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超四成用户选择音乐节作为度假休闲首选，其中六成选择跨城观演

一场受众与摇滚文化的“双向奔赴”

　　□ 本报记者 徐晨

　　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迷笛音乐节”，这算是音乐节这一艺术形式在国内啼声初试。近几年，本来还多少有些专业性质的音乐节，“其兴也勃焉”。2007年国内市场音乐节仅为24个，201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63个，11年间，国内每年举办的音乐节数量增加了十多倍。
　　在高温萦绕的夏季，音乐节更是“燥”出了一片狂热氛围。大麦数据显示，2021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共举办了56场音乐节，比2019年同期提升了37%，票房和观演人次同比分别增加了252%、173%。本来以摇滚音乐这一小众文化为主题的音乐节，俨然化身为人人奔赴的大众娱乐项目。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
　　细究起来，音乐节还算一种比较“古老”的艺术形式了。早在18世纪，音乐节诞生于英国。但当时的音乐节，仅限于观赏现场演出，并没有如今大型音乐节动辄几十万人的规模场面。
　　音乐节历史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个拐点。1969年8月15日，45万嬉皮士从不同城市聚集到纽约州东南部的贝塞尔小镇，原本宁静安逸的乡村小镇被“吓”得措手不及。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研究美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的著作《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中如此落笔，可见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地位之显赫。
　　那时，美国社会正值矛盾尖锐突出之时，人权、种族问题层出不穷，人们从未如此渴望表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和向往。然而，主流渠道并不能代表他们发声，人们的表达诉求被极大地压抑，群情激愤，示威游行等反抗行动在各地接二连三地上演。
　　除了这些充斥着对抗反叛的途径外，有没有既可以避免冲突又可以表达诉求的方式？1969年，有两位24岁的嬉皮士在成功举办过一场音乐典礼后产生了思考。他们认为，音乐是能够团结一切的方式，是最能够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渠道；而风格极端却非暴力的摇滚乐则是人们宣泄心中情绪的完美“泄压阀”。于是，两位嬉皮士找到投资人举办了一场音乐节，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正当其时，造就了这场“拯救世界”的音乐节。本来预计只有5万人参与的音乐节，吸引了45万观众从各地涌来。原本少见行驶车辆的小镇公路，被一辆辆载着躁动心跳的汽车塞满，摇身变成了拥挤的露天停车场。整整3天时间里，人们全身心沉浸在摇滚的音浪之中，无人管理的超大规模聚会，没有发生任何一起犯罪事件，放在当时的美国是极为难得的。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将“爱与和平”的乌托邦带到世间，而“三天的和平与音乐”的主题，彰显了人们对和平、自由、平等与爱的极致向往，也被认为是“伍德斯托克”精神的内核所在。四十年后，著名导演李安还把这场狂欢拍成了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如今，随着时代背景演变和文化消费观念嬗变，“伍德斯托克精神”中部分元素从音乐节的显性精神中悄然退去，但是表达对自由的追求这一精神内核，仍能在音乐节现场炸出燥热气氛。在此基础上，娱乐、狂欢等属性标签也与音乐节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连接。
受众与摇滚文化的双向奔赴
　　有人说，音乐节上的人都是“疯子”。身在局外，也许会对这样的评价不以为然，但是当你真正置身现场，会发现评价自有其恰当之处——音乐节现场各项仪式活动充满了碰撞与感官刺激。
　　夏日正午，在灼热太阳暴晒下，草地是意料之外的滚烫，高温久久不散地萦绕在现场每个人左右，这样的阵仗下，不畏艰难冲在舞台前的大有人在，躲在阴影下乘凉的也并非少数。
　　黄昏时分，随着日头西落、光线变暗，原本散布在各处的人们开始大片地向舞台前方聚集而去，摇滚文化专属的各项仪式也即将上演。
　　在舞台前的人们伴随着音乐强烈的节奏高举手臂，像弹簧一样上下跳动，这是“Pogo”。
　　“Pogo”的人们在舞台周围形成了一堵密集而坚实的“人墙”。但倡导自由的音乐节不允许阻碍的存在，“开火车”是他们打破阻隔的有力方式：由某个乐迷带头，后面多人以队列的方式把手搭在前面的肩上，一个接一个地像火车车厢一样排下去，然后在台下不停地开动，开向舞台最前方。每当此时，舞台前的“人墙”都会裂出一条通道，有人选择主动避让，也有人反而迎难而上，只为享受碰撞带来的澎湃感。
　　将碰撞刺激贯彻到极致的，是“Mosh”。在靠近舞台的中央区域，由参与者占领出一片“Mosh区”，参与者相互用手推或身体撞击彼此。Mosh是充满荷尔蒙、自由、极富变化性和肢体接触的舞蹈动作，少到十几个人，多到几千人都可以同时进行。
　　无论从现场的氛围来看，还是放眼更大的文化背景，音乐节都做到了粉圈大融合。
