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撤销前,郭子化发起成立并领导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下辖县委二十余个,有党员2500余人,掌握的武装近万人,广泛活跃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边区二十余县的广大区域。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的大环境下,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
郭子化:白色恐怖里 红旗高擎起
2018-09-28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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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化以医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枣庄矿区工人居住的“窑户铺”,了解工人疾苦,揭露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压榨工人的实质,启发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先后在工人中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并恢复建立了一些党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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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化(左4)许世友(左6)1950年6月合影。 |
■ 周末人物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 本报记者 卢昱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陈龙 赵充
在枣庄市中区东北隅,若不是若干老建筑的闪现,很难想象当年老枣庄街的情景。
老枣庄街的影响力穿透百年,定格着这一方水土的人文气息。当年,在枣庄街以东大沙河东侧,古时遍植枣树；以西一里许又有枣行,两者之间建起聚居点,遂以“枣庄”为名。
围绕着老枣庄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群像郭子化这样的共产党人在奔走着。他们在孤岛中潜伏,寻找信仰的光芒,将光与热辐射在鲁南大地上……
“庞先生”枣庄行医
1932年10月10日,徐州城北,36岁的郭子化打扮成中医先生模样,肩挑两个小木箱,里面塞了些中草药,由其七叔父郭春湖陪着,风尘仆仆赶往枣庄。
此时,郭子化已对枣庄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当时,枣庄中兴公司的煤炭年产量已达到60万～80万吨,员工增加到8500多人。表面上看,中兴公司越办越兴旺,实力越来越雄厚,成为当时名扬全国的三大煤矿之一。但深入井下、矿工中间了解内情,才能发现中兴公司的财富是靠煤矿工人的血汗和白骨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枣庄党史党建馆负责人李晶介绍道。
那时,枣庄的煤矿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矿工们的强烈反抗。最初,通过抱团结伙直接与打骂克扣他们的把头进行斗争；有时通过怠工、逃跑、在井下暗处殴打恶霸把头等方式,发泄不满。这都是零星自发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枣庄市市中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曹厚芹介绍道,直到中国共产党派人到枣庄矿区发展工人运动,建立革命组织,才引导煤矿工人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在敌人疯狂的打击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屡次受挫。1932年前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山东省委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连续遭到破坏,致使全省长期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同年秋,与枣庄相邻的中共徐州特委,按照江苏省委的指示派吴季讷到枣庄矿区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
吴季讷因枣庄矿区白色恐怖严重,加之无公开职业作掩护,无法立足返回徐州特委。9月,徐州特委又派郭子化接替这一任务。特委书记冷启英在向郭子化布置这个任务时说:“组织决定派你到枣庄去。以前曾派人去过,没有站住脚,只了解到一些情况。你到徐州北关外木桥上找一个手拿报纸的人接头,由他把枣庄的情况介绍一下。”
郭子化按指定时间到木桥上,一见面才知对方是吴季讷,他俩过去就认识。吴季讷告诉郭子化:“枣庄的反动军警和特务很多,敌人盘查很严,住店没有铺保和熟人证明,就会招来难以预测的麻烦或危险。”
从徐州到枣庄,郭子化走了两天,到10月12日黄昏时住在枣庄老街宋家店。这是一家专供打拳卖艺、测字算命和卖野药的人居住的旅店,店主宋二上通县府,下联江湖,人称“宋二爷”。郭子化到枣庄,化名庞沛霖。宋二用多疑的双眼打量着中医打扮的郭子化,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我媳妇儿病重,店小二们都忙着寻医找药呢,没法留太多客人,请另投他店吧。”
