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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颇具规模的“日记学”,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擦亮日记中的真实镜像

2021-08-19 作者: 卢昱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卢昱

  近年来,大小人物各类日记的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如火如荼,所谓“日记学”颇具规模,也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增添了更多的认知可能,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这让众多读者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得以在碎片化的阅读中,拼接日记主人的人生轨迹,汲取深厚广博的智慧。
  日记作为映照作者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镜像,有时是平面镜,有时为哈哈镜,成像效果各异。故在整理、出版及阅读日记时,需仔细分析、甄别和研究,不断擦亮日记的镜像。
写给自己与
写给别人的日记

  “市面上很多名人写的日记,除了基本的事件记述,凡对历史和人物时事的评论感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会不会是故作姿态的笔尖表演?因为他们知道这日记早晚是要公开的,所以有所取舍。我倒喜欢在旧书市淘一些普通人写的日记,有趣又真实。”8月15日,在济南中山公园买书的市民韩少飞说。
  日记犹如当下的朋友圈,作者在选择“对所有人可见”或“对自己可见”时,所顾忌的程度肯定不同。比如鲁迅先生的日记,最初具有备忘性质,不具备“作品性”,也不亲近读者。鲁迅生前并不准备发表自己的日记,在鲁迅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中,就不包括日记。
  在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中,鲁迅先生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自己的日记。对于自己日记的读者,鲁迅强调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至于日记的内容,他写道:“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对于自己特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鲁迅曾有过率直幽默的自白:“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对于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日记,比如“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的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鲁迅颇不以为然。
  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从1853年到1889年,36年间铢积寸累,洋洋数百万言。对这套日记,鲁迅曾以调侃的口吻评价道:“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但同时也指出此书“不像日记的正脉”。
  依鲁迅先生的逻辑,“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心态偏离了日记正脉。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
  近年来,现代人物日记陆续出版。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书阁的日记。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不是零星出版名人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有的丛书多达百本。
  迄今日记的出版,其种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政治内容为材料的,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曾国藩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此类日记作者身在官场,见证了诸多历史转折的细节,其所见所思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第二类属学术类日记,如锦绶《记汉书日记》、吴寿萱《治算学日记》等,严格来说,是在“经学”范围之内的,只在小圈子的读者中流传;最后一类洋洋洒洒,是纯粹私人性的产品,即日常生活的“实录”,如最近重新出版的山西太原赤桥村清代举人刘大鹏所著《退想斋日记》等。
  如今所谓“日记学”也颇具规模,有一些热衷于此的学者和爱好者:如已故陈左高先生撰有《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等,多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多有阐释,自牧、古农等几位学者还编有《日记杂志》《日记大辞典》等。
“活的”与“真的”矛盾吗?
