了原著的成就。从高远的深刻思想去认识它，以艺术匠心去琢磨它，才能产生艺术的魅力。它不是脱离了生活现实的人为虚构，它没有把地下斗争神秘化，它遵循党在地下斗争中争取和瓦解敌伪军政策和依靠群众的方针，把斗争中心放在政治上瓦解治安军这一任务上。同时在写这些斗争时，也并没有把敌人简单化，而是描写了敌人的暂时强大，这样就更有力地衬托出地下工作者的力量。
生活 语言 技巧
　　李英儒有篇题为《生活·语言·技巧》的文章，启发读者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入这部小说。
　　作家在表现生活层面，贴近和尊重群众。内线工作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求每一个地下工作者必须像电话员熟悉自己掌握的线路一样熟悉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个胡同。李英儒摸熟了保定的大街小巷、店面门铺。李英儒在几部小说中写到城市，城墙的模样、城门的位置、街道的走向、铺面的摆设，总是以保定城作为描写的根据。作品的语言能俗能雅，各色声口。
　　作品在技巧方面同样可圈可点，首先在叙事的结构和节奏控制方面，《野火春风斗古城》共二十四章，每章所占的篇幅不相同，最长的章节占28页，最短章节的篇幅仅占5页，不同长短的章节形成了小说错落有致的外在节奏。小说的第十九章和第十一章中，作者均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来讲述故事内容，叙事节奏却有明显的差别。在第十九章中，情节已经发展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作者在这一章中讲述的主要事件突然增多，“高大成审问杨晓冬”“杨晓冬大闹宴乐园”“杨家母子会面”“杨母跳楼”“营救杨晓冬”等重要事件均发生在这一章中。密集的事件、跌宕起伏的情节使小说叙事节奏明显加快，读者的情绪也被事件发展和情节变化调动起来，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小说的第十一章同样也使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来讲故事，但主要事件仅有“欣赏桃花沟风景”“五虎岭看演出”等，事件相对稀疏。这些事件都不是引起故事转折的主要事件，矛盾冲突相应减少。且在这一章中，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眺山一带的美丽景色，读者跟随作者的描述走进了美丽的世外桃源，身心也随之放松下来。环境的描写造成了时间的延宕，所讲述事件的数量自然就减少了，因此这一章形成了舒缓的叙事节奏。
　　在风景的意义表现层面，《野火春风斗古城》有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不但体现了小说家俊秀的文笔，给小说带来清丽的抒情气质，也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奏，还可从柄谷行人提出“风景与文化政治”的角度思考。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小说第十一章中，不断穿插景致的白描，不断写初到根据地的韩燕来对景致的流连，不惜绕远道去欣赏。这些景物的美与敌占区的肃杀形成鲜明对照，而发现这些景物的眼睛，也透射着人的情绪、心灵特征或者说主体性。韩燕来的成长离不开这次眺山之行。
儿女情 英雄气
　　《野火春风斗古城》对爱情情节的描写含蓄而克制，且总是从属于革命叙事，但正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才使爱情叙事能够纳入到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叙事之中，没有遭到批判。小说中的情感描写使革命时期的浪漫爱情得以展现，为革命事业增添了一抹柔情。爱情情节的展现在小说中显得既特别又弥足珍贵，这也是作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小说中民族革命战争的宏大主题与传统家庭伦理叙事框架相结合；另一方面，作家在小说中书写了个人的情爱与革命任务的担当相辅相成。除此之外，小说还呈现了儿女情与英雄气的辩证关系。晓东和银环之间的爱情传达非常内敛，几乎全都是借助一枚红心戒指来体现的，就连二人确定恋爱关系时，杨晓冬也“只是轻轻地摸索着她的长发，一时万感交萦”。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从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例如，李英儒在塑造杨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李英儒认为学习旁人只是拓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创作。于是回忆、想象了很多农村母亲的形象，诸如回民支队长的母亲马老太太的形象、冀中“五一”扫荡前后掩护过“我们”的房东老大娘的形象。此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读者可以在阅读作品时进行考据并对其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刘兰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