郭子化听后转念一想,提出要给宋二的夫人看病。结果,他诊断之言皆与病情相符,所开汤剂也对症,颇得宋二赏识,欣然留郭子化常住。当晚,反动军警查店,要对郭子化严加盘问,宋二立刻上前对反动军警说了一句“庞先生是我的老主顾、老朋友”,使郭子化渡过一关。自此,郭子化白天到矿区给工人看病,或在街头摆药摊,联系群众,晚上返回宋家店过夜,这样一住十八天。
10月底,郭子化离开宋家店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屋,开设了药铺。郭子化在矿区给工人看病时,力求做到药简效优或一剂而愈,遇到无钱买药治病的工人就无偿奉送,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庞先生”。他利用给工人看病的机会团结和教育群众,积极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南征北战数次遇险
鲁南地区秋天短暂,寒冷的冬季悄然袭来,腊月携来了严寒与冰雪。1932年初冬,郭子化栖身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小草屋中,身上也仅有一件单衣。
“在枣庄的那段岁月,不仅建立了苏鲁豫皖特委,也是我父亲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艰苦的一个阶段。”郭子化之子郭晓峰说。
苦难被郭子化视为家常便饭。自幼家贫的他,到20岁才插班到古邳镇县立峄阳高级小学读书。1917年夏,13岁的宋绮云(即“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父亲)也考入了古邳镇峄阳高小,和郭子化成了同学。郭子化的家在郭宋村,宋绮云的家在杲堂村,两村都在邳县县城南面,相距十余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位穷学生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两人的命运随着时局的发展,时而平行,时而重逢,却跨越生死,可歌可泣。
在大时代的动荡中,郭子化巧遇“五四”运动的波涛,思想被冲洗一新,成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
1924年春,郭子化进南京东南大学高级补习班学习。随后考入北京私立朝阳大学,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读书期间,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郭子化投身革命最前线,于1926年6月下旬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担任社会股干事。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所在部队)政治部总务科长。
1926年10月,郭子化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1920年,他就曾接触到共产主义教育,在徐州的学生团体中积极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10月中旬,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为了培养政治、军事骨干,决定建立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听到消息,郭子化当即给远在老家邳县的宋绮云写信,通知他速来武汉投考。宋绮云在郭子化的引领下,开启了追随共产主义的人生之旅。
郭子化入党后,为开辟江苏省的地下工作,便联络总司令部的青年军官,创建了党政训练班。当时国共合作,训练班的名称亦冠上“江苏省国民党驻汉训练班”的字样。郭子化担任校委会委员,兼教务主任。
1927年6月,武汉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训练班告终结。郭子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负责遣送学生回籍工作,并要求任务结束后随部队撤出武汉。可当他结束校务已到七月下旬,已经找不到部队。至8月初,和两位学生一起计划由九江去广州。
等到了九江,南昌起义爆发了,道路不通。郭子化又折回汉口,试图从湖南到广州,但到长沙后,又值反动派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青年学生,且湖南紊乱不堪,难以通过,不得已又转回九江。
几经周折,郭子化来到庐山寻找党组织未果,自己却病倒住进庐山牯岭医院。住院期间,他经常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了李云樵等十几名农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8年初,因反动分子告密,郭子化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注意,他在李云樵等人的帮助下,逃到皖东北的泗县。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他拜当地一位老中医为师,学习中医。之后开了一家中药铺,边看病边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3个支部。
南征北战,郭子化的化名记录着不同时期的艰险。他曾于1956年写自传回忆:“自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党活动后,常为隐蔽形迹而使用别名。如1927年秋至1928年夏,在江西庐山时,名葛法元。1928年夏至1930年夏,在皖东北泗县时,名李念三,字省吾。1930年秋至1931年春,在苏北丰、沛等县时,名葛幼如。1931年夏至1932年秋,在河南永城县时,名郭省三。1932年10月由永城县到鲁南矿区时,名宠霖,字沛霜。1936年夏由枣庄转入鲁南山区临、费、滕、峄地区活动时,名周尚德。”
要积小胜为大胜