  日记,是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回顾自己思想变化、心灵升华的一面镜子,乃个人心灵独唱。致力于日记写作与传播数十年的自牧先生,有此见解:“日记首先要真实,其次才讲文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可自欺欺人。修饰润改过往的日记,便等于篡改过去的历史。一个人,要敢于对过往的一切予以承认,发生了的,便是存在;存在了的,就成了历史。”
  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家特别重视日记,是因为他们从日记这个“宝藏”里,能够见到“活的”关于个人、关于当时社会的记载。
  可宝藏也有很多烦恼,如何确保“活的”就是“真的”呢?在源头上,日记作者有所隐瞒的现象,不胜枚举。而碍于隐私和其他各种原因,日记整理过程中也存在删削。
  清史研究专家孔祥吉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封建文人是要面子的,为了种种原因,他们把已经写好的日记进行改删。因此,要特别注意考据的问题,否则会误入歧途,写出不真实的历史。
  日记的改篡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日记的主人生前的改删。如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作者与康有为来往的记载,有的部分就被改删了。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听到《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后,发动来京参加会试的公车联名去都察院上书,同时寻求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支持。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康有为曾到翁同龢府上拜访。戊戌政变之后,翁氏惧怕受牵连,故而把前来拜访的“康有为”之名,改为“李慈铭”。但他却忘了李慈铭(号莼客)已于前一年去世了。因此,改删出了漏洞。
  翁同龢在那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后来,孔祥吉在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家中,看到了日记原稿本,发现“李莼客”三字是剪贴上去的,做工非常精细,非用强光照射,几乎看不见贴补之痕迹。孔教授认为,翁同龢当天所见之人实为康有为,康氏在翁同龢眼中乃真正的“策士”。翁同龢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动手对日记进行删改。
  还有一种篡改的情形是日记主人作古之后,他的后代为了替他们前辈评功摆好,美化拔高,往往也在日记上做手脚。故在用日记进行研究工作时,需要仔细加以斟酌辨别。
  为了确保日记真实能做到最大化,很多学者主张在整理日记时,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曾特意交代:“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和原始日记完全保持一致,特别在文字上、形式上,已有很大的差距了。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
  其实,“活的”与“真的”并不矛盾。这些年整理出版的日记,如《钱玄同日记》便是先有手稿本问世,后有整理本。读者一旦有疑问,可以将两者对照。
日记能包打一切?
  日记不仅写出作者的个性和风范,还能记录下大量的文学资料,所记之事也往往会对历史事件过程作真实细致的记录。因此,日记为史家研究历史所重视,是探赜史事、考订史实、补证史料的重要文献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史料,最重要的是真实、准确。可在整理出版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误识误判。如朱自清日记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而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日记,径直将译文纳入,却没有收入原文。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误译,特别是人名。而因出版时效的限制,很多日记手稿在识别时,造成的错讹也不少。有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一本日记中的错误竟有200余处。这使日记的可信性大受影响,也会误导读者。
  在编辑加工日记中,有些人物、地名的简称、昵称等,整理者本可作个简要注释。有热心的整理者,给出注释,却错误连连,更伤读者之心。日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编者是否能够编制人名索引;是否可以配上行迹图,或给出更多相关阅读的线索?诸如此类的细节,也是出版社赢得读者青睐的重要因素。
  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日记的价值和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日记不能包打一切,需要与很多文献相互参证。以《退想斋日记》为例,目前的版本为节选之后的,并非日记原稿的全部内容。现在,日记的手稿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并且整理成微缩胶卷,已经有学者开始利用原稿来开展研究,但是由于地域的局限性,能够利用原稿的学者仍非常有限,若将完整的日记内容与作者的其他著作一起整理出版,那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将显得更加丰厚。
  日记阅读与研究,千人千面。期待历史研究者、读者们,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同日记里更多新的亮点。
  □ 本报记者 卢昱

