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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散文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选载，并入选多种年选。散文作品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孙犁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20多项全国征文大奖。有十余篇散文作品被设计成考题。 |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很多人说，写作，是与自己心灵的对话，因此写作才拥有快乐和深度。在行走的过程中，目之所及，景色瞬息变化万千，感受也是五彩斑斓，给人带来的快乐简单而直接。有时候，心灵就像一架被堵住所有缝隙的风箱，在与世隔绝的沉闷中，躁动地寻找着一个未知的出口。文字因此有了无数的指向。不过，平静也罢，烦扰也罢，真诚的文字才会有温度、有色彩、有力量。
不久前，青年作家张金凤的散文集《踏雪归乡》入选山东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她说，里面收录的文章，可以说是近几年散文创作的精华版，都是以最真诚的笔墨完成的。这些文章一一读来，能够真切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温度、色彩和力量。日前，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了自己的写作和思考。
把要描述的事物
放在最客观的宏观坐标上
记者：不久前，您的散文集《踏雪归乡》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这部作品集里，主要收录了您的哪些作品？
张金凤：《踏雪归乡》这本散文集可以说是我近几年散文创作的精华版，里面收录的散文基本上是我的代表作，在国家重要刊物发表过，有些获过重要奖项，无论是结构还是语言，对我个人而言，都有惊喜之处。
本散文集的文章分三辑、两大板块，即故乡和远方，故乡风物类占有大于三分之二的比重，基本上是我对中国北方乡土文化的书写。远方板块作品是我对故乡之外的地域和文化进行的体察和描述，这一板块内容虽然少，却是第一板块的有力呼应，因为没有离开就无从谈起“故乡”，没有远方的足迹，就没有那么生动的故园情思。
不管是故乡情怀还是远涉他乡，这些作品都是我用最真诚的笔墨倾心完成的。
记者：这些作品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张金凤：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以独特的方式对农耕文明进行反刍和思考。
我的写作对象没有新异的物象，都是司空见惯的也是被别人多次写过的题材。我所说的“独特性”就是力求在这些旧题材上写出新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即把寻常事物开挖出新的高度、广度和亮度。具体是，在写作上，我着重开挖这些平凡事物的内涵，不流于生活表面，将它们写出自己的特色。用一位文学前辈的话说，写某物就要把它写穷、写尽、写死，写得一般人再也没办法写。还有就是距离的弹性，我笔下的乡土风物看起来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但它们却与当下的生活一脉承接，距离上看起来既远在童年，又近在眼前。它们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具有当下的深度思考。
记者：您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张金凤：我挑选文章的标准就是我写作的标准：语言要有深度，拒绝平庸，做到凝练与诗情并重；文章要有思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去书写，也不单纯记某事某物，万事万物都可以与当下和人生联系起来，它们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存在，我必须发现它们并提炼出隐藏在表层后面的本质和灵魂。
记者：您如何做到这样的写作？