到枣庄后不久,郭子化遇到了另外一个困难——严重缺少经费。为此,他在滴水成冰时节,冒着寒风,踏着微山湖上的冰凌,过湖到徐州沛县小屯村去找他以前发展的共产党员丛林、丛衍瑞和冯德为等人商议。他们对郭子化非常关心,当看到郭子化在大冬天连棉裤也穿不上的穷困时,不由得为其心酸,而郭子化却安慰他们说:“不要难过,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就乐在其中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郭子化还四处“化缘”。他给老友写信道:“我现在是沙地的蝼蛄到了淤地里,蛩也蛩不动了。刻苦也。其为头也,现在时而算卜,继而卖药,刻又说书,并卖年货,没有资金。”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纷纷解囊相助,使郭子化暂时摆脱了困境。
从湖西返回枣庄后,郭子化添置了医药设备,购买了药品,加了人员,把简陋的药铺扩建成了条件比较好的“同春堂”药店。
郭子化以医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枣庄矿区工人居住的“窑户铺”,了解工人疾苦,揭露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压榨工人的实质,启发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先后在工人中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并恢复建立了一些党支部。
1933年春天,建立了由郭子化任书记的中共枣庄矿区工委。工委把“同春堂”药店作为秘密机关,以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作。郭子化将药店的全部收入,用在党组织的活动中,自己却十分节俭。
同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郭子化向冷启英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当时,徐州形势很紧张。徐州特委在1932年冬曾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的破坏。
因此,冷启英对郭子化说:“徐州特委只剩下几个人了,朝不保夕,也形成不了会议。开辟新区比老区好,老区有叛徒,容易被破坏,你们要由枣庄向外恢复徐州特委所辖地区的党的工作。”
郭子化听后,深感今后工作任务之艰巨和繁重。此外,他还陪同冷启英观看了枣庄附近的十里泉,并作诗一首:“峄西十里著名泉,吐玉喷珠汇一川。资本金融残一罅,任人牛饮不需钱。”
到了“五一”劳动节,郭子化等决定发动大罢工。他吸取以往罢工斗争失败的教训,策略上以经济斗争的形式掩蔽其政治斗争的目的,让有威望的工人代表与资本家交涉,并通过关系做好工会和矿警的工作,使其不干涉。资本家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为名,将工人代表诱骗到俱乐部逮捕,准备押往济南。郭子化立即组织工人包围火车站,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代表,并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这是枣庄矿区工运史上第一次取得斗争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苏鲁边区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3年七八月份,徐州特委被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破坏,冷启英遭到逮捕。这种骤变的形势使枣庄党组织遭遇新的考验。正在这时冷启英托人从狱中给郭子化捎来一个纸条,说他得了“重病”,但据医生说“不传染”,请大家“放心”。几句简短的隐语,使郭子化心里的石头慢慢落地。
在郭子化的巧妙掩护下,枣庄党组织未遭到敌人破坏,成为徐州特委及其所属党组织唯一能保持下来的一个党组织,但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红色孤岛,不得不独立地开展工作。
越是艰险时,郭子化越明白需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他勇敢地担负起了恢复和发展徐州特委所辖地区党组织的任务。
“他对同志们说:‘不顾实际去冒险搞暴动不行,要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搞革命斗争,要积小胜为大胜,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有公开职业作掩护,要善于隐蔽、机动灵活地开展革命活动。’”李晶介绍道,当时共产党员丛林和郭致远在枣庄矿区没有公开职业,郭子化在1934年上半年就安排他俩参加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学习西医,学费每人12块大洋。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身是胆的郭子化先后在鲁南的峄县、滕县、费县,苏北的丰县、沛县、邳县、铜山,豫东的永城和皖北的宿县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半年后,在枣庄建立了由其任书记的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同时建立了一支有十几支长短枪的小型秘密武装。
边区临时特委建立后,郭子化积极开辟山区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远到抱犊崮山区的大炉、大北庄、徐庄等地建立党组织,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基础。
为了充分利用枣庄医药界掩护地下工作,特委以广仁医院、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为基础,于1935年初,联合枣庄70余家医药机构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在鲁南形成了以医药界为主的地下工作网络,为掩护党组织起了重大作用。
