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直言敢谏闻名朝堂。靖康之变后,他心忧国家社稷存亡,两次弹劾秦桧误国。后遭秦桧忌恨,不愿与其同朝为官,请求罢职闲居十六年,将爱国热忱倾注于《廉吏传》序文中。晚年辅佐宋孝宗重振朝纲,却因北伐失利而壮志难酬。
辛次膺:南渡直臣称首焉
2018-07-04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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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次膺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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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掖县公园内的辛次膺雕塑 |
■ 政德镜鉴棃?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王 杨
莱州掖县公园,青草知夏意,绿荫如华盖,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立于绿树碧草之间。其中有一尊雕塑,身着宽博衣衫,头戴方正巾帽,坐于石桌之旁。他目视前方,眉头深锁,左手轻捻下颌胡须,右手放在一叠奏疏上,气质儒雅,神态沉思。这是南宋名臣、掖县人辛次膺的雕塑。
1958年,江西省景德镇市出土了辛次膺墓志铭。该铭虽有部分残缺,但基本信息颇为齐全,可与史传记载相互印证。拭去沉积的尘土,露出丰满的血骨,一个铁骨铮铮的身影浮现于我们面前。
长于困苦,心忧国事却难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话用来形容辛次膺再合适不过。辛次膺的父亲名绍庭,曾担任过开封府尉氏县丞。但在辛次膺九岁那年,父亲就因病谢世,只留下他和寡母相依为命。后来,母亲没有能力独自抚养他,就南下到了江苏镇江,投奔辛次膺的外祖父王圣美。
苦难生活磨砺了辛次膺的意志。他很快就展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聪慧。他不仅天赋极好,日诵千言,而且意志坚定,一心向学。年刚弱冠(古人称20岁为弱冠),就考中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的进士。
当时,宋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登基十二年以来愈发贪图享乐,国家潜藏着衰败危机。科考前夕,都城汴梁上空忽然云气缭绕,群鹤于宫殿上空飞鸣盘桓,长鸣如诉,经时不散。宋徽宗观此景象,认为祥云瑞鹤,正是国运兴盛的好兆头,当即欣然提笔作《瑞鹤图》。大臣逢迎圣意接连上奏,报告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应考士子也多欢欣鼓舞,以为身逢盛世,前程似锦。只有辛次膺认为国家社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君王好鹤”并非吉兆。他缄默不言,忧心忡忡。
进士及第后,辛次膺陆续出任饶阳(今属河北衡水市)主簿、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仪曹椽、单父(今山东单县)县丞。
县丞是一县的“贰令”,即县令的副手,主要协助县令处理县事。具体而言,辛次膺担任单父县丞后,需要承担常平免役(灾害赈济、徭役免除)、掌管农田水利、主管金属冶炼、督促征收赋税、决断处理案件,事情可以说既繁琐又复杂。但因为县令往往想独断县务,不愿县丞参与分权,所以县丞地位又尴尬微妙。