张金凤：在写作时，我要求每一篇文章都要重新打开我的认知，每一篇从建构到语言和思想，必须把一切归零，不受曾经写作过的作品影响，更不能有丝毫相似。每一篇都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比如在写作《空碗朝天》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此前已经有了《锅灶》一文，这篇文章曾经获过孙犁散文大赛二等奖，也在《山东文学》刊发过。在锅碗瓢盆系列中，“碗”与“锅”在生存层面相似性非常大，为避免雷同，我反复思考以求突破，最终采用了现在的写作方式去写它。文章发表后，反响非常大，它不仅没有复制《锅灶》，而是有非常特殊的创新，在我个人的写作版图上，它也是极为不寻常的一篇。
写作时我尽量做到低姿态高视角写作。每一篇文章我都是伏在大地上观察、体验、思考，我常常自我定位：我是大地虔诚的朝拜者，在它面前，我只有俯身甚至跪拜的姿势。只有把自己放在大地上，与它零距离，才能感受到它真实的脉动。写作的时候却是采用高视角的写作角度。我可以仰望一株庄稼，一朵微不足道的野花，一只瓢虫的低空飞翔，但是我的视野不是只有这么短的距离，而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拉开，像从云端里看它一样去审视，去把要描述的事物放在最客观的宏观坐标上。
高视角远观式
呈现这个特殊的转型时代
记者：书写故乡是您创作重要内容之一。您说过，一直忘不了自己曾经生长的那片土地，以自己的笔为乡村作史记。在您心中，故乡是一种什么样的具象存在？
张金凤：我所写的这些文章被称为乡土文学，在中国，写这类文章的作家太多了，这是一个普遍的情结。其实城市的故乡是乡村，人类的故乡是乡村，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乡土文学就是民族的根文学。
我选择故乡写作，不仅是我个人的乡土情结，更是普遍知识分子的故乡情结，所以我的乡土文学不是狭隘的，而是一个宽泛的大众的主题。不可否认的是，农耕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工业时代与农耕时代交替的节点，人们普遍有接受新事物的欣喜，接着便是断乳般的对农耕文化的怀念。我笔下的故乡就是大家普遍怀念的农耕时代的故乡，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鲜活地存在于不远处，但是我们已经够不到它。现在的乡村，远远不是我笔下的故乡，机器时代的覆盖，使它有了一种新的定位，而我更多书写的是这种转换前和转换中人们的复杂矛盾心理。
我固执地去写已经拉上帷幔的农耕时代的故乡，是因为我不想让我们的后人，在看不到具体的那个时代的风物的时候，连文字库里也没有它们具体的影子。我常常有种使命感，认为，我这一代人不去记录，就没有人能真实呈现它们了。我就像一位史官，枯坐在书房里，一点点梳理，写下锅灶本纪，碗本纪，窗世家，门世家，镰刀列传，瓦列传，犁铧列传……
记者：锅碗瓢盆这些日常生活器物，能够怎样串联起对于家乡的情感和记忆？
张金凤：锅碗瓢盆是最平凡的生活器具，因为平凡所以被忽略，即便是写也经常就是有限的笔墨。其实，这些平凡之物才是生活的具体承载物，如果剔除掉这些凡俗的器物，我们的生活几乎就没有多少色彩和内容。
我的乡土散文中很少写到具体的人物，但我的作品中又从不缺少人物，他们在锅碗瓢盆、花草树木的乡村里游走着，他们并非是具体的张三李四，但他们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乡下邻居。生活就是靠这些模糊又具体的形象和锅碗瓢盆家长里短来支撑，文章就是靠这些最平凡者而鲜活。
记者：对于当下乡村发生的新的发展变化，您更喜欢以什么方式去表达？
张金凤：当下的乡村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我的故乡，一个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人们对农业、农村的认知已经与常规完全不同，这种变迁我在文章中多次展现过，透过一把镰刀、一个老人来问这个时代，透过一条空空的大街、兀自等待的家门来询问。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过之后，谁给出一个回答呢？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不是一味留恋和回忆，要有决然走进新生活的信心，然后回过头来审视和总结。我所喜欢的方式就是用这种高视角、远观式呈现这个特殊的转型的时代，人们对生活作出的反映。一种好的散文视角同样可以达到小说那样的波澜壮阔，诗歌那样的痛点尖叫。
自己先入戏地唱着
才能唤起更多人的歌唱
记者：散文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您的作品语言简洁凝练，又文采斐然，赢得广泛好评。对那些喜欢文学写作的人来说，您能否根据自己的写作体验，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能够提高语言水平，表达能力？包括作品语言的诗意、色彩、节奏感。