在枣庄党史党建馆的陈列中,有一张枣庄医药公会成立时的照片。据常年搜集、整理党史资料的李晶介绍,这是以“白骨塔”为背景拍摄的。这座1911年由中兴公司出资建设的六米高的六角形青砖塔,在枣庄煤矿南门百米处,下面覆盖着数百位矿工骨骸。这里往西,是苏鲁边区特委的联络处,如今仍在枣庄老街的闹市里屹立着。
从白骨塔沿南马路往东直走500米,便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联络站、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旧址。当年,这里作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秘密联络站,不仅掩护了党的活动,还成为党组织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地。从这里再往东行700米,便是“同春堂”药店。这两个地方,如今还是繁华闹市,只是再也没有当年的紧张和惊险……
一着攸关全局势
除了对内发展党组织,郭子化还积极派人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他去徐州,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站徐州食品站蒋老板了解到宋绮云在西安杨虎城部任职。郭子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派郭日高前往西安。那时的郭子化苦于资金短缺,眼看着每天都有火车到西安,却买不起一张火车票。郭日高只好步行沿途算卦、乞讨,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初秋到初冬,抵达西安。打听到宋绮云的地址后,连夜赶到,深夜不敢敲门,在门旁蜷缩着身子睡到天亮。
与宋绮云联系上后,宋绮云也趁考察连云港港口建设的机会,在返程时悄悄来到枣庄。郭子化见到旧友,喜出望外,在同春堂药店密室中,两人彻夜长谈。郭子化讲了自己立足枣庄、开展工作的经历,宋绮云将红军北上、长城抗战、福建兵变、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信息告诉郭子化。两人共研斗争策略,使郭子化进一步明确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当宋绮云得知枣庄党组织经费困难后,到西安后立即以同乡、同学、老友的名义,寄钱给郭子化。为防备敌人的破坏,他后来改寄贵重衣物,以期变卖后作为经费。有一年冬季,他一次就寄来四五件上等皮袄。为让枣庄的同志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宋绮云还寄来《西北文化日报》,直至1937年他离开西安。
为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兵运”和地方工作,1935年秋,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决定在西安建立西北特别支部。特支刚建立,宋绮云就反映了郭子化在枣庄地区的活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特支即要宋绮云通知郭子化到西安汇报工作。
1936年初,郭子化到西安,通过宋绮云见到了特支书记谢华。特支决定:增加郭子化为西北特支领导成员,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下属组织。
从此,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接受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结束了“无娘的孩子”的窘困局面。宋绮云和西北特支的其他同志,还告诉郭子化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的消息,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
局势虽向好处发展,危险却相伴相生。1936年6月17日,郭子化突然发现国民党徐州特务朱大同和另一个人进入药铺。郭子化料到朱大同已叛变,遂虚与周旋,言称自己早已脱离组织,对革命丧失信心,以卖药为生。
朱大同信以为真,但仍要将郭子化带往徐州特务机关,以解脱责任。当日,郭子化即随其去徐州,临行时暗嘱店内王寿山等,要他们赶快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并使李韶九等同志积极营救。
到徐州后,郭子化仍装做早已不做党的工作,麻痹敌人。第二日,李韶九及其他同志即赶到徐州,代表枣庄药业工会前来作保,进行营救。临走之前,郭子化为了装作与朱大同感情深厚,还特意向他借了五元路费。
郭子化在获释当晚,与李韶九等人返回枣庄。他立即召集会议,向没有疏散的同志介绍了被捕和释放经过,并提出紧急处理一切工作问题。随后召开特委会议,安排了枣庄矿区党组织的改组、药铺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端午节后,郭子化和丛林等离开枣庄,特委机关也转移到鲁南山区费、滕边境高桥镇。
为保证特委机关的安全转移,郭子化组织一支小武装,专门负责侦察和狙击跟踪的国民党特务。同时,派丛林向西北特支负责人作了枣庄党组织转移的情况汇报。宋绮云向丛林转达了西北特支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并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宋绮云让我父亲直接带一笔现金回去,给我父亲缝了一个双层腰带,然后把银元都装进去后勒在腰上。腰里就背着这100块银元,一路要饭走回枣庄。那是一个夏天,解开以后不能直接从身上拿下来,因为都跟脓血连在一起了。”丛林之子丛亚东回忆道,信仰让父亲一生清廉,这成为整个家庭的无价精神财富。
郭子化因盼丛林归来心切而写诗道:“西峰弓月映新辉,万里晴空星尚微；绿树含烟村外起,红霞送鸟岭头归；黄昏望断人踪杳,昼夜追随我梦飞；一着攸关全局势,百年伟业正相依。”
1936年底,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特委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十几个县。为此,特委决定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
