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一条不见硝烟的金融战线。抗日战争期间诞生于冀鲁豫根据地的鲁西银行，就是这条战线上一个典型的缩影。
鲁西银行：马背上办银行，地底下印钞票
2019-12-21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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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银行1940年发行的伍角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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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银行1942年发行的五元券 |
■ 红色记忆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古语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民间亦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俗语，意思都是说，兴兵打仗必须以充分的后勤保障做基础，以经济实力为重要支撑。说白了：打仗得有钱！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一条不见硝烟的金融战线。抗日战争期间诞生于冀鲁豫根据地的鲁西银行，就是这条战线上一个典型的缩影。
鲁西银行独立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6年，但它在我党领导的冀鲁豫根据地的军事保障、经济建设，及对日、伪、蒋军的货币斗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解放区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金融工作积累了经验，并成为1948年12月1日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可追溯的“源头活水”之一。
以“战时速度”搭配领导班子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主力进入鲁西、泰西地区，与中共鲁西区党委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创建泰西根据地和鲁西平原根据地。1940年4月，统一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一带党组织的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次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1941年7月，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抗战后期，冀鲁豫边区已发展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在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它地当要冲深处敌后，敌焰猖獗，我抗日军民“创业艰难百战多”，缺衣少食无枪无钱，不要说建立稳固可靠的根据地，就连自身生存都是大问题。当时在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及与之相邻的泰山西部地区，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的经费筹措、供给保障等，除了爱国人士捐赠和群众帮助外，基本还是沿用过去打土豪吃大户的老办法，不过矛头主要转向了汉奸财产。这种带有较多临时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方式，很难有稳定、一贯的富于成长性的保障。
随着我党抗日武装和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时在敌后很多地区，既有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也有日本扶植伪华北临时政府所设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数量巨大的“联银券”，还有五花八门的地方票、商家字号票，国民党游击武装也滥发各种票币，一个团长甚至营长都可以随便发土杂钞，各种伪钞土杂钞多以掠夺物资榨取钱财为目的，随意发行胡作非为，导致流通市场混乱不堪，百姓深受其害。比如驻扎临朐县的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发行“利源号”钱票200万元，秋后强行低价收购老百姓的农产品，冬季高价卖出，牟取暴利100多万元，却不给百姓兑换，而是向省政府要求拨款兑换，款项拨下来后秦又诡称拨款被人拐走，实际上又中饱私囊，农民们卖了粮食，拿着一把“利源号”五元、十元票，既无处兑换，又买不到任何东西，造成临朐空前饥荒。再如盘踞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部发行的莱阳地方流通券，起初算是这些土杂钞中的“佼佼者”了，后来贬值到荒唐地步，百姓上坟买点烧纸要拎一捆流通券，“钱”比纸还多，索性直接拎到坟前烧“赵票”。
为了抵御日伪顽的经济掠夺，保障军需经费、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并保护群众利益，我抗日民主政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势在必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逐步进入常态化、正规化的轨道。