张金凤：我的散文写作经过两个阶段。2003年我就出版过一本20万字的散文集《岁月流歌》，那时候，大家对我散文的评价是：朴实感人。无疑，那时候的情感是到位的，但是语言仅仅停留在朴实的层面。后来我有几年彻底放下散文写作，转写现代诗，在写诗的过程中，不断淬炼我的语言。要凝练，要跳跃，要在最短的句子里有更多的信息量。这是我的个人收获，也是对写作者的一点建议，如果你用写诗的语言标准来写散文，那你的语言就不会差。我曾经在微博上读过王秀云老师一句话，当时很震惊，她的大意是：“我们现在不需要优美的语言，而是有力量的语言。”读到这句话之前，我一直努力写着优美的语言，以为那就是好语言，好文章。当我知道优美的语言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的时候，我就一直把“有力量的语言”作为我的语言写作目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认为自己的语言已经与某某大师那般就是成功的，如果没有超越著名作家和大师文章的野心，就很难写出“有力量”的作品。
写作是门复杂的手艺，作家是匠人，要储备众多原料，更要有多种工具和精湛的手艺，色彩和节奏是绘画和音乐术语，只要敢于尝试，你就会发现，这些艺术都可以为文学所用，前提是你要熟悉这些概念和应用，所以好文章是糅杂了许多艺术的精华的。当我写下“一枝红梅挑开腊月的门帘”时，读者并不知道，我内心经过多少反复的构建和推翻才有了如此丰润的句子和一篇文章的开头。
语言就是有意而做，无意而成。须大量储备，大胆运用，在一遍遍诵读中不断淘沥筛选，不怕推翻和修改，反复淬炼中找到那个最准确的词，组成最有力量的句子，完成最新鲜的表达。
记者：您说要做文学的“摆渡人”，应该怎样理解“摆渡人”的角色？
张金凤：我喜欢“摆渡”这个词，这是个辛苦而崇高的事业。人生无非此岸与彼岸，每一个向往对岸的人，都需要渡过这条河流，而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到达对岸的，或者止步不前，或者一直留在河中。摆渡的目的就是让渴望渡河的人成功实现愿望。我希望做这样一个摆渡人，既摆渡文学更是用文学摆渡人生，我用文字摆渡人的精神，我也以此自我摆渡。我用我的努力帮着那些需要驾驭文字以此表达人生的人们能够更自如地完成心愿。文学能让人摆脱愚昧学会思考，能让人脱离世俗变得崇高，文学让渴望回归的得以回归，让渴望飞翔的长出翅膀，同时也给人精神高度醒和痛，这些给与都是摆渡。
摆渡人，渡人也渡己，首先摆渡的是自己，只有自己先醒来，才会喊醒众多梦中人，只有自己先入戏地唱着，才能唤起更多人的歌唱。
很多人说，写作，是与自己心灵的对话，因此写作才拥有快乐和深度。在行走的过程中，目之所及，景色瞬息变化万千，感受也是五彩斑斓，给人带来的快乐简单而直接。有时候，心灵就像一架被堵住所有缝隙的风箱，在与世隔绝的沉闷中，躁动地寻找着一个未知的出口。文字因此有了无数的指向。不过，平静也罢，烦扰也罢，真诚的文字才会有温度、有色彩、有力量。
不久前，青年作家张金凤的散文集《踏雪归乡》入选山东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她说，里面收录的文章，可以说是近几年散文创作的精华版，都是以最真诚的笔墨完成的。这些文章一一读来，能够真切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温度、色彩和力量。日前，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了自己的写作和思考。
把要描述的事物
放在最客观的宏观坐标上
记者：不久前，您的散文集《踏雪归乡》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这部作品集里，主要收录了您的哪些作品？
张金凤：《踏雪归乡》这本散文集可以说是我近几年散文创作的精华版，里面收录的散文基本上是我的代表作，在国家重要刊物发表过，有些获过重要奖项，无论是结构还是语言，对我个人而言，都有惊喜之处。
本散文集的文章分三辑、两大板块，即故乡和远方，故乡风物类占有大于三分之二的比重，基本上是我对中国北方乡土文化的书写。远方板块作品是我对故乡之外的地域和文化进行的体察和描述，这一板块内容虽然少，却是第一板块的有力呼应，因为没有离开就无从谈起“故乡”，没有远方的足迹，就没有那么生动的故园情思。
不管是故乡情怀还是远涉他乡，这些作品都是我用最真诚的笔墨倾心完成的。
记者：这些作品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张金凤：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以独特的方式对农耕文明进行反刍和思考。