  近年来,大小人物各类日记的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如火如荼,所谓“日记学”颇具规模,也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增添了更多的认知可能,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这让众多读者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得以在碎片化的阅读中,拼接日记主人的人生轨迹,汲取深厚广博的智慧。
  日记作为映照作者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镜像,有时是平面镜,有时为哈哈镜,成像效果各异。故在整理、出版及阅读日记时,需仔细分析、甄别和研究,不断擦亮日记的镜像。
写给自己与
写给别人的日记

  “市面上很多名人写的日记,除了基本的事件记述,凡对历史和人物时事的评论感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会不会是故作姿态的笔尖表演?因为他们知道这日记早晚是要公开的,所以有所取舍。我倒喜欢在旧书市淘一些普通人写的日记,有趣又真实。”8月15日,在济南中山公园买书的市民韩少飞说。
  日记犹如当下的朋友圈,作者在选择“对所有人可见”或“对自己可见”时,所顾忌的程度肯定不同。比如鲁迅先生的日记,最初具有备忘性质,不具备“作品性”,也不亲近读者。鲁迅生前并不准备发表自己的日记,在鲁迅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中,就不包括日记。
  在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中,鲁迅先生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自己的日记。对于自己日记的读者,鲁迅强调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至于日记的内容,他写道:“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对于自己特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鲁迅曾有过率直幽默的自白:“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对于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日记,比如“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的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鲁迅颇不以为然。
  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从1853年到1889年,36年间铢积寸累,洋洋数百万言。对这套日记,鲁迅曾以调侃的口吻评价道:“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但同时也指出此书“不像日记的正脉”。
  依鲁迅先生的逻辑,“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心态偏离了日记正脉。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
  近年来,现代人物日记陆续出版。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书阁的日记。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不是零星出版名人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有的丛书多达百本。
  迄今日记的出版,其种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政治内容为材料的,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曾国藩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此类日记作者身在官场,见证了诸多历史转折的细节,其所见所思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第二类属学术类日记,如锦绶《记汉书日记》、吴寿萱《治算学日记》等,严格来说,是在“经学”范围之内的,只在小圈子的读者中流传;最后一类洋洋洒洒,是纯粹私人性的产品,即日常生活的“实录”,如最近重新出版的山西太原赤桥村清代举人刘大鹏所著《退想斋日记》等。
  如今所谓“日记学”也颇具规模,有一些热衷于此的学者和爱好者:如已故陈左高先生撰有《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等,多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多有阐释,自牧、古农等几位学者还编有《日记杂志》《日记大辞典》等。
“活的”与“真的”矛盾吗?
  日记,是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回顾自己思想变化、心灵升华的一面镜子,乃个人心灵独唱。致力于日记写作与传播数十年的自牧先生,有此见解:“日记首先要真实,其次才讲文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可自欺欺人。修饰润改过往的日记,便等于篡改过去的历史。一个人,要敢于对过往的一切予以承认,发生了的,便是存在;存在了的,就成了历史。”
  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家特别重视日记,是因为他们从日记这个“宝藏”里,能够见到“活的”关于个人、关于当时社会的记载。
  可宝藏也有很多烦恼,如何确保“活的”就是“真的”呢?在源头上,日记作者有所隐瞒的现象,不胜枚举。而碍于隐私和其他各种原因,日记整理过程中也存在删削。
  清史研究专家孔祥吉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封建文人是要面子的,为了种种原因,他们把已经写好的日记进行改删。因此,要特别注意考据的问题,否则会误入歧途,写出不真实的历史。
  日记的改篡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日记的主人生前的改删。如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作者与康有为来往的记载,有的部分就被改删了。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听到《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后,发动来京参加会试的公车联名去都察院上书,同时寻求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支持。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康有为曾到翁同龢府上拜访。戊戌政变之后,翁氏惧怕受牵连,故而把前来拜访的“康有为”之名,改为“李慈铭”。但他却忘了李慈铭(号莼客)已于前一年去世了。因此,改删出了漏洞。
  翁同龢在那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后来,孔祥吉在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家中,看到了日记原稿本,发现“李莼客”三字是剪贴上去的,做工非常精细,非用强光照射,几乎看不见贴补之痕迹。孔教授认为,翁同龢当天所见之人实为康有为,康氏在翁同龢眼中乃真正的“策士”。翁同龢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动手对日记进行删改。
  还有一种篡改的情形是日记主人作古之后,他的后代为了替他们前辈评功摆好,美化拔高,往往也在日记上做手脚。故在用日记进行研究工作时,需要仔细加以斟酌辨别。
  为了确保日记真实能做到最大化,很多学者主张在整理日记时,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曾特意交代:“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和原始日记完全保持一致,特别在文字上、形式上,已有很大的差距了。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
  其实,“活的”与“真的”并不矛盾。这些年整理出版的日记,如《钱玄同日记》便是先有手稿本问世,后有整理本。读者一旦有疑问,可以将两者对照。
日记能包打一切?
  日记不仅写出作者的个性和风范,还能记录下大量的文学资料,所记之事也往往会对历史事件过程作真实细致的记录。因此,日记为史家研究历史所重视,是探赜史事、考订史实、补证史料的重要文献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史料,最重要的是真实、准确。可在整理出版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误识误判。如朱自清日记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而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日记,径直将译文纳入,却没有收入原文。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误译,特别是人名。而因出版时效的限制,很多日记手稿在识别时,造成的错讹也不少。有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一本日记中的错误竟有200余处。这使日记的可信性大受影响,也会误导读者。
  在编辑加工日记中,有些人物、地名的简称、昵称等,整理者本可作个简要注释。有热心的整理者,给出注释,却错误连连,更伤读者之心。日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编者是否能够编制人名索引;是否可以配上行迹图,或给出更多相关阅读的线索?诸如此类的细节,也是出版社赢得读者青睐的重要因素。
  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日记的价值和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日记不能包打一切,需要与很多文献相互参证。以《退想斋日记》为例,目前的版本为节选之后的,并非日记原稿的全部内容。现在,日记的手稿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并且整理成微缩胶卷,已经有学者开始利用原稿来开展研究,但是由于地域的局限性,能够利用原稿的学者仍非常有限,若将完整的日记内容与作者的其他著作一起整理出版,那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将显得更加丰厚。
  日记阅读与研究,千人千面。期待历史研究者、读者们,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同日记里更多新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