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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王付东
■提要
近年来日韩关系的持续恶化趋势,不能简单归咎于历史、领土问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变化,使日韩间合作的因素减少、竞争乃至对抗的因素增加,两国间长期被抑制的历史、领土矛盾逐步地显现出来。由于日韩同属美国的盟国体系,双方的关系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不至于失控。
7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韩国要求日本撤回针对韩国实施的加强半导体材料出口管控措施。
近期,日本政府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高纯度氟化氢、光致抗蚀剂、氟聚酰亚胺等三种关键的半导体材料,要求本国企业出口上述材料时须向政府提出申请,每次申请的审查时间长达90天。由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对日本的技术和材料依赖非常大,韩企对日方上述措施非常紧张。三星掌门人李在镕等韩企高层紧急访日沟通,韩国政府也纷纷约见本国大企业掌门人商谈对策。
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导致日韩之间的紧张再度升级,这是去年韩国在独岛附近进行军演,韩国阻止日本自卫队悬挂“旭日旗”参加本国举办的国际观舰式,韩国政府单方面解散此前韩日协议建立的“和解·治愈财团”(用以解决慰安妇问题),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赔偿殖民地时期被强制征用的韩国劳工,韩日“火控雷达照射”摩擦等一系列外交纠纷的延续和升级。
日韩之间的紧张不是一天两天了。1965年,日韩建交以来,冷战时期双方基于经济合作的需要以及美国施压等因素,维持了基本的关系平稳。冷战结束至2012年以前,日韩关系仍大部分时间段保持合作多于纠纷的态势。
2012年以后,日韩关系则大部分时间段内都保持紧张,特别是近年来双边关系的恶化趋势更为明显,再也难以呈现金大中政府时期“世界杯外交”和卢武铉政府时期“穿梭外交”的盛景,以至于朴槿惠的整个任期和文在寅的目前任期中都未正式访问日本。
近年来日韩关系的持续恶化趋势,不能简单归咎于历史、领土问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变化,使韩日间合作的因素减少、竞争乃至对抗的因素增加,两国间长期被抑制的历史、领土矛盾逐步地显现出来。
冷战结束使东北亚的地缘结构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中韩建交等因素使冷战时期日韩以反共为基础的合作基础大大削弱,应对朝核威胁一度成为双方新的合作基础,但韩国“进步政权”(左翼政府)时期的南北关系改善使这一基础缺乏可持续性。在李明博、朴槿惠时期,双方曾在应对朝核威胁问题上推动双、多边合作,日韩一度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一系列军事合作计划。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美朝关系和朝韩关系大幅改善,地区紧张程度大为下降,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和韩日和解的动力下降,韩国在朝核问题上对日本的安全需求也在明显减弱,韩日间日益缺乏足够的合作基础。
在东北亚各国的实力对比方面,日韩实力的日益接近使日韩之间竞争的因素日益大于合作的因素。1995年日本的GDP为5.45万亿美元,韩国的GDP仅为0.56万亿美元,中国也仅为0.73万亿美元。2018年,日本约为5万亿美元,韩国约为1.66万亿美元,中国则上升为13.6万亿美元。从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基础的经济实力来看,韩国已距离日本越来越近,作为中等强国的代表在东北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则相对下降。日韩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使其竞争和矛盾难以避免。韩国想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日本未必适应这种变化,仍有过去的大国的优越感。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暗含的半岛统一前景,将使韩日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双方日益呈现出国力和地位的对等,竞争超过合作的一面将越发突出。
同时,中韩关系的日益密切也刺激了日本。2013年,朴槿惠总统上任后将韩国外交重要性的顺序由此前的美日中俄修改为美中日俄,对华外交的重要性超过对日外交,此后这一排序一直沿用至今。2014年,中韩贸易额已超过韩国对美、日、欧三国的贸易额。中韩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日益密切,使日本难以寄希望于联合韩国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日韩间的共同利益下降,日本对韩国的防范增强。
上述结构性变化也映射到日韩两国民众的心理中。从内政的角度看,两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两国政府都需要对彼此展示强硬来争取国内支持,缺乏缓和关系的民意土壤。
综合来看,日韩关系紧张不仅是历史、领土等传统问题的延伸,更是地区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所致,这决定了双方的竞争将是长期的。随着朝核问题出现战略性转变的可能性上升,日韩关系的长期前景更加难以乐观。但是,日韩同属美国的盟国体系,是所谓“自由民主主义”秩序的一部分,双方的关系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不至于失控。