“1938年8月撤销前,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下辖工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后来的地委)四个,县委二十余个,有党员2500余人,掌握的武装近万人,广泛活跃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边区二十余县的广大区域,为台儿庄大战动员民众支援,华东华中抗日高潮的推动形成,八路军主力挺进山东扎根沂蒙,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厚芹介绍道,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的大环境下,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
□ 本报记者 卢昱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陈龙 赵充
在枣庄市中区东北隅,若不是若干老建筑的闪现,很难想象当年老枣庄街的情景。
老枣庄街的影响力穿透百年,定格着这一方水土的人文气息。当年,在枣庄街以东大沙河东侧,古时遍植枣树；以西一里许又有枣行,两者之间建起聚居点,遂以“枣庄”为名。
围绕着老枣庄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群像郭子化这样的共产党人在奔走着。他们在孤岛中潜伏,寻找信仰的光芒,将光与热辐射在鲁南大地上……
“庞先生”枣庄行医
1932年10月10日,徐州城北,36岁的郭子化打扮成中医先生模样,肩挑两个小木箱,里面塞了些中草药,由其七叔父郭春湖陪着,风尘仆仆赶往枣庄。
此时,郭子化已对枣庄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当时,枣庄中兴公司的煤炭年产量已达到60万～80万吨,员工增加到8500多人。表面上看,中兴公司越办越兴旺,实力越来越雄厚,成为当时名扬全国的三大煤矿之一。但深入井下、矿工中间了解内情,才能发现中兴公司的财富是靠煤矿工人的血汗和白骨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枣庄党史党建馆负责人李晶介绍道。
那时,枣庄的煤矿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矿工们的强烈反抗。最初,通过抱团结伙直接与打骂克扣他们的把头进行斗争；有时通过怠工、逃跑、在井下暗处殴打恶霸把头等方式,发泄不满。这都是零星自发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枣庄市市中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曹厚芹介绍道,直到中国共产党派人到枣庄矿区发展工人运动,建立革命组织,才引导煤矿工人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在敌人疯狂的打击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屡次受挫。1932年前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山东省委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连续遭到破坏,致使全省长期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同年秋,与枣庄相邻的中共徐州特委,按照江苏省委的指示派吴季讷到枣庄矿区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
吴季讷因枣庄矿区白色恐怖严重,加之无公开职业作掩护,无法立足返回徐州特委。9月,徐州特委又派郭子化接替这一任务。特委书记冷启英在向郭子化布置这个任务时说:“组织决定派你到枣庄去。以前曾派人去过,没有站住脚,只了解到一些情况。你到徐州北关外木桥上找一个手拿报纸的人接头,由他把枣庄的情况介绍一下。”
郭子化按指定时间到木桥上,一见面才知对方是吴季讷,他俩过去就认识。吴季讷告诉郭子化:“枣庄的反动军警和特务很多,敌人盘查很严,住店没有铺保和熟人证明,就会招来难以预测的麻烦或危险。”
从徐州到枣庄,郭子化走了两天,到10月12日黄昏时住在枣庄老街宋家店。这是一家专供打拳卖艺、测字算命和卖野药的人居住的旅店,店主宋二上通县府,下联江湖,人称“宋二爷”。郭子化到枣庄,化名庞沛霖。宋二用多疑的双眼打量着中医打扮的郭子化,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我媳妇儿病重,店小二们都忙着寻医找药呢,没法留太多客人,请另投他店吧。”
郭子化听后转念一想,提出要给宋二的夫人看病。结果,他诊断之言皆与病情相符,所开汤剂也对症,颇得宋二赏识,欣然留郭子化常住。当晚,反动军警查店,要对郭子化严加盘问,宋二立刻上前对反动军警说了一句“庞先生是我的老主顾、老朋友”,使郭子化渡过一关。自此,郭子化白天到矿区给工人看病,或在街头摆药摊,联系群众,晚上返回宋家店过夜,这样一住十八天。
10月底,郭子化离开宋家店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屋,开设了药铺。郭子化在矿区给工人看病时,力求做到药简效优或一剂而愈,遇到无钱买药治病的工人就无偿奉送,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庞先生”。他利用给工人看病的机会团结和教育群众,积极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南征北战数次遇险
鲁南地区秋天短暂,寒冷的冬季悄然袭来,腊月携来了严寒与冰雪。1932年初冬,郭子化栖身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小草屋中,身上也仅有一件单衣。