我的写作对象没有新异的物象，都是司空见惯的也是被别人多次写过的题材。我所说的“独特性”就是力求在这些旧题材上写出新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即把寻常事物开挖出新的高度、广度和亮度。具体是，在写作上，我着重开挖这些平凡事物的内涵，不流于生活表面，将它们写出自己的特色。用一位文学前辈的话说，写某物就要把它写穷、写尽、写死，写得一般人再也没办法写。还有就是距离的弹性，我笔下的乡土风物看起来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但它们却与当下的生活一脉承接，距离上看起来既远在童年，又近在眼前。它们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具有当下的深度思考。
记者：您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张金凤：我挑选文章的标准就是我写作的标准：语言要有深度，拒绝平庸，做到凝练与诗情并重；文章要有思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去书写，也不单纯记某事某物，万事万物都可以与当下和人生联系起来，它们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存在，我必须发现它们并提炼出隐藏在表层后面的本质和灵魂。
记者：您如何做到这样的写作？
张金凤：在写作时，我要求每一篇文章都要重新打开我的认知，每一篇从建构到语言和思想，必须把一切归零，不受曾经写作过的作品影响，更不能有丝毫相似。每一篇都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比如在写作《空碗朝天》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此前已经有了《锅灶》一文，这篇文章曾经获过孙犁散文大赛二等奖，也在《山东文学》刊发过。在锅碗瓢盆系列中，“碗”与“锅”在生存层面相似性非常大，为避免雷同，我反复思考以求突破，最终采用了现在的写作方式去写它。文章发表后，反响非常大，它不仅没有复制《锅灶》，而是有非常特殊的创新，在我个人的写作版图上，它也是极为不寻常的一篇。
写作时我尽量做到低姿态高视角写作。每一篇文章我都是伏在大地上观察、体验、思考，我常常自我定位：我是大地虔诚的朝拜者，在它面前，我只有俯身甚至跪拜的姿势。只有把自己放在大地上，与它零距离，才能感受到它真实的脉动。写作的时候却是采用高视角的写作角度。我可以仰望一株庄稼，一朵微不足道的野花，一只瓢虫的低空飞翔，但是我的视野不是只有这么短的距离，而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拉开，像从云端里看它一样去审视，去把要描述的事物放在最客观的宏观坐标上。
高视角远观式
呈现这个特殊的转型时代
记者：书写故乡是您创作重要内容之一。您说过，一直忘不了自己曾经生长的那片土地，以自己的笔为乡村作史记。在您心中，故乡是一种什么样的具象存在？
张金凤：我所写的这些文章被称为乡土文学，在中国，写这类文章的作家太多了，这是一个普遍的情结。其实城市的故乡是乡村，人类的故乡是乡村，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乡土文学就是民族的根文学。
我选择故乡写作，不仅是我个人的乡土情结，更是普遍知识分子的故乡情结，所以我的乡土文学不是狭隘的，而是一个宽泛的大众的主题。不可否认的是，农耕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工业时代与农耕时代交替的节点，人们普遍有接受新事物的欣喜，接着便是断乳般的对农耕文化的怀念。我笔下的故乡就是大家普遍怀念的农耕时代的故乡，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鲜活地存在于不远处，但是我们已经够不到它。现在的乡村，远远不是我笔下的故乡，机器时代的覆盖，使它有了一种新的定位，而我更多书写的是这种转换前和转换中人们的复杂矛盾心理。
我固执地去写已经拉上帷幔的农耕时代的故乡，是因为我不想让我们的后人，在看不到具体的那个时代的风物的时候，连文字库里也没有它们具体的影子。我常常有种使命感，认为，我这一代人不去记录，就没有人能真实呈现它们了。我就像一位史官，枯坐在书房里，一点点梳理，写下锅灶本纪，碗本纪，窗世家，门世家，镰刀列传，瓦列传，犁铧列传……
记者：锅碗瓢盆这些日常生活器物，能够怎样串联起对于家乡的情感和记忆？