　　这首先与摇滚音乐走入大众视线有关。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反叛风格，摇滚文化一直被归为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亚文化”范畴。随着《乐队的夏天》《中国有嘻哈》等小众文化综艺节目的火热，充满个性的摇滚、说唱等小众音乐文化将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群体之中，越来越多人愿意感受其中魅力。而音乐节作为摇滚音乐向大众开放的主阵地之一，其热度也随之走高。
　　除了受众的主动接近，音乐节本身也具备包容更多群体参与其中的张力。一方面，与其他“亚文化”活动相比，音乐节的参与“门槛”更低。音乐节现场，参与“Pogo”“Mosh”等的已非少数，这体现了音乐节“出圈”的另一重要动力——破除限制的仪式。以“Pogo”为例，狭义的“Pogo”主要用于朋克演出现场，有其自成一体的动作规范，但随着音乐节狂欢的受众群体不断拓展，继续给各项仪式设限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违“不拘世俗”的摇滚精神。因此，音乐节上各项仪式的限制正日趋淡化，逐步变成人人均可轻易参与其中的活动。另一方面，音乐节内容正从摇滚拓展到民谣、电音等更为多元的音乐类型；不仅如此，音乐节也逐渐从音乐聚会进化成一个集演艺、旅游、餐饮等多项目于一体的狂欢派对，个体的快乐得到真正满足，这恰恰是当代年轻人所向往的娱乐生态模式。
　　工作压力大、日常生活千篇一律，如今的年轻人对充满刺激、尽情宣泄的娱乐方式青眼有加。音乐节就是这样的契机，现场的人们可以在音乐到达高潮时随意蹦跳，在喧闹的音乐掩盖之下放肆尖叫，没人会对以上行为用异样目光行注目礼。小可（化名）是一名普通白领，不久前，并不偏好摇滚乐的她第一次去音乐节现场就快速进入状态，“Pogo”了一整天。“尽管第二天又虚又累，但我太爱那种感觉了，下次还要去。”小可意犹未尽地表示。
　　可以说，正是受众与摇滚文化的“双向奔赴”，助推了音乐节从小众集聚向大众狂欢的蜕变。数据显示，2021年“五一”假期，超四成用户选择音乐节作为度假休闲首选，其中还有六成用户选择跨城观演。
隐忧：不到20%音乐节盈利
　　当前，我国音乐节的类型和数量仍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态势。音娱行业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每年都有超过200场户外音乐节在全国各地举办。
　　音乐节愈发火热正吸引着各方资本积极入场。动辄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人流量，让音乐节对地方文旅的带动效果逐渐凸显，成功举办一场音乐节已是打造城市名片的有效方式之一。作为文旅大省，山东今年也成了音乐节大户：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山东预计将举办14场音乐节，举办地点包括济南、青岛、淄博、潍坊、东营、日照、德州等多个城市。
　　然而，“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在音乐节市场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也有大量音乐节品牌消失或停办：尽管近几年大众对于音乐节的参与度有大幅提升，但依然亏损的音乐节不在少数。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国内，只有不到20%的音乐节盈利，其余的均是“赔本赚吆喝”。因此，在国内像草莓、迷笛等能够长期稳定办下去的音乐节品牌，依然屈指可数。据统计，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均落地并具备一定品牌性的音乐节，只占市场整体的约15%。
　　究其原因，应是音乐节产品高度同质化竞争的结果。音乐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在同质产品激增的大背景下，想要突围就必须将眼光投到内容上。始于音乐而又不止于音乐——如今人们对音乐节的需求趋向多元高质，因此，满足受众多元需求，将是音乐节扩大受众群体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从长远来看，内容垂直细分将是消费升级的大势所趋，摸清目标受众及其核心需求则是打造精品文化产品的长线投资。在内容方面，国内头部音乐节品牌各有策略：在演出阵容上，像迷笛、yolo等音乐节更侧重在特定风格上的垂直深耕，而草莓、麦田等音乐节的音乐风格相对更多元丰富。
　　在内容之外，基础设施服务也是音乐节有待补足的短板。几万人的规模对现在的音乐节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但许多音乐节的现场安保、公共卫生间、保洁等配套服务却难以承载相应工作量，以至于不少音乐节之后都可在网络上听到不小的吐槽声。今年“五一”期间，南京草莓音乐节、河南云台山音乐节就被报道散场之后遍地垃圾，这反映出音乐节在配套设施方面仍有欠缺。在垃圾处理方面，日本的富士摇滚音乐节表现得颇为出色：除了入口处发放巨型环保袋之外，场地的垃圾箱位置也颇为醒目，周围更有志愿者会对垃圾投放者进行分类监督。设施和服务的水准跟不上是音乐节普遍存在的短板，不仅影响观众体验，也事关举办音乐节的城市形象。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观众自觉，更需要主办方不断优化配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