1939年春夏间，泰西长清县和鲁西南鱼台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年秋天，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县长张耀南提议下，经上级同意，开始印发“抗（日）钞（票）”，使用私人的小石印机印刷，币值分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在大峰山根据地及周边地区流通，名称虽为“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但其实并未开设“泰西银行”“长清分行”这样的机构，而是直接由政府发行。同期，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在微山湖地区发行了鱼台县地方流通券。
1940年初，中共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相继发出了“鲁西应统一发行纸币，纠正不统一的各自为政的办法”及“筹办鲁西银行”等指示，鲁西军政委员会遂于东平湖西土山、戴庙一带开始筹建鲁西银行，原先印制“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的技术人员和印刷器材迁往土山村（今属东平县），组建了鲁西银行印刷所，迅即开始印钞工作；同时，在一一五师大力帮助下，鲁西银行的组织架构、领导班子也以“战时速度”搭配起来，一一五师供给部部长吕麟兼任鲁西银行经理，地方干部张廉方任副经理，秘书兼业务科长方臬，会计科长古采甫，印钞工作先后由一一五师供给部教导员刘导生（曾任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张震华(王润生)负责。1940年5月，鲁西银行币正式开始发行。
1941年7月，原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鲁西银行的领导权、货币发行权由一一五师移交给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部队干部陆续撤出，由地方干部接任，原先相对分散、独立的印钞机构也划归鲁西银行统一领导，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另一重要金融机构——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并入鲁西银行，鲁西银行由此成为冀鲁豫边区的地方银行，鲁西币成为该边区的本位币，业务范围由鲁西扩大到冀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
“混小子你不管娘了，赶紧回来！”
冀鲁豫边区处于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及石家庄、济南、徐州、开封等敌占重要交通线和大城市的包围封锁下，又多属平原无险可守，虎狼环伺中，要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金融体系谈何容易。“马背上办银行，地底下印钞票”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就拿印刷所工作来说，从纸张、油墨、药品等原材料的采买，到秘密选址、生产和转移，危险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仅印刷干部职工就有张朴、王凌霄等6人先后壮烈牺牲。抗战期间，冀鲁豫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扫荡”、分割状态，我军民经常被迫转移，印刷所由于设备宝贵又沉重，转移不便，货币印刷工作又要求绝对保密，大家总结经验，将印钞工作转入地下，分散生产，尽量减少暴露的可能和转移次数。印刷所一般都是尽量缩小目标，以十几人为一生产单位，选择群众基础较好、地点偏僻的村庄，在空院中挖一大坑，上以木梁支撑柴草盖顶，再覆厚土与地面齐平，出入口则设在民房内不起眼处且便于封死、伪装，以隧道与地下室相连。据曾任印刷二所指导员的仪华回忆，1942年日军“四·三大扫荡”后，几个印刷所先后转移到鄄城北部的田楼、李进士堂一带，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坚持生产。地下室空气流通差，终日油灯照明，干部职工分两班昼夜连轴转，烟熏墨染，吐口唾沫都是黑的，遇到敌情，大家永远把保护机器、票版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当地群众也有很高觉悟，积极配合印刷所的保密、保护工作，敌人来袭时，乡亲们帮助隐藏机器，来不及转移的工作人员，被大娘认作儿子或被姑娘媳妇认作丈夫而加以保护的，屡见不鲜。1942年秋，敌人又一次“大扫荡”，在鄄城、范县一带坚持生产的第二印刷所被迫转移，负责人仪华突围时，在王满村与敌人迎头遭遇，他转身就跑，一位老大娘大声喊道：“混小子你不管娘了，赶紧回来！”面对汉奸的逼问，大娘一口咬定仪华是她儿子，惊险地保护下这位八路军干部。
比起血与火的战场，货币发行工作更像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展开的暗战，而这场暗战的成果极大地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走向。
鲁西银行自诞生之日起，其中心和首要任务就是发行鲁西币，统一根据地货币市场，独立自主并持续稳定地保障根据地我党政军机关各项开支，其中保障部队供给满足作战需要是第一位的。建行伊始，根据地政府便通告全区军民，凡根据地内一切交易和债务清偿，均以本区唯一合法货币——“鲁西币”进行流通和结算。鲁西银行建立的第一年，财政透支高达九成以上，到抗战结束发行的总共24亿多元鲁钞中，财政透支也占了近八成，这正是全力筹措抗战经费保障战争供给的反映。从历史上看，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原本向八路军与新四军核发一定经费，但自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拨付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物资就全部停发了，而此时中共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八路军由改编时的4.5万人增至40多万人，尽管有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援助，但政府断供，日伪掠夺和封锁，战争导致的物价飞涨，使得共产党武装和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困难。因此自发货币满足军政开支，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共必然的选择。
