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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文化名人傅以渐和杨以增

2020-11-10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罗衍军 王雪莹

清正廉明的傅以渐
  傅以渐(1609年—1665年),字于磐,号星岩。今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先后负责明史、太宗实录的纂修工作,太祖、太宗圣训和通鉴的总裁。
  傅以渐一生从不结党营私,也不唯利是图,“既清且慎,不争不党”,因而为顺治皇帝所信任。与诸多位居高官的人臣不同,傅以渐虽曾为康熙皇帝的太保太傅,位居高位,但他只是充当文化顾问的角色,而不醉心于政治官场上的争名逐利。傅以渐即使在为官发达以后,仍然生活节俭,骑驴出门,相传康熙皇帝曾为他牵驴歇鞍。在明末李自成派大军攻进聊城时,当地人都十分惊恐,而傅以渐仍如往常一样,静心读书做学问,当地人劝他:命都快没了,还读书做什么?他淡定地说:“生死命耳,苟不死,天下不用读书人么”,坚信“如果有明君出现,必定会重用读书人”。
  傅以渐曾奉朝廷之命,参与或主持史书的编纂,或为其友人的史书作序。他在顺治二年(1645年)充任《明史》修纂官,参与《明史》资料的撰写工作。顺治九年(1652年),担任《太宗实录》的撰修官,获得顺治皇帝的赏识,成为皇家修史编书的骨干力量。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担任《通鉴全书》总裁官。并为《明史纪事本末》和《聊城县志》作序,在《聊城县志》文末自称“养病邑人傅以渐”,可见其为人处世的谦恭低调。在《叙北河续纪》中,他提出了治河理念:“治河的智慧,应从大处着眼,此外还需要勤奋机敏、卓越练达。”用寥寥数语就将治河理念阐明。
  傅以渐带给傅氏家族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和动力,在言行上,后世继承了傅以渐的优良传统,出现了傅绳勋、傅斯年等优秀的后人,傅氏家族清正廉明、不阿权贵、正直敢言、体恤百姓的家风,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清代藏书名家杨以增
  杨以增(1787年—1856年),字益之,别号东樵,又号退思老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十六日,生于聊城东昌府城关万寿观前街杨宅。杨氏家族素来重视家庭教育,杨以增继承了优秀的家风,有着忠孝礼义、品行端正、重视文化的品质。在治学方面,杨以增受父亲杨昭煜的影响,从小饱读诗书,在治学上亦成绩卓然,著有《退思庐文存》《治学箴》《古韵分部谐声》及大量序跋、尺牍、奏疏、碑铭等。受其父亲的影响,杨以增沿袭了藏书的家族传统,通过友人馈赠以及养廉金等方式,不惜斥巨资购买书籍,形成了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峙南北的、号称“南瞿北杨”的“海源阁”藏书楼,海源阁取《学记》“先河后海”语。海源本为“祀事”,即追远先辈之思,又具有治学之意。杨氏家族从杨以增起,由武转文,通过科举考试,各代都有为官者,而对于书籍的收藏也十分重视,重视对书籍的收集和整理保护。
  在当时的北方能形成如此大的藏书文化家族,是有多种原因的,除了家族传统、收藏家的兴趣和经济水平以及地区发展外,京杭大运河作为当时南北交通和运输的主要通道,发挥着巨大作用,也成为了文化传输的主要方式,对于文献及文化的“北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氏收藏的高峰是在杨以增就任江南河道总督时的道咸之间,督府就设在运河、淮河、黄河交汇城市——清江浦(今淮安)。杨以增还两次沿河南下扬州、苏州收购藏书。并将收藏图书、文物等借运河之便,载至家乡的海源阁收藏。此时,东昌府的刻书相当兴盛,当时城中很多达官贵人及私家书坊都刻书,所用书板有不少是沿运河由南方运来。杨氏刻书自杨以增后并未终止,杨氏不少未刻完的书板,也都是通过运河运回聊城,再反复印刷,这些书板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结束。
  作为河道专家,杨以增对河运、河道等河渠之书,尤为重视,收藏有43种,其中仅《水经注》的各种本子就有13种之多。与南方的藏书家族不同的是,出于对书籍文本的保护,杨氏藏书很少给外人借阅,就连杨氏家族内部成员,也要在16岁以后,懂得保护书籍的重要性和方法后,才可以去“海源阁”读书,但杨以增曾经收集多种复本,想要开图书馆,以便人们传阅,所以说其不对外借阅并非吝啬之意。杨以增为官廉洁,体恤百姓,藏书主要来源是朋友馈赠、自己的官俸和养廉金,从未贪赃枉法。咸丰五年(1856年)十二月十八日,杨以增卒于官,卒后追赠右都御史衔,谥号“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