辛次膺上任后,只想为百姓多多造福,不愿顾忌世俗的议论。他尽心竭力推行赈济办法,“计口而给粟,老幼无不均之患”；努力开垦农田,修建陂塘,改善当地灌溉条件。他的辛劳得到百姓交口称赞,但却引起县令的猜忌。
统治中枢日益腐朽,地方长官横生猜疑,辛次膺渐感身受掣肘、有志难伸。心灰意冷之际,他屡次请求罢职回乡,不想再涉足政事。
辛次膺厌倦了官场争斗,心态由“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他想在乡野闲适中享受闲云野鹤的生活。但震惊天下的靖康之变,击碎了宋徽宗沉湎享乐的美梦,也打破了辛次膺寄情山水的心愿。
战乱波及故乡后,辛次膺侍奉母亲南渡逃亡,寓居在江西浮梁。南宋流亡朝廷仓促建立,人才储备捉襟见肘,因而对南渡士人非常倚重。朝廷令辛次膺掌管宗室财务,奉命到闽浙一带上任。当他到达(福建)建州时,当地正爆发大规模叛乱。宰相吕颐浩认为辛次膺有文武之才,是乱世难得的良才,令他驻守浦城,遏制叛军攻势。
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辛次膺的面前。
安民平叛,谏“用人贵于务实”
辛次膺从未领军作战,如今要他直面敌军,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当时浦城已遭到叛军劫掠,城中大部分建筑付之一炬。辛次膺到任后,与百姓一道清除焚余,割除荆棘,迅速得到大家的好感。接着,他直接坐在瓦砾中央,和同僚百姓筹划城池防守。他先张榜帖文申明朝廷之意,安抚百姓情绪；又择取丁壮严加训练,再添置器械扼守险要,浦城形势很快转危为安。辛次膺坚守数月,牵制大量叛军,保证了韩世忠进剿没有后顾之忧。
建州收复后,叛军余党攻破邻邑,劫掠蹂躏一番。浦城百姓再次惊恐万分。福建主帅建议辛次膺坚守不动,等待援军到来。辛次膺分析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叛军已如强弩之末,一击即可平定。他招募擅长强弩的乡兵,预先埋伏在河流一侧。等到叛军到来,辛次膺令强弩齐射,瞬间千箭齐发。叛军心内骇然,立即崩溃四散。辛次膺率军追击,再次大获全胜。他惩治了为首五人,对其余叛军全部宽宥,赢得了士兵拥护。
辛次膺先后两次平定叛乱,引起朝廷大臣的重视。宰相吕颐浩认为他是乱世“长城”,可为大用；参知政事(副宰相)孟庾,也数次在高宗面前举荐他。高宗对这个从前没有寸功,突然耀眼朝堂的辛次膺满是兴趣,便将其召回朝廷问话。廷对应答时,辛次膺奏请“用人贵于务实,施令在于必行”,强调实干兴邦,有令必行。高宗听了大为感慨,认为于时事大有裨益。
高宗的褒奖,激发了辛次膺“致君尧舜”的热情,接连建言献策,对当下急务呈递了许多奏疏。如他建议,丧乱之后应敕令郡邑“务农抑末”,扩大农业生产降低税赋征收,恢复国家元气,为长期抗金作物质储备。他又提出当下急务在“收拾人心”,“中原百姓为追随陛下巡幸江左,舍祖先坟墓弃安身之业,甚至因饥寒交迫而丧命”。如果能将这些人妥善安置,可以令沦丧地百姓心向往之,收复故土自然轻松许多。
辛次膺的奏疏得到高宗的关注。吏部本来准备将他外放湖北转运使,高宗特意将他召回建康,并在行宫再度召见。辛次膺向皇帝畅言救世之弊,希望高宗检阅兵将,简拔功臣,收回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他还提醒,左右近习大臣,久得信任或将揽权干政,应该杜绝这种弊端。而兵乱十年不息,一年所需就要钱三十万、米四百万石。天下诸路额定赋税仅能支撑一半,其余都要横敛于百姓。他请求罢免不急之务,减省冗官,裁汰冗员,减轻百姓负担。辛次膺说到动情处,慷慨悲愤之情溢于言表,高宗非常感动。奏对结束后,高宗将他提升为左正言,还让人将其所奏张榜于朝堂,令群臣参观学习。
不惧权势,两番弹劾秦桧误国