其次，鲁西银行视情发放农工商业各类生产贷款和经营性投资，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民众生产自救，“养鸡生蛋”，起初生产贷款和投资占鲁钞发行总额的比重不大，明显让位于军费开支，后来则有大幅提升。1940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第2版刊登记者采访鲁西行政公署主任肖华的文章称：“在财政经济建设方面……主任公署正计划由鲁西银行拨款五十万作为低利贷款基金救济贫困，以五十万开放东平湖湖水，使成肥沃的土地，如计划完成，每年至少可增加收入一百多万元，对民众生活的改善，有更大帮助。”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后，到1943年底统计，鲁西银行农业贷款猛增至2500万元，工业投资和贷款增加到7100万元，发放商业投资和贷款1950万元。各类贷款和投资收效显著，对根据地建设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另外，驱逐日伪顽货币、打击假钞以维护根据地货币市场秩序，也是鲁西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并非“一刀切”，而是区分不同对象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对日伪联银券以罚没为主严厉取缔，对各类土杂钞区别对待以尽量保护群众利益，对法币初期采取保护政策。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央指示开始排除法币，但此阶段由于鲁钞发行量不大，法币仍占统治地位；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在国际市场使用法币的通路被堵死，遂将法币大肆向我根据地“灌水”以套购物资，并大量伪造法币扰乱我根据地金融市场。1942年7月19日《大众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对敌展开货币战》，在谈到敌人对根据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时说：“这种破坏对根据地的影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地坍台的危险。”为此，冀鲁豫根据地针锋相对，开展了大规模排除法币统一抗钞市场的斗争，到抗战中后期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
反假币的斗争也不简单。1943年11月鲁西银行曾发行了贰佰元、伍佰元两种临时流通券，仅仅4个月后就因为敌人的大量伪造而不得不仓促回收。敌人甚至猖狂到伪装我根据地执法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对此，我方在发行、识别、宣传、举报、打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打假反假，有力地维护了根据地金融秩序。
1940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建的鲁西银行，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到1943年，不仅禁止了伪币、排除了法币、肃清了土杂钞，还将原冀鲁豫区流通的冀南银行币、冀南农民合作社票等逐步收回，建立了以鲁西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市场；其开辟和统一抗钞市场的工作，也由初期的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措施为辅，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大程度地保护了群众的实际利益。截至1943年底，鲁西币发行额已由建行头一年的480万元扩大到13412万元，到1945年底，更猛增到24.4亿多元，为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生产救灾、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鲁西币的发行不仅量大而且质优，从一开始就坚持了“稳定货币”的方针。尽管在那样艰危复杂的战争环境里，币值不可能不产生波动，但鲁西币的贬值幅度远远低于伪币和法币，鲁钞与伪联银券的比价，1940年为1:2，1945年达到了1:15；与法币的比价1940年大致在1:1，1945年变为1:3.5；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多种抗钞中，鲁钞也是最稳定的货币之一，由此在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及周边群众中树立了较高威信和良好声誉。
在中共创立的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冀鲁豫边区最终成长为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下辖百余县约两千万人口的“敌后最大根据地”，应当说与我党建立的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体系密不可分，与鲁西银行等提供的“营养”密不可分。
华北地区的金融奇兵
鲁西银行于1941年合并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成为冀鲁豫边区“区行”后，业务不断扩大。1942年，鲁西银行第二、第三分行分别在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和鲁西北成立，其他未设分行的专区，由专署财政科兼银行办事处办理银行业务。自1943年3月29日起，按照上级指示，鲁西银行开始与冀鲁豫区工商局联合办公，相关金融工作更趋高效。
