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金峰
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在推进工作时缺乏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陷入了“开会发文”“检查督查”“评比考核”“突击活动”“现代技术”“问责追责”等六种依赖症，离开这些就不会推动工作了，这是形式主义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
近日，中央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提出要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形式主义是一种多发症、易发症，也是一种顽症，如此我们才要持续克服形式主义问题，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破解形式主义顽疾，需要我们摒弃现实中积习已久的一些惯性套路、路径依赖，根治工作推进中的六种“依赖症”。
“开会发文”依赖症。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有的单位对上级文件层层转发，文件简报满天飞，内容“假、大、空、涩”；层层开会、陪会，天天开会，开“马拉松”会，把开会变成了工作常态，而且都要求“一把手”参会，以至于很多领导干部不是“泡”在会场，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有的单位急于表现，传达上级精神不过夜，口号喊起来“地动山摇”，文件转起来“快如闪电”，但干起活来却靠边站。
“检查督查”依赖症。有的领导机关缺乏对基层单位应有的信任，为了显示工作力度，把“检查督查”作为工作抓手，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检查督查,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声势大、效果差，根本发现不了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基层很大一部分人力、精力，用在了迎来送往、应付检查督查上。有的单位专门设置了“经典路线”，有的家庭成了迎接检查的“专业户”，有的人员成了“专业演员”。
“评比考核”依赖症。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评比达标验收。有的部门缺乏全局观念，本位主义严重，既不了解宏观情况，又不掌握民意，只盯着自己业务“条条”“线上”的一亩三分地，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顾基层承受能力，在本系统组织开展一系列繁琐的评比表彰和达标验收活动，经常出现“省里要比，市里先比一次；市里要评，县里先评一次”的轮番评比的情况。二是考核和“一票否决”。有的部门单纯用考核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动不动就拿出“考核”大棒，时不时就挥舞“一票否决权”，以至于考核制度越来越细，越来越全，越来越繁琐，考核成本越来越高，基层也要花大量精力，用在应付各种考核上。滥用“一票否决”，则不仅导致中心工作不突出，也使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突击活动”依赖症。典型特征就是急功近利，短线突击。有的地方在推进工作中，缺乏“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而是空泛表态，应景造势，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动不动就采取非常规措施，追求“短平快”，不舍得下细功夫、慢功夫、实功夫。突击活动过后，矛盾仍然“水落石出”。一些单位和部门，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如环保整治中的“一刀切”，安全生产中的“一人得病，全家吃药”等 。突击活动打乱了基层的工作节奏，导致基层干部加班加点，身心俱疲，工作应接不暇，顾此失彼，陷入处处救火的被动应急状态。
“现代技术”依赖症。这是一种新型“依赖症”。一些乡镇干部的手机上，普遍装有七八个工作APP和20多个工作类微信“公众号”，每天若要认真完成APP上的“留痕”任务，要耗费两个小时左右。同时，各地政务APP过多现象也普遍存在，要求基层人员打卡学习、积累学分。有的扶贫干部下村，变成了“留影式”帮扶，拍个照片传给群里，或者传给领导，就万事大吉了。“键对键”代替了“面对面”，接地气的调研没有了，面对面的心理沟通消失了；速度加快了，温度降低了。手机APP确实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不能过多过滥，成为基层新负担。
“问责追责”依赖症。来自上级部门的问责，确实帮助不少地方和干部拧紧了责任“发条”，但滥问责、乱问责现象，属地式问责、计时式问责、强压式问责、职能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等“五座大山”，也着实压垮了不少基层干部，一些同志患上“被问责焦虑症”，有乡镇党委书记自述，他认领过42项责任。
这些推动工作的“依赖症”，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对此，我们必须从思想、机制、能力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从根本上加以破解。
杜绝“只顾领导注意不注意，不顾群众满意不满意”。形式主义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清除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官本位”观念等影响，彻底消除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和市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坚决杜绝“只顾领导注意不注意，不顾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实干导向，躬身落实，真刀真枪，把工作基点放在解决难题、推动发展上。要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时时处处出于公心，而不是片面提升本部门的影响力，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免责。