辛次膺性情刚毅,是非观念极强,眼中揉不进一点沙子。早在担任单父县丞时,他就因县令猜忌而辞官归隐。如今担任谏言官,更深感乱世应立法度,批判逾越纲纪的官员毫不留情。
辛次膺第一个开刀的对象是名将韩世忠。韩世忠的儿子因父功入直秘阁参与国家大事。辛次膺奏曰:“攻城野战,世忠功也,其子何与?石渠、东观(汉代国家典籍汇集处),图书府也,武功何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此风不加遏止,恐怕日后援例者越来越多,朝廷法度将形同虚设。
辛次膺“为难”韩世忠,其实对事不对人,绝非意气用事。他听说韩世忠自楚州移军镇江,立即上奏高宗应注意军情稳定,防止出现哗变。对韩世忠抗金偶有败绩,辛次膺认为主责当在朝堂重臣,“主议者见小利忽大计,偏师偶胜,遽思进讨,便谓攻为有余；警奏稍闻,首陈退舍,便谓守为不足。愿严纪律,谨烽燧,明间探”。这番真知灼见,高宗全部信纳,韩世忠也深以为然。所以二人虽偶有龃龉,却“求同存异”,始终为君子交。
辛次膺内心渴望高宗能振作朝纲恢复故土,因而对屈膝求和者大为鄙夷。大臣王伦出使金朝请和,辛次膺对他说:“宣和海上之约(宋徽宗年间遣人赴海上与金人相约共伐辽国),靖康城下之盟(金人侵宋围都城汴梁,宋钦宗遣人与金人订盟约)。盟约手印未干,兵卒就随其后。今日之事当识其诈。”为了阻止议和,辛次膺连续七次上疏,提醒“忘战必危”,希望高宗能提高警惕。
辛次膺不屑求和,因而对主和的秦桧非常厌恶。他弹劾秦桧不能约束家属,放纵他们在地方肆意妄为,骚扰百姓。秦桧听说辛次膺弹劾自己后,大为惊恐,四处搜集辛次膺的奏折信息。
秦桧胆战心惊地展开奏折副本,看到辛次膺以笔锋为戈矛的呐喊控诉。
辛氏检举秦桧妻兄王仲薿,控诉他曾在金人手下参与镇压百姓,其罪已在不赦,如今仗何人威势出仕为官?辛次膺还弹劾秦桧另一妻兄抚州知州王唤早年投降金国,如今违法侵占官田,将赋税据为己有。
秦桧读完奏折后,先奔往朝堂,后追到高宗寝宫,声泪俱下请求饶恕。高宗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就将奏折留中不发。辛次膺闻讯再次上疏,指出秦桧“追寝除命”,是他私心作祟,如果高宗屈从他的私欲,那么“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都将被废弃。辛次膺还表示,假使有皇亲贵胄违法乱纪,自己也要上奏弹劾,何况只是臣子姻亲而已。他希望“陛下奋干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奏疏呈递后,秦桧三番两次求见高宗,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忠君之心,并诋毁辛次膺目无君上、危言耸听。秦桧的反击起到了作用,辛次膺的奏疏石沉大海,无法再引起波澜。
单车平乱,序文铮铮寄赤心
秦桧将辛次膺视作眼中钉,时刻想除之而后快。当时湖南境内盗贼泛滥,势力大的强盗团伙甚至有数万之众。他们劫掠百姓,攻击府衙,气焰非常嚣张。秦桧将湖南乱象匿而不报,奏请将辛次膺派往那里任职。辛次膺陛辞时,高宗还高兴地对他说:“湖湘风物甚佳,且无盗贼。”他还向辛次膺承诺,一年之后即将其召回朝廷。
不知情的辛次膺到达长沙,才知这里贼势已难以节制。而当地守军都被调走,才知秦桧意欲致其死地。没想到,文臣出身的辛次膺却上演了叹为观止的惊天逆袭。他没有临敌退缩,也没有请求援军,而是单车驱往盗贼老巢。
辛次膺接下来的做法更令人诧异。他奔往贼巢不是来谈判,而是来剿贼的。《宋史》记载:“单车趋茶陵,擒贼骁将戮之,募贼党毛义等。”辛次膺孤身一人跑到叛军大本营,而且立刻把对方将领给灭掉了,甚至还把一部分叛军队伍招募到自己麾下。具体过程如何,我们如今不得而知,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之后,辛次膺对叛军恩威并施,表示朝廷不会清剿叛军,只要投降,朝廷肯定不会治罪。辛次膺这招果然奏效,盗贼头目相继投降。这么多人如何安置呢?辛次膺对他们言明,都是大宋的子民,不如放下武器铠甲,老老实实拿起农具耕耘,这才是长久安身之道。