进入1944年，日军颓势难挽，我根据地则迅速发展壮大。为统一协调平原战略区对敌斗争，冀鲁豫与冀南两区曾一度合并，鲁西银行与冀南银行冀南区行亦随之合并，起初曾设想改称冀鲁豫银行，终因鲁钞流通久口碑好，广受群众认可，遂沿用鲁西银行名称，经理由冀鲁豫工商局局长林海云兼任，分行增加到8个，业务范围北延至河北衡水地区。
抗战胜利后，冀南区行署恢复原建制，1945年10月，原冀南银行冀南区行又从鲁西银行分离出去。这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连成一片，11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决定，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四个边区的货币实行统一发行、统一管理、等价流通，以冀南银行为四区统一的总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月1日发出指示，确定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在冀鲁豫区发行冀南银行币，与鲁西币等值流通。
1946年1月1日，由鲁西银行改组而来的冀南银行冀鲁豫区行，在冀鲁豫边区首府——刚刚解放两个月的菏泽城成立，银行与工商局分离，全区各级银行组织得以充实和健全，并纳入冀南银行系统；但为了维护仍在市场流通的鲁西币的信誉，对外仍保留鲁西银行的名义，冀鲁豫边区各金融机构都是挂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两块牌子。至此，就组织机构而言，作为冀鲁豫边区地方银行的鲁西银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过，鲁西币的发行一直持续到1947年，而由于广大群众长期以来十分认可鲁西币的“好使”，愿意持有而不愿主动兑换上交，后来的回收工作进展较为缓慢，直到1949年以后才由中国人民银行大部收回。
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成为敌我双方反复拉锯争夺的地区，1946年9月，我军避敌锋芒主动撤离菏泽，整整两年后菏泽才再度解放，重新成为冀鲁豫边区的首府。伴随着我军的全面反攻，鲁西币的流通地域先后扩大到晋察冀边区、山东解放区及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
鲁西币自1940年至1947年共计发行数十种24.4亿元，其中本币179181万元，本票1128万元，临时流通券63723万元，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仅次于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鲁西银行为我根据地军民筹措战争经费19亿多元，发放各种贷款5亿多元，有力保障了部队供给，支持了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鲁西币在更大范围内持续流通，是全国各解放区币值最高的货币之一。鲁西银行不愧为华北地区特别是冀鲁豫边区的一支金融奇兵。
1948年10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银行又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人民币。伴随着解放战争以及统一、完善货币金融工作的进程，冀鲁豫区行先后演变成华北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诞生于战火中的鲁西银行如“涓涓源水，不壅不塞”，最终融汇于我国金融事业的浩荡洪流之中。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古语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民间亦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俗语，意思都是说，兴兵打仗必须以充分的后勤保障做基础，以经济实力为重要支撑。说白了：打仗得有钱！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一条不见硝烟的金融战线。抗日战争期间诞生于冀鲁豫根据地的鲁西银行，就是这条战线上一个典型的缩影。
鲁西银行独立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6年，但它在我党领导的冀鲁豫根据地的军事保障、经济建设，及对日、伪、蒋军的货币斗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解放区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金融工作积累了经验，并成为1948年12月1日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可追溯的“源头活水”之一。
以“战时速度”搭配领导班子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主力进入鲁西、泰西地区，与中共鲁西区党委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创建泰西根据地和鲁西平原根据地。1940年4月，统一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一带党组织的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次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1941年7月，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抗战后期，冀鲁豫边区已发展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在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它地当要冲深处敌后，敌焰猖獗，我抗日军民“创业艰难百战多”，缺衣少食无枪无钱，不要说建立稳固可靠的根据地，就连自身生存都是大问题。当时在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及与之相邻的泰山西部地区，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的经费筹措、供给保障等，除了爱国人士捐赠和群众帮助外，基本还是沿用过去打土豪吃大户的老办法，不过矛头主要转向了汉奸财产。这种带有较多临时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方式，很难有稳定、一贯的富于成长性的保障。