突破老框框、老办法，消除“本领恐慌”。罹患“依赖症”，一个重要原因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出现了“本领恐慌”。离开了那几招，脑子就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抓，怎么干，正是“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工作一团糟”。因此，医治“依赖症”，必须提升执政能力。要提升把握全局的能力。正确处理本部门与全局工作的关系，把本部门工作放在全盘中把握和考量，充分考虑基层承受能力，不能搞“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要树立创新思维，创新方式方法，把改革作为抓落实的“冲击钻”，把减负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突破老框框、老办法，开创工作新局面。
勇于放手，充分相信基层、赋权给基层。特殊时期，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但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做到适时、适情、适度。如开展检查督查、评比考核，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多、过频。再如，围绕当前比较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展一些突击活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也是可取的，但不能事事都搞“突击”。要充分相信基层，放手让基层去干。充分赋权给基层，让基层既有责，更有权，权责一致。要勇于放手，不搞越俎代庖、包揽一切，引导基层按照自身节奏，有条不紊抓好各项工作。
刚性减负，明确各项减负标准。基层负担，经常会陷入“减负—增加—再减负—再增加”的怪圈之中。因此，要做到真减负、减真负，必须明确减负的标准，从制度约束上，要进行刚性控制、压缩总量。一是做减法，减会议、文件，减各种简报、报表、专项记录、工作台账。二是合并同类型，如合并会议、合并检查督查、合并调研等，同一部门开展的工作要尽可能整合。三是科学优化。要对考核的效能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把考核“万能化”。要简化考核，优化考核内容，减少一般性考核。
拆庙去神，加大流程再造力度。基层负担重，压力大，根子在上面。一些机构层级过多，流程复杂，决策效率、落实效率都很低。对此，必须源头治理，釜底抽薪。一是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精简机构，把机构和人员真正减下来，从源头上把负担减下来。二是勇于动自己的奶酪，敢于削自己的权力，进行流程再造，做到简化再简化，优化再优化，从体制机制上避免形式主义卷土重来。
防止以属地管理为由，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很多“依赖症”，其实是乱问责、滥问责逼出来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事项清单、事权下放准入等制度，防止以属地管理为由，变相推卸责任。要规范问责启动程序。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科学容错、免责，做到责当其错，问当其人。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启动问责程序，确保问责规范化、严肃性。最后要清理不必要、不合理的“一票否决”事项，让基层干部不为问责所累，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在推进工作时缺乏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陷入了“开会发文”“检查督查”“评比考核”“突击活动”“现代技术”“问责追责”等六种依赖症，离开这些就不会推动工作了，这是形式主义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
近日，中央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提出要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形式主义是一种多发症、易发症，也是一种顽症，如此我们才要持续克服形式主义问题，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破解形式主义顽疾，需要我们摒弃现实中积习已久的一些惯性套路、路径依赖，根治工作推进中的六种“依赖症”。
“开会发文”依赖症。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有的单位对上级文件层层转发，文件简报满天飞，内容“假、大、空、涩”；层层开会、陪会，天天开会，开“马拉松”会，把开会变成了工作常态，而且都要求“一把手”参会，以至于很多领导干部不是“泡”在会场，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有的单位急于表现，传达上级精神不过夜，口号喊起来“地动山摇”，文件转起来“快如闪电”，但干起活来却靠边站。
“检查督查”依赖症。有的领导机关缺乏对基层单位应有的信任，为了显示工作力度，把“检查督查”作为工作抓手，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检查督查,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声势大、效果差，根本发现不了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基层很大一部分人力、精力，用在了迎来送往、应付检查督查上。有的单位专门设置了“经典路线”，有的家庭成了迎接检查的“专业户”，有的人员成了“专业演员”。
“评比考核”依赖症。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评比达标验收。有的部门缺乏全局观念，本位主义严重，既不了解宏观情况，又不掌握民意，只盯着自己业务“条条”“线上”的一亩三分地，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顾基层承受能力，在本系统组织开展一系列繁琐的评比表彰和达标验收活动，经常出现“省里要比，市里先比一次；市里要评，县里先评一次”的轮番评比的情况。二是考核和“一票否决”。有的部门单纯用考核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动不动就拿出“考核”大棒，时不时就挥舞“一票否决权”，以至于考核制度越来越细，越来越全，越来越繁琐，考核成本越来越高，基层也要花大量精力，用在应付各种考核上。滥用“一票否决”，则不仅导致中心工作不突出，也使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突击活动”依赖症。典型特征就是急功近利，短线突击。有的地方在推进工作中，缺乏“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而是空泛表态，应景造势，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动不动就采取非常规措施，追求“短平快”，不舍得下细功夫、慢功夫、实功夫。突击活动过后，矛盾仍然“水落石出”。一些单位和部门，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如环保整治中的“一刀切”，安全生产中的“一人得病，全家吃药”等 。突击活动打乱了基层的工作节奏，导致基层干部加班加点，身心俱疲，工作应接不暇，顾此失彼，陷入处处救火的被动应急状态。