辛次膺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万余叛军卸甲归田。身在杭州的秦桧又恼又愤,却又无可奈何。
不久,宋金和议的文书发送到了湖南衡阳。辛次膺极陈其诈,认为自己昔日身为谏官,曾经数番看到金人变诈无常,此次议和也必定是欺诈之举。他指出,身居高位的大臣,“怀奸固位,不恤国计”,主张议和往往是为一己私利。辛次膺认为议和此举,“弃仇释怨,尽除前事”,否定了此前众人的抗金功绩,又“屈辱求和,降万乘之尊,以求说于敌”,令天下之人心灰意冷,抗金局势或急转直下。辛次膺的奏疏送到朝堂,因不合秦桧心意被置之不理。不久,金军再度南侵,和议形同虚文,高宗后悔不已。
和议失败后,秦桧的权势没有受到损伤。辛次膺不愿与他同朝为官,就请求罢职闲住。秦桧当时权势熏天,风评却很恶劣。他想搜罗天下贤者,让他们帮着提升自己名声。秦桧数次修书辛次膺,表达仰慕之意,辛次膺只是笑而不答。
辛次膺在浮梁县修筑小屋,栽花植木,寄情田园,有归隐的意愿。但当他听说抗金名将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罗织下狱,他愤然上疏营救,痛斥秦桧的卖国行径。岳飞被无辜杀害后,辛次膺伤心难过,郁闷了许久。
他弃官闲居十六年,后来贫苦至极,却丝毫不肯请求他人帮助。
在隐居期间,辛次膺应朋友、蜀人费枢之请,为其书《廉吏传》作序。《廉吏传》搜罗古代至五代时期的廉官循吏,述其事迹,记其政声,以勉励当时南渡群臣。辛次膺在序文中感叹廉吏节操之难,所受非议排挤之多,这正是自己心中块垒的抒发排遣。《廉吏传》后来被收入乾隆年间的大型丛书《钦定四库全书》,辛次膺所作序文也随之传于后世。
“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辛次膺的隐居生活随着秦桧死亡而结束。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六十四岁的辛次膺随即被起用为婺州知州。高宗想重新重用他,任职才三日就召回朝廷。到了临安宫殿门前,辛次膺足疾发作,难以施拜跪之礼,最终没有顺利朝见。他又复乞外任,高宗加他为秘阁修撰,依旧还郡任职。
宋金和议最终达成。辛次膺虽屡次上疏反对,却还是无力改变时局。
高宗禅位于孝宗。孝宗即位后,立即召辛次膺还朝。辛次膺此时虽然年过七旬,锐气依旧不改,奏称:“陛下新即位,用人当考核其贤愚。不能因一人称誉而用之,也不能因一人诋毁而去之。”他建议孝宗勤加训练士卒,优抚怜恤百姓,妥善经营两淮地区,令敌人无法乘虚而入。孝宗对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当即令辛次膺担任御史中丞。接着辛次膺到德寿宫朝见禅位的太上皇高宗,高宗遗憾地说:“后悔不能用卿于强健之时。”
孝宗想迎高宗銮驾于延祥观,并宴请群臣于玉津园。辛次膺奏称:“金人挑衅的文书刚到,其意在兴兵南侵。两淮地区守备薄弱,应深以为虑。如今宴请一次即花费十数万缗,不如用来资助军费更合适。”孝宗读后心内肃然,立即取消了相应活动。
当时边境两淮地区因连年混战化为荒野,生民寥落,满目疮痍。辛次膺奏请“或借种牛于百姓,或令屯兵耕种”,尽快恢复两淮农业生产,保证驻军粮草供应。当时孝宗正想励精图治,改变高宗朝萎靡状态,所以对辛次膺的奏折屡屡褒奖。孝宗每次召见辛次膺,都只称呼他的官名而不称呼姓名。皇上还褒奖说:“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声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辛次膺担任枢密院事。当时宋孝宗志在“还我河山”,他一边为岳飞平反恢复名誉,一边趁金国内部形势不稳,发动北伐收复故土。当时主战派诸臣皆建议发动北伐,收复祖宗故土。辛次膺也多次陈述北伐之必要和重要。