随着我党抗日武装和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时在敌后很多地区，既有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也有日本扶植伪华北临时政府所设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数量巨大的“联银券”，还有五花八门的地方票、商家字号票，国民党游击武装也滥发各种票币，一个团长甚至营长都可以随便发土杂钞，各种伪钞土杂钞多以掠夺物资榨取钱财为目的，随意发行胡作非为，导致流通市场混乱不堪，百姓深受其害。比如驻扎临朐县的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发行“利源号”钱票200万元，秋后强行低价收购老百姓的农产品，冬季高价卖出，牟取暴利100多万元，却不给百姓兑换，而是向省政府要求拨款兑换，款项拨下来后秦又诡称拨款被人拐走，实际上又中饱私囊，农民们卖了粮食，拿着一把“利源号”五元、十元票，既无处兑换，又买不到任何东西，造成临朐空前饥荒。再如盘踞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部发行的莱阳地方流通券，起初算是这些土杂钞中的“佼佼者”了，后来贬值到荒唐地步，百姓上坟买点烧纸要拎一捆流通券，“钱”比纸还多，索性直接拎到坟前烧“赵票”。
为了抵御日伪顽的经济掠夺，保障军需经费、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并保护群众利益，我抗日民主政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势在必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逐步进入常态化、正规化的轨道。
1939年春夏间，泰西长清县和鲁西南鱼台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年秋天，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县长张耀南提议下，经上级同意，开始印发“抗（日）钞（票）”，使用私人的小石印机印刷，币值分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在大峰山根据地及周边地区流通，名称虽为“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但其实并未开设“泰西银行”“长清分行”这样的机构，而是直接由政府发行。同期，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在微山湖地区发行了鱼台县地方流通券。
1940年初，中共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相继发出了“鲁西应统一发行纸币，纠正不统一的各自为政的办法”及“筹办鲁西银行”等指示，鲁西军政委员会遂于东平湖西土山、戴庙一带开始筹建鲁西银行，原先印制“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的技术人员和印刷器材迁往土山村（今属东平县），组建了鲁西银行印刷所，迅即开始印钞工作；同时，在一一五师大力帮助下，鲁西银行的组织架构、领导班子也以“战时速度”搭配起来，一一五师供给部部长吕麟兼任鲁西银行经理，地方干部张廉方任副经理，秘书兼业务科长方臬，会计科长古采甫，印钞工作先后由一一五师供给部教导员刘导生（曾任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张震华(王润生)负责。1940年5月，鲁西银行币正式开始发行。
1941年7月，原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鲁西银行的领导权、货币发行权由一一五师移交给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部队干部陆续撤出，由地方干部接任，原先相对分散、独立的印钞机构也划归鲁西银行统一领导，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另一重要金融机构——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并入鲁西银行，鲁西银行由此成为冀鲁豫边区的地方银行，鲁西币成为该边区的本位币，业务范围由鲁西扩大到冀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
“混小子你不管娘了，赶紧回来！”
冀鲁豫边区处于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及石家庄、济南、徐州、开封等敌占重要交通线和大城市的包围封锁下，又多属平原无险可守，虎狼环伺中，要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金融体系谈何容易。“马背上办银行，地底下印钞票”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就拿印刷所工作来说，从纸张、油墨、药品等原材料的采买，到秘密选址、生产和转移，危险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仅印刷干部职工就有张朴、王凌霄等6人先后壮烈牺牲。抗战期间，冀鲁豫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扫荡”、分割状态，我军民经常被迫转移，印刷所由于设备宝贵又沉重，转移不便，货币印刷工作又要求绝对保密，大家总结经验，将印钞工作转入地下，分散生产，尽量减少暴露的可能和转移次数。印刷所一般都是尽量缩小目标，以十几人为一生产单位，选择群众基础较好、地点偏僻的村庄，在空院中挖一大坑，上以木梁支撑柴草盖顶，再覆厚土与地面齐平，出入口则设在民房内不起眼处且便于封死、伪装，以隧道与地下室相连。