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明霞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转变,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赖于“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发展。
关键共性技术,是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平台技术,是工业和通信业发展的基础,对于我们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2017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28.57%,美国占17.89%,日本占8.16%,德国占6.05%。
但同时,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突出。以电子通讯、新能源、装备制造、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其发展所急需的关键共性技术和科技通用装置,进口率极高,约70%以上依赖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转型升级。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造业领域,一旦被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封锁,就会面临严峻的“卡脖子”困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相叠加的历史交汇期,处于制造业和综合国力由大到强的战略性转折点,必须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真正握有自己的“大国重器”,把产业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其中,“关键共性技术”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是对制造业创新升级最重要的一类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是指能够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泛应用,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和瓶颈制约的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是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平台技术,是工业和通信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重要性。这些技术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先导性。具有显性和导向作用,能带动其他技术的发展。通用性。技术应用领域广,实用性强,能促进多种行业和技术的发展。基础性。主要是基础性技术,对其他技术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先进性。属于能使国家在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的技术,一般都具有创新性、前瞻性。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系统性、开放性特征,一个“点”的突破,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甚至多个产业的技术跃升
从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看,不同国家的竞争,已不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再仅仅是几项高新技术的竞争,而已经转变为战略性的垂直竞争关系,即基于完整产业链的产业整体竞争能力。发达国家在各自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都建立了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研究领域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生物与医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系统性、开放性等特点,对推动产业整体技术进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关键共性技术具有投入大、周期长、外部效应明显等“准公共产品”性质。企业面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巨大投入和风险,自身组织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明显不足。目前,各国通行做法是,通过开展技术预见(技术路线图),制定发布一系列国家创新战略,明确提出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引导全社会力量聚焦这些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以此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同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投资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启动了一系列技术合作研究与开发计划。最为知名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就是在美国政府和半导体工业企业通力合作下,按公司形式运作的官产结合的技术研究联合体,其对促进美国成为集成电路第一大国功不可没。
日本也由政府牵头,将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民间企业和国立科研院所,结合在一起组建了“研究组合(Research Consortium)”,即技术创新联盟,共同进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又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全面推动重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使日本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领域,迅速赶超欧美。日本通产省在1976年组织富士通、日立、三菱、NEC、东芝等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联合官办的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共同开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在内存芯片技术方面进行联合攻关,在1976年～1979年4年时间内,VLSI经费高达700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近300亿日元。经过各参与方协同创新,日本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大约有1000项发明获得专利。VLSI计划使日本半导体产业实现了跳跃式进步,并在1985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半导体出口国。
韩国在1982年颁布“半导体工业育成计划”之后,开始实施“特定的研究发展事业”,并为此建立了国家研究所联合相关企业的共同研究发展体制。1984年之后,研究体制逐步转向以企业为主导,投资规模逐年扩大。1986年,在政府支持下,韩国电子通讯研究所、三星电子、金星(LG)半导体、现代电子产业、汉城大学等五家机构,开始对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共同研发,成功研发出1MDRAM,将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缩短到6个月,为后来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韩国又相继研发出4M DRAM(1988)、16M DRAM(1990)、64M DRAM (1992)、256M DRAM(1994),1G DRAM(1996),使这一技术迅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电子工业也因此得到更快发展。1986年,韩国256K DRAM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二位；1990年6月,三星电子推出16M DRAM,与日本旗鼓相当；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性能良好的64M DRAM样品；1997年第二季度,三星开始成批推出64M DRAM,一举占据世界市场65%份额。