■提要
近年来日韩关系的持续恶化趋势,不能简单归咎于历史、领土问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变化,使日韩间合作的因素减少、竞争乃至对抗的因素增加,两国间长期被抑制的历史、领土矛盾逐步地显现出来。由于日韩同属美国的盟国体系,双方的关系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不至于失控。
7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韩国要求日本撤回针对韩国实施的加强半导体材料出口管控措施。
近期,日本政府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高纯度氟化氢、光致抗蚀剂、氟聚酰亚胺等三种关键的半导体材料,要求本国企业出口上述材料时须向政府提出申请,每次申请的审查时间长达90天。由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对日本的技术和材料依赖非常大,韩企对日方上述措施非常紧张。三星掌门人李在镕等韩企高层紧急访日沟通,韩国政府也纷纷约见本国大企业掌门人商谈对策。
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导致日韩之间的紧张再度升级,这是去年韩国在独岛附近进行军演,韩国阻止日本自卫队悬挂“旭日旗”参加本国举办的国际观舰式,韩国政府单方面解散此前韩日协议建立的“和解·治愈财团”(用以解决慰安妇问题),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赔偿殖民地时期被强制征用的韩国劳工,韩日“火控雷达照射”摩擦等一系列外交纠纷的延续和升级。
日韩之间的紧张不是一天两天了。1965年,日韩建交以来,冷战时期双方基于经济合作的需要以及美国施压等因素,维持了基本的关系平稳。冷战结束至2012年以前,日韩关系仍大部分时间段保持合作多于纠纷的态势。
2012年以后,日韩关系则大部分时间段内都保持紧张,特别是近年来双边关系的恶化趋势更为明显,再也难以呈现金大中政府时期“世界杯外交”和卢武铉政府时期“穿梭外交”的盛景,以至于朴槿惠的整个任期和文在寅的目前任期中都未正式访问日本。
近年来日韩关系的持续恶化趋势,不能简单归咎于历史、领土问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变化,使韩日间合作的因素减少、竞争乃至对抗的因素增加,两国间长期被抑制的历史、领土矛盾逐步地显现出来。
冷战结束使东北亚的地缘结构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中韩建交等因素使冷战时期日韩以反共为基础的合作基础大大削弱,应对朝核威胁一度成为双方新的合作基础,但韩国“进步政权”(左翼政府)时期的南北关系改善使这一基础缺乏可持续性。在李明博、朴槿惠时期,双方曾在应对朝核威胁问题上推动双、多边合作,日韩一度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一系列军事合作计划。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美朝关系和朝韩关系大幅改善,地区紧张程度大为下降,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和韩日和解的动力下降,韩国在朝核问题上对日本的安全需求也在明显减弱,韩日间日益缺乏足够的合作基础。
在东北亚各国的实力对比方面,日韩实力的日益接近使日韩之间竞争的因素日益大于合作的因素。1995年日本的GDP为5.45万亿美元,韩国的GDP仅为0.56万亿美元,中国也仅为0.73万亿美元。2018年,日本约为5万亿美元,韩国约为1.66万亿美元,中国则上升为13.6万亿美元。从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基础的经济实力来看,韩国已距离日本越来越近,作为中等强国的代表在东北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则相对下降。日韩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使其竞争和矛盾难以避免。韩国想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日本未必适应这种变化,仍有过去的大国的优越感。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暗含的半岛统一前景,将使韩日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双方日益呈现出国力和地位的对等,竞争超过合作的一面将越发突出。
同时,中韩关系的日益密切也刺激了日本。2013年,朴槿惠总统上任后将韩国外交重要性的顺序由此前的美日中俄修改为美中日俄,对华外交的重要性超过对日外交,此后这一排序一直沿用至今。2014年,中韩贸易额已超过韩国对美、日、欧三国的贸易额。中韩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日益密切,使日本难以寄希望于联合韩国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日韩间的共同利益下降,日本对韩国的防范增强。
上述结构性变化也映射到日韩两国民众的心理中。从内政的角度看,两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两国政府都需要对彼此展示强硬来争取国内支持,缺乏缓和关系的民意土壤。
综合来看,日韩关系紧张不仅是历史、领土等传统问题的延伸,更是地区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所致,这决定了双方的竞争将是长期的。随着朝核问题出现战略性转变的可能性上升,日韩关系的长期前景更加难以乐观。但是,日韩同属美国的盟国体系,是所谓“自由民主主义”秩序的一部分,双方的关系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不至于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