据曾任印刷二所指导员的仪华回忆，1942年日军“四·三大扫荡”后，几个印刷所先后转移到鄄城北部的田楼、李进士堂一带，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坚持生产。地下室空气流通差，终日油灯照明，干部职工分两班昼夜连轴转，烟熏墨染，吐口唾沫都是黑的，遇到敌情，大家永远把保护机器、票版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当地群众也有很高觉悟，积极配合印刷所的保密、保护工作，敌人来袭时，乡亲们帮助隐藏机器，来不及转移的工作人员，被大娘认作儿子或被姑娘媳妇认作丈夫而加以保护的，屡见不鲜。1942年秋，敌人又一次“大扫荡”，在鄄城、范县一带坚持生产的第二印刷所被迫转移，负责人仪华突围时，在王满村与敌人迎头遭遇，他转身就跑，一位老大娘大声喊道：“混小子你不管娘了，赶紧回来！”面对汉奸的逼问，大娘一口咬定仪华是她儿子，惊险地保护下这位八路军干部。
比起血与火的战场，货币发行工作更像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展开的暗战，而这场暗战的成果极大地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走向。
鲁西银行自诞生之日起，其中心和首要任务就是发行鲁西币，统一根据地货币市场，独立自主并持续稳定地保障根据地我党政军机关各项开支，其中保障部队供给满足作战需要是第一位的。建行伊始，根据地政府便通告全区军民，凡根据地内一切交易和债务清偿，均以本区唯一合法货币——“鲁西币”进行流通和结算。鲁西银行建立的第一年，财政透支高达九成以上，到抗战结束发行的总共24亿多元鲁钞中，财政透支也占了近八成，这正是全力筹措抗战经费保障战争供给的反映。从历史上看，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原本向八路军与新四军核发一定经费，但自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拨付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物资就全部停发了，而此时中共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八路军由改编时的4.5万人增至40多万人，尽管有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援助，但政府断供，日伪掠夺和封锁，战争导致的物价飞涨，使得共产党武装和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困难。因此自发货币满足军政开支，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共必然的选择。
其次，鲁西银行视情发放农工商业各类生产贷款和经营性投资，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民众生产自救，“养鸡生蛋”，起初生产贷款和投资占鲁钞发行总额的比重不大，明显让位于军费开支，后来则有大幅提升。1940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第2版刊登记者采访鲁西行政公署主任肖华的文章称：“在财政经济建设方面……主任公署正计划由鲁西银行拨款五十万作为低利贷款基金救济贫困，以五十万开放东平湖湖水，使成肥沃的土地，如计划完成，每年至少可增加收入一百多万元，对民众生活的改善，有更大帮助。”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后，到1943年底统计，鲁西银行农业贷款猛增至2500万元，工业投资和贷款增加到7100万元，发放商业投资和贷款1950万元。各类贷款和投资收效显著，对根据地建设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另外，驱逐日伪顽货币、打击假钞以维护根据地货币市场秩序，也是鲁西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并非“一刀切”，而是区分不同对象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对日伪联银券以罚没为主严厉取缔，对各类土杂钞区别对待以尽量保护群众利益，对法币初期采取保护政策。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央指示开始排除法币，但此阶段由于鲁钞发行量不大，法币仍占统治地位；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在国际市场使用法币的通路被堵死，遂将法币大肆向我根据地“灌水”以套购物资，并大量伪造法币扰乱我根据地金融市场。1942年7月19日《大众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对敌展开货币战》，在谈到敌人对根据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时说：“这种破坏对根据地的影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地坍台的危险。”为此，冀鲁豫根据地针锋相对，开展了大规模排除法币统一抗钞市场的斗争，到抗战中后期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
反假币的斗争也不简单。1943年11月鲁西银行曾发行了贰佰元、伍佰元两种临时流通券，仅仅4个月后就因为敌人的大量伪造而不得不仓促回收。敌人甚至猖狂到伪装我根据地执法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对此，我方在发行、识别、宣传、举报、打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打假反假，有力地维护了根据地金融秩序。