除此之外,欧盟的框架计划和尤里卡计划,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英国的能源技术研究院等,都对相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共性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应在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及平台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模式,分为项目组织、技术联盟、研发基地、政府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等四类。近年来,我省遴选了产业发展亟待攻关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发布了各具特色的产业指南、技术发展规划等,先后分三批发布了山东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示范联盟,组建了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鲁南工程技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等研究平台,但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整体需求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体系总体战略,相对缺乏。目前,相关管理部门仍未形成有效的统筹及战略协同机制,各类共性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主体,仍处于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状态,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三大创新群体,尚未形成市场导向、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协同创新的合力攻关局面。通过政府资助项目而形成的联合团队,课题结题后自然解散,难以形成持续创新能力；产业技术联盟在产学研深入有效合作方面,存在条块分割和壁垒障碍,难以在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共性研究机构多为政府主建,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缺乏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特别是在人才流动、项目组织、技术转化、企业孵化、产权激励、科技金融等方面,仍面临很多障碍。
关键共性技术供给机制,尚未真正有效形成。有效的供给机制,是成功组织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包括企业参与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协作攻关机制、成果应用扩散机制、配套保障机制等。国外联合攻关机构,都简化行政管理程序,采取扁平化结构或直线职能供给制,提高主体独立决策能力、研究效率及灵活性。目前,我们的管理体系,大多采取树状结构,分支众多导致流程冗长,严重阻碍研发推进效率；在明晰研究机构的战略定位、政策扶持、经费支持等方面,也相对不足；同时,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需要通过外在运行环境来支撑和维护,包括利益分配机制、成果扩散转移机制及相应的法律保障等,仍需进一步加强。
支撑共性技术研发的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高层次研发人才紧缺,是制约我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突出因素,主要表现为人才外流严重、引才难、留才难。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应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平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先进做法如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实行院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分管副省长做理事长；省政府设立5亿元/年经费支持；研究院无级别、无编制,市场化运作,全员聘用；实施项目经理制,以全球领军人才牵头组织实施创新活动。截至目前,已聘请78位项目经理(其中院士9人),集聚了800多位高层次人才(其中外籍院士26人、国内院士24人,外籍专家135人)。我省也应在资金投入、体制机制、创新氛围、宜居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狠下功夫,扎扎实实解决全球高层次人才招引难问题。
前瞻布局发展规划,创新引才引智模式,打造科技领域的“好客山东”品牌,集中力量攻克关系全省重点产业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实现产业跃升的根本路径,也是助推我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经验做法,勇于创新体制机制,努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体系、创新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形成合力。针对与关键共性技术相关的各项战略,科技管理部门应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顶层设计,形成明确的发展目标、清晰的供给体系框架、强有力的研发联合体、充足的资金保障及相应的法律政策,确保对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进程,给予稳定、持续的管理和支持。
前瞻布局发展规划,找准摸清关键共性技术。应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深化对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技术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分析研判,开展产业技术预见研究；开展以创新骨干企业为基点的产业技术创新评估研究,绘制山东省重点产业技术路线图；组织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专项计划,依托海洋科学技术、信息通信技术、量子科学技术、超级计算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围绕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研发等领域,形成集聚全球一流领军人才、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关键技术攻关团队,集中力量攻克关系全省重点产业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
创新管理体制,激发内生科研活力。借鉴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经验做法,探索“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的发展方式,以新型研发机构为组织主体,带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联合创新。在管理体制上,突破行政级别束缚,实行理事会制度；在组织架构上,探索“院本部+专业研究所”的结构模式,研究所“一所两制”(高校运行机制+市场化运行机制)；在服务产业上,与省内龙头企业共同打造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企业愿意出资解决的关键技术需求,财政资金匹配支持研究开发；在资金管理上,完善“合同科研”评价机制,财政支持方式不再按人员编制和项目分配财政经费,使用经费不预先设定财政经费使用科目；在激励政策上,探索建立“团队绝对控股”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模式,科研团队可参与股权分配。
搞活人才激励机制,构筑人才高地。构建人才引进的双跨机制,探索人才引进与人才使用分离的新机制。探索人才管理的多口归一,实现人才管理的一体化、统一化,提高人才政策落实效率。强化科研人才管理的灵活性、可变通性,探索科研身份与企业身份的科研人才管理机制。依托研发平台,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设立流动岗位,聘用国际高层次人才来鲁开展合作研究；借鉴广东省做法,提倡“整团队成建制”引才模式,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组团来鲁创新创业；重视对人才的人文关怀,打造科技领域的“好客山东”品牌,提升人才的归属感,鼓励科研人才本地创业。(作者系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高层次人才促进会科技副职专委会会长)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转变,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赖于“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发展。
