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阶
庚子年正月初二早晨，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正吃着饭呢，前院村的三舅骑着三轮车来看望母亲。放下牛奶，三舅对我说：“外甥，你也甭去看我了，别再客套，快回济南吧，再不走，就堵在村里了。俺庄里大喇叭吆喝半天了。”我说没事吧，话音未落，就听村头上的大喇叭响：“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后统一简称“新冠肺炎”）……”是我本家弟弟、村支书逄春礼在喊，声音很急促。
我愣了一下，这大喇叭声，有多少年没听到了啊，这透着泥土气息的被放大了的声音，亲切地把我沉睡的记忆唤醒。
我童年最早的记忆，除了母亲的呼唤，大概就是大喇叭了。长大后，说话嗓门大，一直搞不清原因，想来想去，是不是受了村头上大喇叭的影响呢？大嗓门原来是大喇叭培养的。
村头那大喇叭绑在高高的杨树杈上，喇叭上面，斜出的树杈上，是一个喜鹊窝。小时候，在喇叭下面听样板戏，瞅着喜鹊窝那黑黑的一团，奇怪喜鹊们也不嫌吵。前几年，我还提起这事儿，母亲说，喜鹊可能耳背。
妻子早早发动起车等着我，我却仰头听着大喇叭喊。其实，我不用仰头，也听得很清楚，我仰头的姿势，是一种习惯。小时听广播，都是把头微微地仰着。妻子紧张地催促：“还没听够？快走！”上了车，我把车窗打开一半，任那大喇叭声钻进车里来。“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春礼弟弟的普通话有点儿长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喇叭是村里的神圣之物，文化标配。村里的大小事项，都由大喇叭来广播。村干部通过大喇叭下发通知、安排工作。春耕、夏锄、秋收、冬藏都要通过大喇叭强调一遍。谁评了先进，谁偷了东西，也要公布几遍。大喇叭能褒也能贬。
大喇叭有个好处，不妨碍干农活，一边干，一边听。我小，不大在意，最关心的是，大喇叭一大早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晚上放电影……”吃过午饭，我就要去浯河边的沙滩上去占地方。
银灰色的大喇叭憨憨地蹲在杨树杈上，倘若是夏天，大喇叭掩映在绿叶丛中，风吹过，露出一点点的银白。大喇叭外形如一朵大大的牵牛花，而我看到牵牛花，也会想到村头的大喇叭。
大喇叭喊的内容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也变了。往往是，先听到喇叭“刺啦刺啦”响，接下去放一段茂腔，譬如《小姑贤》或是《赵美蓉观灯》，这是前奏，跟上广播：“大队里进了一批化肥……”广而告之。大喇叭也有了市场意识。
再后来，信息渠道越来越发达，大喇叭很少广播了，大家也就忘了它的存在。它依然在树杈上。偶尔路过，会看到喇叭那银色的口沿上，落了一些白鸟粪。
车过了浯河桥，再过南杨庄、后院、葛家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伴着大喇叭的吆喝，我一下子警觉起来。赶到安丘岳父家，岳父的几个外甥一大早自诸城相州来看望他的舅舅，他们说村里的大喇叭也广播了。本来要在安丘住一晚，吃完午饭，我就急匆匆赶回了济南。
是接地气的大喇叭提醒了我，劝说了我。农村是社会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都动起来，那一定是疫情很严重了。
远离农村，宅在济南的家里，被手机控制。网络视频在晒各地大喇叭的声音，各地方言大展览，我听着，忍不住笑。威海农村的村妇委会主任的广播特别有意思。我从微信上看到，她们霸气十足，“硬核”话说得干脆利落，配上独特的胶东口音，幽默风趣。比如文登区侯家镇朱家村妇委会主任娄顺英，在大喇叭里劝解，一开口是“歪（喂）、歪（喂）、歪（喂）！”一声比一声高，传递出防疫的危急气氛，接着开始用非常标准的倪萍那“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的天气预报”口音说：“有些银（人）就是不知道么（什么），这么雪（说），他就是不听，你觉得你就俊不是？村里几个老娘们儿，习惯性地撑饱了，还得出来溜达两圈儿，再串两个门子，都嘚瑟起空了，火都烧到腚了还都不知道上火。有的出来连个口罩都不戴，我看哪，你这么嘚瑟，连棵毛都嘚瑟得没有了！再这样嘚瑟，我就得想办法了，采取措势（施）。”这样的话，村民听得懂、听得进，土而不僻，通而不俗。喇叭声声，看似无情甚至绝情，却是有情的提示，不同角度的表达，有相同暖意。
在农村，老年人多，他们不比年轻人天天刷微博、看微信，缺乏对病毒的认识和警惕，防护意识特别差，但大喇叭天天放抗疫广播，慢慢地，也就听进去了。这是个管用的法子。
跟当支书的这个本家弟弟春礼通电话，他说：“锅锅（哥哥），防疫，大喇叭吃了很大劲，一天广播两遍，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春礼守规矩，严格按照社区发的明白纸广播，没有网上那些大喇叭的泼辣，但他能保证每一句话，都送到老百姓的心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是新的，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要家喻户晓，大喇叭派上用场了。你说，大喇叭是新是旧呢？
新也好，旧也好，管用最好。新也不一定就好，新冠肺炎还是新的呢？它是恶魔。
支书老弟说：“大喇叭是被动的，是人操控的，它能把人的声音放大，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要紧的是，得管住大喇叭，管住大喇叭，首先得管住自己的嘴巴，让大喇叭在该发声的时候发声。”
童年里的大喇叭，像牵牛花一样，一直在我的心坎里绽放着，它是我乡村记忆的一部分。