张金凤：锅碗瓢盆是最平凡的生活器具，因为平凡所以被忽略，即便是写也经常就是有限的笔墨。其实，这些平凡之物才是生活的具体承载物，如果剔除掉这些凡俗的器物，我们的生活几乎就没有多少色彩和内容。
我的乡土散文中很少写到具体的人物，但我的作品中又从不缺少人物，他们在锅碗瓢盆、花草树木的乡村里游走着，他们并非是具体的张三李四，但他们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乡下邻居。生活就是靠这些模糊又具体的形象和锅碗瓢盆家长里短来支撑，文章就是靠这些最平凡者而鲜活。
记者：对于当下乡村发生的新的发展变化，您更喜欢以什么方式去表达？
张金凤：当下的乡村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我的故乡，一个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人们对农业、农村的认知已经与常规完全不同，这种变迁我在文章中多次展现过，透过一把镰刀、一个老人来问这个时代，透过一条空空的大街、兀自等待的家门来询问。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过之后，谁给出一个回答呢？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不是一味留恋和回忆，要有决然走进新生活的信心，然后回过头来审视和总结。我所喜欢的方式就是用这种高视角、远观式呈现这个特殊的转型的时代，人们对生活作出的反映。一种好的散文视角同样可以达到小说那样的波澜壮阔，诗歌那样的痛点尖叫。
自己先入戏地唱着
才能唤起更多人的歌唱
记者：散文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您的作品语言简洁凝练，又文采斐然，赢得广泛好评。对那些喜欢文学写作的人来说，您能否根据自己的写作体验，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能够提高语言水平，表达能力？包括作品语言的诗意、色彩、节奏感。
张金凤：我的散文写作经过两个阶段。2003年我就出版过一本20万字的散文集《岁月流歌》，那时候，大家对我散文的评价是：朴实感人。无疑，那时候的情感是到位的，但是语言仅仅停留在朴实的层面。后来我有几年彻底放下散文写作，转写现代诗，在写诗的过程中，不断淬炼我的语言。要凝练，要跳跃，要在最短的句子里有更多的信息量。这是我的个人收获，也是对写作者的一点建议，如果你用写诗的语言标准来写散文，那你的语言就不会差。我曾经在微博上读过王秀云老师一句话，当时很震惊，她的大意是：“我们现在不需要优美的语言，而是有力量的语言。”读到这句话之前，我一直努力写着优美的语言，以为那就是好语言，好文章。当我知道优美的语言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的时候，我就一直把“有力量的语言”作为我的语言写作目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认为自己的语言已经与某某大师那般就是成功的，如果没有超越著名作家和大师文章的野心，就很难写出“有力量”的作品。
写作是门复杂的手艺，作家是匠人，要储备众多原料，更要有多种工具和精湛的手艺，色彩和节奏是绘画和音乐术语，只要敢于尝试，你就会发现，这些艺术都可以为文学所用，前提是你要熟悉这些概念和应用，所以好文章是糅杂了许多艺术的精华的。当我写下“一枝红梅挑开腊月的门帘”时，读者并不知道，我内心经过多少反复的构建和推翻才有了如此丰润的句子和一篇文章的开头。
语言就是有意而做，无意而成。须大量储备，大胆运用，在一遍遍诵读中不断淘沥筛选，不怕推翻和修改，反复淬炼中找到那个最准确的词，组成最有力量的句子，完成最新鲜的表达。
记者：您说要做文学的“摆渡人”，应该怎样理解“摆渡人”的角色？
张金凤：我喜欢“摆渡”这个词，这是个辛苦而崇高的事业。人生无非此岸与彼岸，每一个向往对岸的人，都需要渡过这条河流，而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到达对岸的，或者止步不前，或者一直留在河中。摆渡的目的就是让渴望渡河的人成功实现愿望。我希望做这样一个摆渡人，既摆渡文学更是用文学摆渡人生，我用文字摆渡人的精神，我也以此自我摆渡。我用我的努力帮着那些需要驾驭文字以此表达人生的人们能够更自如地完成心愿。文学能让人摆脱愚昧学会思考，能让人脱离世俗变得崇高，文学让渴望回归的得以回归，让渴望飞翔的长出翅膀，同时也给人精神高度醒和痛，这些给与都是摆渡。
摆渡人，渡人也渡己，首先摆渡的是自己，只有自己先醒来，才会喊醒众多梦中人，只有自己先入戏地唱着，才能唤起更多人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