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广骞
山东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在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加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自元代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与山东境内运河工程、漕粮运输、商贸流通、诗文创作、民俗文化等领域关系密切的史书、专书、奏议、笔记、方志、诗文、小说等各类文献大量出现。这些文献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山东运河有所反映，为梳理运河历史脉络、保护运河水利遗迹、再现运河商贸盛况、探究运河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山东运河文献呈现出多样风貌。山东运河开凿的历史非常悠久，记述山东运河的文献也出现较早。据《史记·河渠书》，早在先秦时期，齐国即开凿运河，“通菑济之间”。《宋史》《金史》均有《河渠志》，二者相互表里，记述了山东境内曾作为运河河道的卫河。《元史·河渠志》记山东境内的会通河“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并列举了山东境内各闸之名称及建造年代，保留了元代山东运河开凿的重要记录。
与纪传体正史侧重于对山东运河进行宏观概述不同，明清以来存世的大量档案则为治理运河各类举措的真实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治河高官驻节山东济宁，《明实录》《清实录》中保存了河务官员治河保漕的大量基础资料。清代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等高官重臣所上与山东运河治理有关的奏折，相当部分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中。这些奏折内容翔实准确，显示了国家治理山东运河的机制与举措，是山东运河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东运河文献中，有些水利专书、漕务专书记述范围较广，山东运河为其记述的重要部分。如明代黄承玄《河漕通考》详细记述运河河道，其记山东境内“泉源湖泊废坏不修”对会通河的危害，显示出泉脉对山东运河通航的重要作用。在与山东运河有关的专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各类河务资料汇编，如《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等采用编年体例，保存了大量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档案资料。有的则为治河官员奏疏的汇集，如清代张鹏翮《张公奏议》、白钟山《豫东宣防录》等，保存了河务重臣治河保运的理念和举措。此外，历代编修的各类政书，如《明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中的“漕运”“关税”“河工”等纲目中也散见不少山东运河史料，值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
山东是方志纂修大省，存世方志居全国第三位。方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资料性和地域性。在运河所经的各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负有保漕之责，在编修当地志书时，往往对辖区内的运河河道、治河徭役、运河经济有多方面的记述。相较于正史与档案，方志的记述范围较小，其对辖区内运河的记述也往往较为细致，不少内容采自各府（州、县）的治河公文牍册，是挖掘山东运河文献的一座宝库。如于慎行主持编纂的《兖州府志》开本宽大，刊刻精美，今藏山东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其《河渠志》认为“漕渠通塞，则国计由之盈缩。而河流顺逆，则漕渠视以通塞”。其记述境内运河开凿历史、职官衙署、河道闸坝等颇为详细，保留了大量基础信息，显示出对山东运河的高度重视。
此外，在历代文人撰写的笔记、诗文集中，也有大量与山东运河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官员、文人经由运河往返京城与南方各地，通过诗文或述见闻，或论史事，或辨名物，或写情景，或抒情感，或存掌故，颇为鲜活自然。如杨士奇《南归纪行录》、李东阳《南行稿》、谈迁《北游录》均记述沿运北上南行的旅程，其中有不少记述山东运河风貌、与友人交游酬唱的诗文。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小说家叙写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人文背景。明代白话小说《金瓶梅》把故事放在以临清为主的运河岸线城市中展开，清初成书的《醒世姻缘传》也以山东运河区域为背景叙写故事。这些小说采用艺术化的描写，再现了山东运河区域的市井生活，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认知价值。
山东运河有“闸河”“泉河”之称，运河河道状况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山东运河文献的鲜明特色。山东运河文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进行运河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资料。整理好、使用好我省丰富的运河文献，并进行当代化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利用山东运河文献的相关记述，积极开展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大运河各类文物的文化价值，并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其次，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找准山东运河文献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切入点，有序开发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传统运河文化与现代商业模式的有机结合、古代历史与现代经济的深度融合。