“在枣庄的那段岁月,不仅建立了苏鲁豫皖特委,也是我父亲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艰苦的一个阶段。”郭子化之子郭晓峰说。
苦难被郭子化视为家常便饭。自幼家贫的他,到20岁才插班到古邳镇县立峄阳高级小学读书。1917年夏,13岁的宋绮云(即“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父亲)也考入了古邳镇峄阳高小,和郭子化成了同学。郭子化的家在郭宋村,宋绮云的家在杲堂村,两村都在邳县县城南面,相距十余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位穷学生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两人的命运随着时局的发展,时而平行,时而重逢,却跨越生死,可歌可泣。
在大时代的动荡中,郭子化巧遇“五四”运动的波涛,思想被冲洗一新,成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
1924年春,郭子化进南京东南大学高级补习班学习。随后考入北京私立朝阳大学,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读书期间,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郭子化投身革命最前线,于1926年6月下旬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担任社会股干事。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所在部队)政治部总务科长。
1926年10月,郭子化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1920年,他就曾接触到共产主义教育,在徐州的学生团体中积极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10月中旬,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为了培养政治、军事骨干,决定建立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听到消息,郭子化当即给远在老家邳县的宋绮云写信,通知他速来武汉投考。宋绮云在郭子化的引领下,开启了追随共产主义的人生之旅。
郭子化入党后,为开辟江苏省的地下工作,便联络总司令部的青年军官,创建了党政训练班。当时国共合作,训练班的名称亦冠上“江苏省国民党驻汉训练班”的字样。郭子化担任校委会委员,兼教务主任。
1927年6月,武汉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训练班告终结。郭子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负责遣送学生回籍工作,并要求任务结束后随部队撤出武汉。可当他结束校务已到七月下旬,已经找不到部队。至8月初,和两位学生一起计划由九江去广州。
等到了九江,南昌起义爆发了,道路不通。郭子化又折回汉口,试图从湖南到广州,但到长沙后,又值反动派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青年学生,且湖南紊乱不堪,难以通过,不得已又转回九江。
几经周折,郭子化来到庐山寻找党组织未果,自己却病倒住进庐山牯岭医院。住院期间,他经常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了李云樵等十几名农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8年初,因反动分子告密,郭子化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注意,他在李云樵等人的帮助下,逃到皖东北的泗县。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他拜当地一位老中医为师,学习中医。之后开了一家中药铺,边看病边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3个支部。
南征北战,郭子化的化名记录着不同时期的艰险。他曾于1956年写自传回忆:“自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党活动后,常为隐蔽形迹而使用别名。如1927年秋至1928年夏,在江西庐山时,名葛法元。1928年夏至1930年夏,在皖东北泗县时,名李念三,字省吾。1930年秋至1931年春,在苏北丰、沛等县时,名葛幼如。1931年夏至1932年秋,在河南永城县时,名郭省三。1932年10月由永城县到鲁南矿区时,名宠霖,字沛霜。1936年夏由枣庄转入鲁南山区临、费、滕、峄地区活动时,名周尚德。”
要积小胜为大胜
到枣庄后不久,郭子化遇到了另外一个困难——严重缺少经费。为此,他在滴水成冰时节,冒着寒风,踏着微山湖上的冰凌,过湖到徐州沛县小屯村去找他以前发展的共产党员丛林、丛衍瑞和冯德为等人商议。他们对郭子化非常关心,当看到郭子化在大冬天连棉裤也穿不上的穷困时,不由得为其心酸,而郭子化却安慰他们说:“不要难过,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就乐在其中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郭子化还四处“化缘”。他给老友写信道:“我现在是沙地的蝼蛄到了淤地里,蛩也蛩不动了。刻苦也。其为头也,现在时而算卜,继而卖药,刻又说书,并卖年货,没有资金。”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纷纷解囊相助,使郭子化暂时摆脱了困境。
从湖西返回枣庄后,郭子化添置了医药设备,购买了药品,加了人员,把简陋的药铺扩建成了条件比较好的“同春堂”药店。
郭子化以医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枣庄矿区工人居住的“窑户铺”,了解工人疾苦,揭露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压榨工人的实质,启发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先后在工人中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并恢复建立了一些党支部。