1940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建的鲁西银行，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到1943年，不仅禁止了伪币、排除了法币、肃清了土杂钞，还将原冀鲁豫区流通的冀南银行币、冀南农民合作社票等逐步收回，建立了以鲁西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市场；其开辟和统一抗钞市场的工作，也由初期的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措施为辅，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大程度地保护了群众的实际利益。截至1943年底，鲁西币发行额已由建行头一年的480万元扩大到13412万元，到1945年底，更猛增到24.4亿多元，为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生产救灾、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鲁西币的发行不仅量大而且质优，从一开始就坚持了“稳定货币”的方针。尽管在那样艰危复杂的战争环境里，币值不可能不产生波动，但鲁西币的贬值幅度远远低于伪币和法币，鲁钞与伪联银券的比价，1940年为1:2，1945年达到了1:15；与法币的比价1940年大致在1:1，1945年变为1:3.5；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多种抗钞中，鲁钞也是最稳定的货币之一，由此在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及周边群众中树立了较高威信和良好声誉。
在中共创立的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冀鲁豫边区最终成长为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下辖百余县约两千万人口的“敌后最大根据地”，应当说与我党建立的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体系密不可分，与鲁西银行等提供的“营养”密不可分。
华北地区的金融奇兵
鲁西银行于1941年合并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成为冀鲁豫边区“区行”后，业务不断扩大。1942年，鲁西银行第二、第三分行分别在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和鲁西北成立，其他未设分行的专区，由专署财政科兼银行办事处办理银行业务。自1943年3月29日起，按照上级指示，鲁西银行开始与冀鲁豫区工商局联合办公，相关金融工作更趋高效。
进入1944年，日军颓势难挽，我根据地则迅速发展壮大。为统一协调平原战略区对敌斗争，冀鲁豫与冀南两区曾一度合并，鲁西银行与冀南银行冀南区行亦随之合并，起初曾设想改称冀鲁豫银行，终因鲁钞流通久口碑好，广受群众认可，遂沿用鲁西银行名称，经理由冀鲁豫工商局局长林海云兼任，分行增加到8个，业务范围北延至河北衡水地区。
抗战胜利后，冀南区行署恢复原建制，1945年10月，原冀南银行冀南区行又从鲁西银行分离出去。这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连成一片，11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决定，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四个边区的货币实行统一发行、统一管理、等价流通，以冀南银行为四区统一的总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月1日发出指示，确定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在冀鲁豫区发行冀南银行币，与鲁西币等值流通。
1946年1月1日，由鲁西银行改组而来的冀南银行冀鲁豫区行，在冀鲁豫边区首府——刚刚解放两个月的菏泽城成立，银行与工商局分离，全区各级银行组织得以充实和健全，并纳入冀南银行系统；但为了维护仍在市场流通的鲁西币的信誉，对外仍保留鲁西银行的名义，冀鲁豫边区各金融机构都是挂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两块牌子。至此，就组织机构而言，作为冀鲁豫边区地方银行的鲁西银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过，鲁西币的发行一直持续到1947年，而由于广大群众长期以来十分认可鲁西币的“好使”，愿意持有而不愿主动兑换上交，后来的回收工作进展较为缓慢，直到1949年以后才由中国人民银行大部收回。
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成为敌我双方反复拉锯争夺的地区，1946年9月，我军避敌锋芒主动撤离菏泽，整整两年后菏泽才再度解放，重新成为冀鲁豫边区的首府。伴随着我军的全面反攻，鲁西币的流通地域先后扩大到晋察冀边区、山东解放区及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
鲁西币自1940年至1947年共计发行数十种24.4亿元，其中本币179181万元，本票1128万元，临时流通券63723万元，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仅次于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鲁西银行为我根据地军民筹措战争经费19亿多元，发放各种贷款5亿多元，有力保障了部队供给，支持了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鲁西币在更大范围内持续流通，是全国各解放区币值最高的货币之一。鲁西银行不愧为华北地区特别是冀鲁豫边区的一支金融奇兵。
1948年10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银行又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人民币。伴随着解放战争以及统一、完善货币金融工作的进程，冀鲁豫区行先后演变成华北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诞生于战火中的鲁西银行如“涓涓源水，不壅不塞”，最终融汇于我国金融事业的浩荡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