最后，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挖掘山东运河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健康元素，更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进一步丰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山东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在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加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自元代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与山东境内运河工程、漕粮运输、商贸流通、诗文创作、民俗文化等领域关系密切的史书、专书、奏议、笔记、方志、诗文、小说等各类文献大量出现。这些文献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山东运河有所反映，为梳理运河历史脉络、保护运河水利遗迹、再现运河商贸盛况、探究运河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山东运河文献呈现出多样风貌。山东运河开凿的历史非常悠久，记述山东运河的文献也出现较早。据《史记·河渠书》，早在先秦时期，齐国即开凿运河，“通菑济之间”。《宋史》《金史》均有《河渠志》，二者相互表里，记述了山东境内曾作为运河河道的卫河。《元史·河渠志》记山东境内的会通河“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并列举了山东境内各闸之名称及建造年代，保留了元代山东运河开凿的重要记录。
与纪传体正史侧重于对山东运河进行宏观概述不同，明清以来存世的大量档案则为治理运河各类举措的真实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治河高官驻节山东济宁，《明实录》《清实录》中保存了河务官员治河保漕的大量基础资料。清代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等高官重臣所上与山东运河治理有关的奏折，相当部分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中。这些奏折内容翔实准确，显示了国家治理山东运河的机制与举措，是山东运河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东运河文献中，有些水利专书、漕务专书记述范围较广，山东运河为其记述的重要部分。如明代黄承玄《河漕通考》详细记述运河河道，其记山东境内“泉源湖泊废坏不修”对会通河的危害，显示出泉脉对山东运河通航的重要作用。在与山东运河有关的专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各类河务资料汇编，如《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等采用编年体例，保存了大量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档案资料。有的则为治河官员奏疏的汇集，如清代张鹏翮《张公奏议》、白钟山《豫东宣防录》等，保存了河务重臣治河保运的理念和举措。此外，历代编修的各类政书，如《明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中的“漕运”“关税”“河工”等纲目中也散见不少山东运河史料，值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
山东是方志纂修大省，存世方志居全国第三位。方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资料性和地域性。在运河所经的各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负有保漕之责，在编修当地志书时，往往对辖区内的运河河道、治河徭役、运河经济有多方面的记述。相较于正史与档案，方志的记述范围较小，其对辖区内运河的记述也往往较为细致，不少内容采自各府（州、县）的治河公文牍册，是挖掘山东运河文献的一座宝库。如于慎行主持编纂的《兖州府志》开本宽大，刊刻精美，今藏山东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其《河渠志》认为“漕渠通塞，则国计由之盈缩。而河流顺逆，则漕渠视以通塞”。其记述境内运河开凿历史、职官衙署、河道闸坝等颇为详细，保留了大量基础信息，显示出对山东运河的高度重视。
此外，在历代文人撰写的笔记、诗文集中，也有大量与山东运河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官员、文人经由运河往返京城与南方各地，通过诗文或述见闻，或论史事，或辨名物，或写情景，或抒情感，或存掌故，颇为鲜活自然。如杨士奇《南归纪行录》、李东阳《南行稿》、谈迁《北游录》均记述沿运北上南行的旅程，其中有不少记述山东运河风貌、与友人交游酬唱的诗文。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小说家叙写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人文背景。明代白话小说《金瓶梅》把故事放在以临清为主的运河岸线城市中展开，清初成书的《醒世姻缘传》也以山东运河区域为背景叙写故事。这些小说采用艺术化的描写，再现了山东运河区域的市井生活，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认知价值。
山东运河有“闸河”“泉河”之称，运河河道状况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山东运河文献的鲜明特色。山东运河文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进行运河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资料。整理好、使用好我省丰富的运河文献，并进行当代化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利用山东运河文献的相关记述，积极开展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大运河各类文物的文化价值，并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其次，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找准山东运河文献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切入点，有序开发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传统运河文化与现代商业模式的有机结合、古代历史与现代经济的深度融合。最后，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挖掘山东运河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健康元素，更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进一步丰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