庚子年正月初二早晨，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正吃着饭呢，前院村的三舅骑着三轮车来看望母亲。放下牛奶，三舅对我说：“外甥，你也甭去看我了，别再客套，快回济南吧，再不走，就堵在村里了。俺庄里大喇叭吆喝半天了。”我说没事吧，话音未落，就听村头上的大喇叭响：“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后统一简称“新冠肺炎”）……”是我本家弟弟、村支书逄春礼在喊，声音很急促。
我愣了一下，这大喇叭声，有多少年没听到了啊，这透着泥土气息的被放大了的声音，亲切地把我沉睡的记忆唤醒。
我童年最早的记忆，除了母亲的呼唤，大概就是大喇叭了。长大后，说话嗓门大，一直搞不清原因，想来想去，是不是受了村头上大喇叭的影响呢？大嗓门原来是大喇叭培养的。
村头那大喇叭绑在高高的杨树杈上，喇叭上面，斜出的树杈上，是一个喜鹊窝。小时候，在喇叭下面听样板戏，瞅着喜鹊窝那黑黑的一团，奇怪喜鹊们也不嫌吵。前几年，我还提起这事儿，母亲说，喜鹊可能耳背。
妻子早早发动起车等着我，我却仰头听着大喇叭喊。其实，我不用仰头，也听得很清楚，我仰头的姿势，是一种习惯。小时听广播，都是把头微微地仰着。妻子紧张地催促：“还没听够？快走！”上了车，我把车窗打开一半，任那大喇叭声钻进车里来。“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春礼弟弟的普通话有点儿长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喇叭是村里的神圣之物，文化标配。村里的大小事项，都由大喇叭来广播。村干部通过大喇叭下发通知、安排工作。春耕、夏锄、秋收、冬藏都要通过大喇叭强调一遍。谁评了先进，谁偷了东西，也要公布几遍。大喇叭能褒也能贬。
大喇叭有个好处，不妨碍干农活，一边干，一边听。我小，不大在意，最关心的是，大喇叭一大早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晚上放电影……”吃过午饭，我就要去浯河边的沙滩上去占地方。
银灰色的大喇叭憨憨地蹲在杨树杈上，倘若是夏天，大喇叭掩映在绿叶丛中，风吹过，露出一点点的银白。大喇叭外形如一朵大大的牵牛花，而我看到牵牛花，也会想到村头的大喇叭。
大喇叭喊的内容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也变了。往往是，先听到喇叭“刺啦刺啦”响，接下去放一段茂腔，譬如《小姑贤》或是《赵美蓉观灯》，这是前奏，跟上广播：“大队里进了一批化肥……”广而告之。大喇叭也有了市场意识。
再后来，信息渠道越来越发达，大喇叭很少广播了，大家也就忘了它的存在。它依然在树杈上。偶尔路过，会看到喇叭那银色的口沿上，落了一些白鸟粪。
车过了浯河桥，再过南杨庄、后院、葛家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伴着大喇叭的吆喝，我一下子警觉起来。赶到安丘岳父家，岳父的几个外甥一大早自诸城相州来看望他的舅舅，他们说村里的大喇叭也广播了。本来要在安丘住一晚，吃完午饭，我就急匆匆赶回了济南。
是接地气的大喇叭提醒了我，劝说了我。农村是社会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都动起来，那一定是疫情很严重了。
远离农村，宅在济南的家里，被手机控制。网络视频在晒各地大喇叭的声音，各地方言大展览，我听着，忍不住笑。威海农村的村妇委会主任的广播特别有意思。我从微信上看到，她们霸气十足，“硬核”话说得干脆利落，配上独特的胶东口音，幽默风趣。比如文登区侯家镇朱家村妇委会主任娄顺英，在大喇叭里劝解，一开口是“歪（喂）、歪（喂）、歪（喂）！”一声比一声高，传递出防疫的危急气氛，接着开始用非常标准的倪萍那“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的天气预报”口音说：“有些银（人）就是不知道么（什么），这么雪（说），他就是不听，你觉得你就俊不是？村里几个老娘们儿，习惯性地撑饱了，还得出来溜达两圈儿，再串两个门子，都嘚瑟起空了，火都烧到腚了还都不知道上火。有的出来连个口罩都不戴，我看哪，你这么嘚瑟，连棵毛都嘚瑟得没有了！再这样嘚瑟，我就得想办法了，采取措势（施）。”这样的话，村民听得懂、听得进，土而不僻，通而不俗。喇叭声声，看似无情甚至绝情，却是有情的提示，不同角度的表达，有相同暖意。
在农村，老年人多，他们不比年轻人天天刷微博、看微信，缺乏对病毒的认识和警惕，防护意识特别差，但大喇叭天天放抗疫广播，慢慢地，也就听进去了。这是个管用的法子。
跟当支书的这个本家弟弟春礼通电话，他说：“锅锅（哥哥），防疫，大喇叭吃了很大劲，一天广播两遍，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春礼守规矩，严格按照社区发的明白纸广播，没有网上那些大喇叭的泼辣，但他能保证每一句话，都送到老百姓的心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是新的，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要家喻户晓，大喇叭派上用场了。你说，大喇叭是新是旧呢？
新也好，旧也好，管用最好。新也不一定就好，新冠肺炎还是新的呢？它是恶魔。
支书老弟说：“大喇叭是被动的，是人操控的，它能把人的声音放大，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要紧的是，得管住大喇叭，管住大喇叭，首先得管住自己的嘴巴，让大喇叭在该发声的时候发声。”
童年里的大喇叭，像牵牛花一样，一直在我的心坎里绽放着，它是我乡村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