关键共性技术,是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平台技术,是工业和通信业发展的基础,对于我们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2017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28.57%,美国占17.89%,日本占8.16%,德国占6.05%。
但同时,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突出。以电子通讯、新能源、装备制造、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其发展所急需的关键共性技术和科技通用装置,进口率极高,约70%以上依赖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转型升级。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造业领域,一旦被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封锁,就会面临严峻的“卡脖子”困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相叠加的历史交汇期,处于制造业和综合国力由大到强的战略性转折点,必须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真正握有自己的“大国重器”,把产业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其中,“关键共性技术”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是对制造业创新升级最重要的一类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是指能够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泛应用,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和瓶颈制约的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是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平台技术,是工业和通信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重要性。这些技术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先导性。具有显性和导向作用,能带动其他技术的发展。通用性。技术应用领域广,实用性强,能促进多种行业和技术的发展。基础性。主要是基础性技术,对其他技术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先进性。属于能使国家在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的技术,一般都具有创新性、前瞻性。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系统性、开放性特征,一个“点”的突破,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甚至多个产业的技术跃升
从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看,不同国家的竞争,已不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再仅仅是几项高新技术的竞争,而已经转变为战略性的垂直竞争关系,即基于完整产业链的产业整体竞争能力。发达国家在各自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都建立了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研究领域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生物与医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系统性、开放性等特点,对推动产业整体技术进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关键共性技术具有投入大、周期长、外部效应明显等“准公共产品”性质。企业面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巨大投入和风险,自身组织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明显不足。目前,各国通行做法是,通过开展技术预见(技术路线图),制定发布一系列国家创新战略,明确提出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引导全社会力量聚焦这些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以此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同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投资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启动了一系列技术合作研究与开发计划。最为知名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就是在美国政府和半导体工业企业通力合作下,按公司形式运作的官产结合的技术研究联合体,其对促进美国成为集成电路第一大国功不可没。
日本也由政府牵头,将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民间企业和国立科研院所,结合在一起组建了“研究组合(Research Consortium)”,即技术创新联盟,共同进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又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全面推动重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使日本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领域,迅速赶超欧美。日本通产省在1976年组织富士通、日立、三菱、NEC、东芝等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联合官办的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共同开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在内存芯片技术方面进行联合攻关,在1976年～1979年4年时间内,VLSI经费高达700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近300亿日元。经过各参与方协同创新,日本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大约有1000项发明获得专利。VLSI计划使日本半导体产业实现了跳跃式进步,并在1985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半导体出口国。
韩国在1982年颁布“半导体工业育成计划”之后,开始实施“特定的研究发展事业”,并为此建立了国家研究所联合相关企业的共同研究发展体制。1984年之后,研究体制逐步转向以企业为主导,投资规模逐年扩大。1986年,在政府支持下,韩国电子通讯研究所、三星电子、金星(LG)半导体、现代电子产业、汉城大学等五家机构,开始对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共同研发,成功研发出1MDRAM,将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缩短到6个月,为后来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韩国又相继研发出4M DRAM(1988)、16M DRAM(1990)、64M DRAM (1992)、256M DRAM(1994),1G DRAM(1996),使这一技术迅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电子工业也因此得到更快发展。1986年,韩国256K DRAM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二位；1990年6月,三星电子推出16M DRAM,与日本旗鼓相当；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性能良好的64M DRAM样品；1997年第二季度,三星开始成批推出64M DRAM,一举占据世界市场65%份额。