1933年春天,建立了由郭子化任书记的中共枣庄矿区工委。工委把“同春堂”药店作为秘密机关,以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作。郭子化将药店的全部收入,用在党组织的活动中,自己却十分节俭。
同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郭子化向冷启英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当时,徐州形势很紧张。徐州特委在1932年冬曾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的破坏。
因此,冷启英对郭子化说:“徐州特委只剩下几个人了,朝不保夕,也形成不了会议。开辟新区比老区好,老区有叛徒,容易被破坏,你们要由枣庄向外恢复徐州特委所辖地区的党的工作。”
郭子化听后,深感今后工作任务之艰巨和繁重。此外,他还陪同冷启英观看了枣庄附近的十里泉,并作诗一首:“峄西十里著名泉,吐玉喷珠汇一川。资本金融残一罅,任人牛饮不需钱。”
到了“五一”劳动节,郭子化等决定发动大罢工。他吸取以往罢工斗争失败的教训,策略上以经济斗争的形式掩蔽其政治斗争的目的,让有威望的工人代表与资本家交涉,并通过关系做好工会和矿警的工作,使其不干涉。资本家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为名,将工人代表诱骗到俱乐部逮捕,准备押往济南。郭子化立即组织工人包围火车站,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代表,并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这是枣庄矿区工运史上第一次取得斗争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苏鲁边区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3年七八月份,徐州特委被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破坏,冷启英遭到逮捕。这种骤变的形势使枣庄党组织遭遇新的考验。正在这时冷启英托人从狱中给郭子化捎来一个纸条,说他得了“重病”,但据医生说“不传染”,请大家“放心”。几句简短的隐语,使郭子化心里的石头慢慢落地。
在郭子化的巧妙掩护下,枣庄党组织未遭到敌人破坏,成为徐州特委及其所属党组织唯一能保持下来的一个党组织,但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红色孤岛,不得不独立地开展工作。
越是艰险时,郭子化越明白需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他勇敢地担负起了恢复和发展徐州特委所辖地区党组织的任务。
“他对同志们说:‘不顾实际去冒险搞暴动不行,要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搞革命斗争,要积小胜为大胜,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有公开职业作掩护,要善于隐蔽、机动灵活地开展革命活动。’”李晶介绍道,当时共产党员丛林和郭致远在枣庄矿区没有公开职业,郭子化在1934年上半年就安排他俩参加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学习西医,学费每人12块大洋。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身是胆的郭子化先后在鲁南的峄县、滕县、费县,苏北的丰县、沛县、邳县、铜山,豫东的永城和皖北的宿县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半年后,在枣庄建立了由其任书记的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同时建立了一支有十几支长短枪的小型秘密武装。
边区临时特委建立后,郭子化积极开辟山区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远到抱犊崮山区的大炉、大北庄、徐庄等地建立党组织,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基础。
为了充分利用枣庄医药界掩护地下工作,特委以广仁医院、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为基础,于1935年初,联合枣庄70余家医药机构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在鲁南形成了以医药界为主的地下工作网络,为掩护党组织起了重大作用。
在枣庄党史党建馆的陈列中,有一张枣庄医药公会成立时的照片。据常年搜集、整理党史资料的李晶介绍,这是以“白骨塔”为背景拍摄的。这座1911年由中兴公司出资建设的六米高的六角形青砖塔,在枣庄煤矿南门百米处,下面覆盖着数百位矿工骨骸。这里往西,是苏鲁边区特委的联络处,如今仍在枣庄老街的闹市里屹立着。
从白骨塔沿南马路往东直走500米,便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联络站、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旧址。当年,这里作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秘密联络站,不仅掩护了党的活动,还成为党组织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地。从这里再往东行700米,便是“同春堂”药店。这两个地方,如今还是繁华闹市,只是再也没有当年的紧张和惊险……
一着攸关全局势