隆兴元年,主战派大臣张浚率军八万开始北伐。北伐初期宋军进展顺利,孝宗大受鼓舞。他令宋军火速出击,迅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在表面顺遂的北伐前线,两名主将的龃龉却隐藏着失败的危机。
当时符离(今安徽宿州)之师捷奏日闻,辛次膺却探知前线两位主将争功,军心已然不稳。他一边修书于张浚,提醒他注意解决将领矛盾；一边手疏千言,请求孝宗北伐持重,不可轻躁冒进。没多久,宋军在符离前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殆尽。
符离之败,让孝宗的雄心大受打击。他曾对辛次膺说:“师旅一出辄溃,皆前线将领之罪,应斩以徇军。”辛次膺见皇帝闷闷不乐,意欲杀将,立即奏言宽慰:“师溃而归,大将虽罪无可恕,但军前斩将,于军不利。不如令张浚弹压平定,此上天大儆戒于陛下。”孝宗由是赦免了将领,令他们戴罪立功。孝宗后来想起辛次膺此前的提醒,更觉惭愧内疚。
随着北伐失败,主和再度成为朝堂的主流。没多久,孝宗想重用主和派大臣汤思退秉政。
孝宗为了安抚辛次膺等主战派,升他为参知政事。辛次膺却以疾病而极力请求免职。他上奏曰:“(主战派)的王十朋等人任侍史,虽是皇上亲自擢升,天下皆知臣曾荐举他们。汤思退即将被召用,天下亦知臣曾弹劾其奸诈。如果臣不引避,天下人将如何看臣?”孝宗无奈,只能任辛次膺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道观。
辛次膺陛辞时,孝宗亲赐茶饮,一直惋惜他的离开。辛次膺却奏称:“臣与(汤)思退,理难同列于朝。”孝宗还想争取他留下来:“有人说汤思退也有可用之处。”辛次膺再奏:“今日之事,恐怕不是汤思退能辩解的。思退固不足道,窃恐误国家事。”自此,辛次膺离开朝堂,过起了隐居的致仕生活。
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七十九岁的辛次膺病故。孝宗看完他满腔热忱的遗疏,大为哀痛,特赠他为光禄大夫。
对于辛次膺的一生,《宋史》给出了较高的认同:“(辛)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谔。仕宦五十年,无丝毫挂吏议。为政贵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称其不烦……次膺力排群邪,无负言责,莅政不烦,居约有守。晚再立朝,謇谔尤着。”在史书的最后,史官们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掖县公园人来人往,游人穿行其间,辛次膺雕塑端坐石台,眺望着这片故土。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王 杨
莱州掖县公园,青草知夏意,绿荫如华盖,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立于绿树碧草之间。其中有一尊雕塑,身着宽博衣衫,头戴方正巾帽,坐于石桌之旁。他目视前方,眉头深锁,左手轻捻下颌胡须,右手放在一叠奏疏上,气质儒雅,神态沉思。这是南宋名臣、掖县人辛次膺的雕塑。
1958年,江西省景德镇市出土了辛次膺墓志铭。该铭虽有部分残缺,但基本信息颇为齐全,可与史传记载相互印证。拭去沉积的尘土,露出丰满的血骨,一个铁骨铮铮的身影浮现于我们面前。
长于困苦,心忧国事却难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话用来形容辛次膺再合适不过。辛次膺的父亲名绍庭,曾担任过开封府尉氏县丞。但在辛次膺九岁那年,父亲就因病谢世,只留下他和寡母相依为命。后来,母亲没有能力独自抚养他,就南下到了江苏镇江,投奔辛次膺的外祖父王圣美。