除此之外,欧盟的框架计划和尤里卡计划,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英国的能源技术研究院等,都对相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共性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应在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及平台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模式,分为项目组织、技术联盟、研发基地、政府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等四类。近年来,我省遴选了产业发展亟待攻关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发布了各具特色的产业指南、技术发展规划等,先后分三批发布了山东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示范联盟,组建了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鲁南工程技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等研究平台,但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整体需求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体系总体战略,相对缺乏。目前,相关管理部门仍未形成有效的统筹及战略协同机制,各类共性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主体,仍处于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状态,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三大创新群体,尚未形成市场导向、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协同创新的合力攻关局面。通过政府资助项目而形成的联合团队,课题结题后自然解散,难以形成持续创新能力；产业技术联盟在产学研深入有效合作方面,存在条块分割和壁垒障碍,难以在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共性研究机构多为政府主建,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缺乏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特别是在人才流动、项目组织、技术转化、企业孵化、产权激励、科技金融等方面,仍面临很多障碍。
关键共性技术供给机制,尚未真正有效形成。有效的供给机制,是成功组织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包括企业参与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协作攻关机制、成果应用扩散机制、配套保障机制等。国外联合攻关机构,都简化行政管理程序,采取扁平化结构或直线职能供给制,提高主体独立决策能力、研究效率及灵活性。目前,我们的管理体系,大多采取树状结构,分支众多导致流程冗长,严重阻碍研发推进效率；在明晰研究机构的战略定位、政策扶持、经费支持等方面,也相对不足；同时,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需要通过外在运行环境来支撑和维护,包括利益分配机制、成果扩散转移机制及相应的法律保障等,仍需进一步加强。
支撑共性技术研发的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高层次研发人才紧缺,是制约我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突出因素,主要表现为人才外流严重、引才难、留才难。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应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平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先进做法如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实行院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分管副省长做理事长；省政府设立5亿元/年经费支持；研究院无级别、无编制,市场化运作,全员聘用；实施项目经理制,以全球领军人才牵头组织实施创新活动。截至目前,已聘请78位项目经理(其中院士9人),集聚了800多位高层次人才(其中外籍院士26人、国内院士24人,外籍专家135人)。我省也应在资金投入、体制机制、创新氛围、宜居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狠下功夫,扎扎实实解决全球高层次人才招引难问题。
前瞻布局发展规划,创新引才引智模式,打造科技领域的“好客山东”品牌,集中力量攻克关系全省重点产业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实现产业跃升的根本路径,也是助推我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经验做法,勇于创新体制机制,努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体系、创新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形成合力。针对与关键共性技术相关的各项战略,科技管理部门应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顶层设计,形成明确的发展目标、清晰的供给体系框架、强有力的研发联合体、充足的资金保障及相应的法律政策,确保对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进程,给予稳定、持续的管理和支持。
前瞻布局发展规划,找准摸清关键共性技术。应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深化对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技术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分析研判,开展产业技术预见研究；开展以创新骨干企业为基点的产业技术创新评估研究,绘制山东省重点产业技术路线图；组织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专项计划,依托海洋科学技术、信息通信技术、量子科学技术、超级计算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围绕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研发等领域,形成集聚全球一流领军人才、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关键技术攻关团队,集中力量攻克关系全省重点产业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
创新管理体制,激发内生科研活力。借鉴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经验做法,探索“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的发展方式,以新型研发机构为组织主体,带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联合创新。在管理体制上,突破行政级别束缚,实行理事会制度；在组织架构上,探索“院本部+专业研究所”的结构模式,研究所“一所两制”(高校运行机制+市场化运行机制)；在服务产业上,与省内龙头企业共同打造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企业愿意出资解决的关键技术需求,财政资金匹配支持研究开发；在资金管理上,完善“合同科研”评价机制,财政支持方式不再按人员编制和项目分配财政经费,使用经费不预先设定财政经费使用科目；在激励政策上,探索建立“团队绝对控股”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模式,科研团队可参与股权分配。
搞活人才激励机制,构筑人才高地。构建人才引进的双跨机制,探索人才引进与人才使用分离的新机制。探索人才管理的多口归一,实现人才管理的一体化、统一化,提高人才政策落实效率。强化科研人才管理的灵活性、可变通性,探索科研身份与企业身份的科研人才管理机制。依托研发平台,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设立流动岗位,聘用国际高层次人才来鲁开展合作研究；借鉴广东省做法,提倡“整团队成建制”引才模式,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组团来鲁创新创业；重视对人才的人文关怀,打造科技领域的“好客山东”品牌,提升人才的归属感,鼓励科研人才本地创业。(作者系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高层次人才促进会科技副职专委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