“现代技术”依赖症。这是一种新型“依赖症”。一些乡镇干部的手机上，普遍装有七八个工作APP和20多个工作类微信“公众号”，每天若要认真完成APP上的“留痕”任务，要耗费两个小时左右。同时，各地政务APP过多现象也普遍存在，要求基层人员打卡学习、积累学分。有的扶贫干部下村，变成了“留影式”帮扶，拍个照片传给群里，或者传给领导，就万事大吉了。“键对键”代替了“面对面”，接地气的调研没有了，面对面的心理沟通消失了；速度加快了，温度降低了。手机APP确实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不能过多过滥，成为基层新负担。
“问责追责”依赖症。来自上级部门的问责，确实帮助不少地方和干部拧紧了责任“发条”，但滥问责、乱问责现象，属地式问责、计时式问责、强压式问责、职能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等“五座大山”，也着实压垮了不少基层干部，一些同志患上“被问责焦虑症”，有乡镇党委书记自述，他认领过42项责任。
这些推动工作的“依赖症”，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对此，我们必须从思想、机制、能力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从根本上加以破解。
杜绝“只顾领导注意不注意，不顾群众满意不满意”。形式主义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清除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官本位”观念等影响，彻底消除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和市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坚决杜绝“只顾领导注意不注意，不顾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实干导向，躬身落实，真刀真枪，把工作基点放在解决难题、推动发展上。要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时时处处出于公心，而不是片面提升本部门的影响力，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免责。
突破老框框、老办法，消除“本领恐慌”。罹患“依赖症”，一个重要原因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出现了“本领恐慌”。离开了那几招，脑子就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抓，怎么干，正是“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工作一团糟”。因此，医治“依赖症”，必须提升执政能力。要提升把握全局的能力。正确处理本部门与全局工作的关系，把本部门工作放在全盘中把握和考量，充分考虑基层承受能力，不能搞“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要树立创新思维，创新方式方法，把改革作为抓落实的“冲击钻”，把减负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突破老框框、老办法，开创工作新局面。
勇于放手，充分相信基层、赋权给基层。特殊时期，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但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做到适时、适情、适度。如开展检查督查、评比考核，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多、过频。再如，围绕当前比较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展一些突击活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也是可取的，但不能事事都搞“突击”。要充分相信基层，放手让基层去干。充分赋权给基层，让基层既有责，更有权，权责一致。要勇于放手，不搞越俎代庖、包揽一切，引导基层按照自身节奏，有条不紊抓好各项工作。
刚性减负，明确各项减负标准。基层负担，经常会陷入“减负—增加—再减负—再增加”的怪圈之中。因此，要做到真减负、减真负，必须明确减负的标准，从制度约束上，要进行刚性控制、压缩总量。一是做减法，减会议、文件，减各种简报、报表、专项记录、工作台账。二是合并同类型，如合并会议、合并检查督查、合并调研等，同一部门开展的工作要尽可能整合。三是科学优化。要对考核的效能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把考核“万能化”。要简化考核，优化考核内容，减少一般性考核。
拆庙去神，加大流程再造力度。基层负担重，压力大，根子在上面。一些机构层级过多，流程复杂，决策效率、落实效率都很低。对此，必须源头治理，釜底抽薪。一是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精简机构，把机构和人员真正减下来，从源头上把负担减下来。二是勇于动自己的奶酪，敢于削自己的权力，进行流程再造，做到简化再简化，优化再优化，从体制机制上避免形式主义卷土重来。
防止以属地管理为由，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很多“依赖症”，其实是乱问责、滥问责逼出来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事项清单、事权下放准入等制度，防止以属地管理为由，变相推卸责任。要规范问责启动程序。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科学容错、免责，做到责当其错，问当其人。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启动问责程序，确保问责规范化、严肃性。最后要清理不必要、不合理的“一票否决”事项，让基层干部不为问责所累，卸下包袱，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