苦难生活磨砺了辛次膺的意志。他很快就展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聪慧。他不仅天赋极好,日诵千言,而且意志坚定,一心向学。年刚弱冠(古人称20岁为弱冠),就考中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的进士。
当时,宋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登基十二年以来愈发贪图享乐,国家潜藏着衰败危机。科考前夕,都城汴梁上空忽然云气缭绕,群鹤于宫殿上空飞鸣盘桓,长鸣如诉,经时不散。宋徽宗观此景象,认为祥云瑞鹤,正是国运兴盛的好兆头,当即欣然提笔作《瑞鹤图》。大臣逢迎圣意接连上奏,报告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应考士子也多欢欣鼓舞,以为身逢盛世,前程似锦。只有辛次膺认为国家社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君王好鹤”并非吉兆。他缄默不言,忧心忡忡。
进士及第后,辛次膺陆续出任饶阳(今属河北衡水市)主簿、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仪曹椽、单父(今山东单县)县丞。
县丞是一县的“贰令”,即县令的副手,主要协助县令处理县事。具体而言,辛次膺担任单父县丞后,需要承担常平免役(灾害赈济、徭役免除)、掌管农田水利、主管金属冶炼、督促征收赋税、决断处理案件,事情可以说既繁琐又复杂。但因为县令往往想独断县务,不愿县丞参与分权,所以县丞地位又尴尬微妙。
辛次膺上任后,只想为百姓多多造福,不愿顾忌世俗的议论。他尽心竭力推行赈济办法,“计口而给粟,老幼无不均之患”；努力开垦农田,修建陂塘,改善当地灌溉条件。他的辛劳得到百姓交口称赞,但却引起县令的猜忌。
统治中枢日益腐朽,地方长官横生猜疑,辛次膺渐感身受掣肘、有志难伸。心灰意冷之际,他屡次请求罢职回乡,不想再涉足政事。
辛次膺厌倦了官场争斗,心态由“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他想在乡野闲适中享受闲云野鹤的生活。但震惊天下的靖康之变,击碎了宋徽宗沉湎享乐的美梦,也打破了辛次膺寄情山水的心愿。
战乱波及故乡后,辛次膺侍奉母亲南渡逃亡,寓居在江西浮梁。南宋流亡朝廷仓促建立,人才储备捉襟见肘,因而对南渡士人非常倚重。朝廷令辛次膺掌管宗室财务,奉命到闽浙一带上任。当他到达(福建)建州时,当地正爆发大规模叛乱。宰相吕颐浩认为辛次膺有文武之才,是乱世难得的良才,令他驻守浦城,遏制叛军攻势。
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辛次膺的面前。
安民平叛,谏“用人贵于务实”
辛次膺从未领军作战,如今要他直面敌军,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当时浦城已遭到叛军劫掠,城中大部分建筑付之一炬。辛次膺到任后,与百姓一道清除焚余,割除荆棘,迅速得到大家的好感。接着,他直接坐在瓦砾中央,和同僚百姓筹划城池防守。他先张榜帖文申明朝廷之意,安抚百姓情绪；又择取丁壮严加训练,再添置器械扼守险要,浦城形势很快转危为安。辛次膺坚守数月,牵制大量叛军,保证了韩世忠进剿没有后顾之忧。
建州收复后,叛军余党攻破邻邑,劫掠蹂躏一番。浦城百姓再次惊恐万分。福建主帅建议辛次膺坚守不动,等待援军到来。辛次膺分析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叛军已如强弩之末,一击即可平定。他招募擅长强弩的乡兵,预先埋伏在河流一侧。等到叛军到来,辛次膺令强弩齐射,瞬间千箭齐发。叛军心内骇然,立即崩溃四散。辛次膺率军追击,再次大获全胜。他惩治了为首五人,对其余叛军全部宽宥,赢得了士兵拥护。
