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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刚
■发行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此时推出，就是要在关键时点发挥出稳经济，救企业，助民众，补短板，扩消费的作用。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力度要加大，要推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一揽子”里包含了特别国债、提升赤字率及专项债、引导LPR下行、提振消费等内容。这其中，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央首次提及，特别国债更因其在时隔13年后重出江湖而备受关注。
特别国债是国债的一种。一般国债的筹集资金用于平衡财政收支，补充国家财政资金；而特别国债资金则专门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通常国债要计入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率要开全国“两会”时定，但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其发行由财政部提出议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即可。去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为2.8%，今年又将适当提高。扩大的收支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由特别国债来弥补。当然，不仅仅是弥补赤字，特别国债还有特殊的用途。
在中国国债发展历程中，曾发行过两次未计入赤字的特别国债：1998年8月，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行资本金，保证资本充足率达标，同时消解频繁出现的坏账对我国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2007年6月，发行2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购买外汇，设立中投公司。其背景是，当时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大增引发流动性偏多问题，也造成通胀压力。发行特别国债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运行和物价稳定，缓解央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此外，我国历史上曾发行过特别类型的债券来满足特定的支出目的，比如长期建设国债、专项建设基金。
虽然，历次特别国债的用途不同，期限不一，但都比较好地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将有限资金投入特定领域的意图，起到了稳经济、保增长和增效益的作用，政策不良反应则在可控范围之内。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延速度之快和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短期的巨大冲击，势必需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尤其是目标明确、见效快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扩张，这正是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
从目前情势看，中国的至暗时刻基本过去，相比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的海外，且有一定恢复经济的时间差，但离走向正轨尚远，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内需冲击超预期，海外大扩散拖累出口，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供应接近停摆又对中国复工复产形成制约的大背景下，完成这一目标面临严峻考验。特殊时期需要特殊应对，要拿出特殊政策，首要的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这也正是我国在增加赤字和专项债之外，重启特别国债的原因。
特别国债的优势很多。除了不计入赤字，决定灵活有利于相机决策外，其针对特定用途发行，更加契合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目标，而中央政府直接加杠杆，可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发行特别国债意味着增加了全社会的广义信贷，能弥补疫情阶段商业贷款下降，有助于避免广义信贷紧缩局面出现。疫情使政府收入下降而支出大幅上升，带来财政缺口不断加大，有国家信用担保的特别国债，成本低，周期长，则不失为财政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
显然，发行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此时推出，就是要在关键时点发挥出稳经济，救企业，助民众，补短板，扩消费的作用。这次为应对疫情，政府支出巨大。比如建医院、人员救治、测试等控制疫情的直接支出，都要由政府买单；政府为企业和居民减税减负，增加补贴或提供失业救济。另外，疫情期间暴露出来公共服务方面的诸多短板需要弥补，国家还提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进而带动居民(私人)消费，所有这些额外支出的负担、收入减少的缺口和必不可少的投入，都需要真金白银来填充，特别国债自然就有用武之地。而把特别国债及其他财政金融措施用准用实用到位了，实现稳眼下、保长远的政策目标也当在情理之中。
■发行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此时推出，就是要在关键时点发挥出稳经济，救企业，助民众，补短板，扩消费的作用。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力度要加大，要推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一揽子”里包含了特别国债、提升赤字率及专项债、引导LPR下行、提振消费等内容。这其中，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央首次提及，特别国债更因其在时隔13年后重出江湖而备受关注。
特别国债是国债的一种。一般国债的筹集资金用于平衡财政收支，补充国家财政资金；而特别国债资金则专门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通常国债要计入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率要开全国“两会”时定，但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其发行由财政部提出议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即可。去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为2.8%，今年又将适当提高。扩大的收支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由特别国债来弥补。当然，不仅仅是弥补赤字，特别国债还有特殊的用途。
在中国国债发展历程中，曾发行过两次未计入赤字的特别国债：1998年8月，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行资本金，保证资本充足率达标，同时消解频繁出现的坏账对我国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2007年6月，发行2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购买外汇，设立中投公司。其背景是，当时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大增引发流动性偏多问题，也造成通胀压力。发行特别国债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运行和物价稳定，缓解央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此外，我国历史上曾发行过特别类型的债券来满足特定的支出目的，比如长期建设国债、专项建设基金。
虽然，历次特别国债的用途不同，期限不一，但都比较好地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将有限资金投入特定领域的意图，起到了稳经济、保增长和增效益的作用，政策不良反应则在可控范围之内。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延速度之快和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短期的巨大冲击，势必需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尤其是目标明确、见效快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扩张，这正是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
从目前情势看，中国的至暗时刻基本过去，相比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的海外，且有一定恢复经济的时间差，但离走向正轨尚远，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内需冲击超预期，海外大扩散拖累出口，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供应接近停摆又对中国复工复产形成制约的大背景下，完成这一目标面临严峻考验。特殊时期需要特殊应对，要拿出特殊政策，首要的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这也正是我国在增加赤字和专项债之外，重启特别国债的原因。
特别国债的优势很多。除了不计入赤字，决定灵活有利于相机决策外，其针对特定用途发行，更加契合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目标，而中央政府直接加杠杆，可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发行特别国债意味着增加了全社会的广义信贷，能弥补疫情阶段商业贷款下降，有助于避免广义信贷紧缩局面出现。疫情使政府收入下降而支出大幅上升，带来财政缺口不断加大，有国家信用担保的特别国债，成本低，周期长，则不失为财政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
显然，发行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此时推出，就是要在关键时点发挥出稳经济，救企业，助民众，补短板，扩消费的作用。这次为应对疫情，政府支出巨大。比如建医院、人员救治、测试等控制疫情的直接支出，都要由政府买单；政府为企业和居民减税减负，增加补贴或提供失业救济。另外，疫情期间暴露出来公共服务方面的诸多短板需要弥补，国家还提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进而带动居民(私人)消费，所有这些额外支出的负担、收入减少的缺口和必不可少的投入，都需要真金白银来填充，特别国债自然就有用武之地。而把特别国债及其他财政金融措施用准用实用到位了，实现稳眼下、保长远的政策目标也当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