除了对内发展党组织,郭子化还积极派人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他去徐州,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站徐州食品站蒋老板了解到宋绮云在西安杨虎城部任职。郭子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派郭日高前往西安。那时的郭子化苦于资金短缺,眼看着每天都有火车到西安,却买不起一张火车票。郭日高只好步行沿途算卦、乞讨,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初秋到初冬,抵达西安。打听到宋绮云的地址后,连夜赶到,深夜不敢敲门,在门旁蜷缩着身子睡到天亮。
与宋绮云联系上后,宋绮云也趁考察连云港港口建设的机会,在返程时悄悄来到枣庄。郭子化见到旧友,喜出望外,在同春堂药店密室中,两人彻夜长谈。郭子化讲了自己立足枣庄、开展工作的经历,宋绮云将红军北上、长城抗战、福建兵变、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信息告诉郭子化。两人共研斗争策略,使郭子化进一步明确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当宋绮云得知枣庄党组织经费困难后,到西安后立即以同乡、同学、老友的名义,寄钱给郭子化。为防备敌人的破坏,他后来改寄贵重衣物,以期变卖后作为经费。有一年冬季,他一次就寄来四五件上等皮袄。为让枣庄的同志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宋绮云还寄来《西北文化日报》,直至1937年他离开西安。
为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兵运”和地方工作,1935年秋,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决定在西安建立西北特别支部。特支刚建立,宋绮云就反映了郭子化在枣庄地区的活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特支即要宋绮云通知郭子化到西安汇报工作。
1936年初,郭子化到西安,通过宋绮云见到了特支书记谢华。特支决定:增加郭子化为西北特支领导成员,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下属组织。
从此,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接受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结束了“无娘的孩子”的窘困局面。宋绮云和西北特支的其他同志,还告诉郭子化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的消息,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
局势虽向好处发展,危险却相伴相生。1936年6月17日,郭子化突然发现国民党徐州特务朱大同和另一个人进入药铺。郭子化料到朱大同已叛变,遂虚与周旋,言称自己早已脱离组织,对革命丧失信心,以卖药为生。
朱大同信以为真,但仍要将郭子化带往徐州特务机关,以解脱责任。当日,郭子化即随其去徐州,临行时暗嘱店内王寿山等,要他们赶快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并使李韶九等同志积极营救。
到徐州后,郭子化仍装做早已不做党的工作,麻痹敌人。第二日,李韶九及其他同志即赶到徐州,代表枣庄药业工会前来作保,进行营救。临走之前,郭子化为了装作与朱大同感情深厚,还特意向他借了五元路费。
郭子化在获释当晚,与李韶九等人返回枣庄。他立即召集会议,向没有疏散的同志介绍了被捕和释放经过,并提出紧急处理一切工作问题。随后召开特委会议,安排了枣庄矿区党组织的改组、药铺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端午节后,郭子化和丛林等离开枣庄,特委机关也转移到鲁南山区费、滕边境高桥镇。
为保证特委机关的安全转移,郭子化组织一支小武装,专门负责侦察和狙击跟踪的国民党特务。同时,派丛林向西北特支负责人作了枣庄党组织转移的情况汇报。宋绮云向丛林转达了西北特支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并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宋绮云让我父亲直接带一笔现金回去,给我父亲缝了一个双层腰带,然后把银元都装进去后勒在腰上。腰里就背着这100块银元,一路要饭走回枣庄。那是一个夏天,解开以后不能直接从身上拿下来,因为都跟脓血连在一起了。”丛林之子丛亚东回忆道,信仰让父亲一生清廉,这成为整个家庭的无价精神财富。
郭子化因盼丛林归来心切而写诗道:“西峰弓月映新辉,万里晴空星尚微；绿树含烟村外起,红霞送鸟岭头归；黄昏望断人踪杳,昼夜追随我梦飞；一着攸关全局势,百年伟业正相依。”
1936年底,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特委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十几个县。为此,特委决定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
“1938年8月撤销前,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下辖工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后来的地委)四个,县委二十余个,有党员2500余人,掌握的武装近万人,广泛活跃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边区二十余县的广大区域,为台儿庄大战动员民众支援,华东华中抗日高潮的推动形成,八路军主力挺进山东扎根沂蒙,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厚芹介绍道,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的大环境下,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