辛次膺先后两次平定叛乱,引起朝廷大臣的重视。宰相吕颐浩认为他是乱世“长城”,可为大用；参知政事(副宰相)孟庾,也数次在高宗面前举荐他。高宗对这个从前没有寸功,突然耀眼朝堂的辛次膺满是兴趣,便将其召回朝廷问话。廷对应答时,辛次膺奏请“用人贵于务实,施令在于必行”,强调实干兴邦,有令必行。高宗听了大为感慨,认为于时事大有裨益。
高宗的褒奖,激发了辛次膺“致君尧舜”的热情,接连建言献策,对当下急务呈递了许多奏疏。如他建议,丧乱之后应敕令郡邑“务农抑末”,扩大农业生产降低税赋征收,恢复国家元气,为长期抗金作物质储备。他又提出当下急务在“收拾人心”,“中原百姓为追随陛下巡幸江左,舍祖先坟墓弃安身之业,甚至因饥寒交迫而丧命”。如果能将这些人妥善安置,可以令沦丧地百姓心向往之,收复故土自然轻松许多。
辛次膺的奏疏得到高宗的关注。吏部本来准备将他外放湖北转运使,高宗特意将他召回建康,并在行宫再度召见。辛次膺向皇帝畅言救世之弊,希望高宗检阅兵将,简拔功臣,收回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他还提醒,左右近习大臣,久得信任或将揽权干政,应该杜绝这种弊端。而兵乱十年不息,一年所需就要钱三十万、米四百万石。天下诸路额定赋税仅能支撑一半,其余都要横敛于百姓。他请求罢免不急之务,减省冗官,裁汰冗员,减轻百姓负担。辛次膺说到动情处,慷慨悲愤之情溢于言表,高宗非常感动。奏对结束后,高宗将他提升为左正言,还让人将其所奏张榜于朝堂,令群臣参观学习。
不惧权势,两番弹劾秦桧误国
辛次膺性情刚毅,是非观念极强,眼中揉不进一点沙子。早在担任单父县丞时,他就因县令猜忌而辞官归隐。如今担任谏言官,更深感乱世应立法度,批判逾越纲纪的官员毫不留情。
辛次膺第一个开刀的对象是名将韩世忠。韩世忠的儿子因父功入直秘阁参与国家大事。辛次膺奏曰:“攻城野战,世忠功也,其子何与?石渠、东观(汉代国家典籍汇集处),图书府也,武功何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此风不加遏止,恐怕日后援例者越来越多,朝廷法度将形同虚设。
辛次膺“为难”韩世忠,其实对事不对人,绝非意气用事。他听说韩世忠自楚州移军镇江,立即上奏高宗应注意军情稳定,防止出现哗变。对韩世忠抗金偶有败绩,辛次膺认为主责当在朝堂重臣,“主议者见小利忽大计,偏师偶胜,遽思进讨,便谓攻为有余；警奏稍闻,首陈退舍,便谓守为不足。愿严纪律,谨烽燧,明间探”。这番真知灼见,高宗全部信纳,韩世忠也深以为然。所以二人虽偶有龃龉,却“求同存异”,始终为君子交。
辛次膺内心渴望高宗能振作朝纲恢复故土,因而对屈膝求和者大为鄙夷。大臣王伦出使金朝请和,辛次膺对他说:“宣和海上之约(宋徽宗年间遣人赴海上与金人相约共伐辽国),靖康城下之盟(金人侵宋围都城汴梁,宋钦宗遣人与金人订盟约)。盟约手印未干,兵卒就随其后。今日之事当识其诈。”为了阻止议和,辛次膺连续七次上疏,提醒“忘战必危”,希望高宗能提高警惕。
辛次膺不屑求和,因而对主和的秦桧非常厌恶。他弹劾秦桧不能约束家属,放纵他们在地方肆意妄为,骚扰百姓。秦桧听说辛次膺弹劾自己后,大为惊恐,四处搜集辛次膺的奏折信息。
秦桧胆战心惊地展开奏折副本,看到辛次膺以笔锋为戈矛的呐喊控诉。
辛氏检举秦桧妻兄王仲薿,控诉他曾在金人手下参与镇压百姓,其罪已在不赦,如今仗何人威势出仕为官?辛次膺还弹劾秦桧另一妻兄抚州知州王唤早年投降金国,如今违法侵占官田,将赋税据为己有。
秦桧读完奏折后,先奔往朝堂,后追到高宗寝宫,声泪俱下请求饶恕。高宗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就将奏折留中不发。辛次膺闻讯再次上疏,指出秦桧“追寝除命”,是他私心作祟,如果高宗屈从他的私欲,那么“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都将被废弃。辛次膺还表示,假使有皇亲贵胄违法乱纪,自己也要上奏弹劾,何况只是臣子姻亲而已。他希望“陛下奋干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奏疏呈递后,秦桧三番两次求见高宗,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忠君之心,并诋毁辛次膺目无君上、危言耸听。秦桧的反击起到了作用,辛次膺的奏疏石沉大海,无法再引起波澜。
单车平乱,序文铮铮寄赤心
秦桧将辛次膺视作眼中钉,时刻想除之而后快。当时湖南境内盗贼泛滥,势力大的强盗团伙甚至有数万之众。他们劫掠百姓,攻击府衙,气焰非常嚣张。秦桧将湖南乱象匿而不报,奏请将辛次膺派往那里任职。辛次膺陛辞时,高宗还高兴地对他说:“湖湘风物甚佳,且无盗贼。”他还向辛次膺承诺,一年之后即将其召回朝廷。
不知情的辛次膺到达长沙,才知这里贼势已难以节制。而当地守军都被调走,才知秦桧意欲致其死地。没想到,文臣出身的辛次膺却上演了叹为观止的惊天逆袭。他没有临敌退缩,也没有请求援军,而是单车驱往盗贼老巢。
辛次膺接下来的做法更令人诧异。他奔往贼巢不是来谈判,而是来剿贼的。《宋史》记载:“单车趋茶陵,擒贼骁将戮之,募贼党毛义等。”辛次膺孤身一人跑到叛军大本营,而且立刻把对方将领给灭掉了,甚至还把一部分叛军队伍招募到自己麾下。具体过程如何,我们如今不得而知,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之后,辛次膺对叛军恩威并施,表示朝廷不会清剿叛军,只要投降,朝廷肯定不会治罪。辛次膺这招果然奏效,盗贼头目相继投降。这么多人如何安置呢?辛次膺对他们言明,都是大宋的子民,不如放下武器铠甲,老老实实拿起农具耕耘,这才是长久安身之道。
辛次膺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万余叛军卸甲归田。身在杭州的秦桧又恼又愤,却又无可奈何。
不久,宋金和议的文书发送到了湖南衡阳。辛次膺极陈其诈,认为自己昔日身为谏官,曾经数番看到金人变诈无常,此次议和也必定是欺诈之举。他指出,身居高位的大臣,“怀奸固位,不恤国计”,主张议和往往是为一己私利。辛次膺认为议和此举,“弃仇释怨,尽除前事”,否定了此前众人的抗金功绩,又“屈辱求和,降万乘之尊,以求说于敌”,令天下之人心灰意冷,抗金局势或急转直下。辛次膺的奏疏送到朝堂,因不合秦桧心意被置之不理。不久,金军再度南侵,和议形同虚文,高宗后悔不已。
和议失败后,秦桧的权势没有受到损伤。辛次膺不愿与他同朝为官,就请求罢职闲住。秦桧当时权势熏天,风评却很恶劣。他想搜罗天下贤者,让他们帮着提升自己名声。秦桧数次修书辛次膺,表达仰慕之意,辛次膺只是笑而不答。
辛次膺在浮梁县修筑小屋,栽花植木,寄情田园,有归隐的意愿。但当他听说抗金名将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罗织下狱,他愤然上疏营救,痛斥秦桧的卖国行径。岳飞被无辜杀害后,辛次膺伤心难过,郁闷了许久。
他弃官闲居十六年,后来贫苦至极,却丝毫不肯请求他人帮助。
在隐居期间,辛次膺应朋友、蜀人费枢之请,为其书《廉吏传》作序。《廉吏传》搜罗古代至五代时期的廉官循吏,述其事迹,记其政声,以勉励当时南渡群臣。辛次膺在序文中感叹廉吏节操之难,所受非议排挤之多,这正是自己心中块垒的抒发排遣。《廉吏传》后来被收入乾隆年间的大型丛书《钦定四库全书》,辛次膺所作序文也随之传于后世。
“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辛次膺的隐居生活随着秦桧死亡而结束。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六十四岁的辛次膺随即被起用为婺州知州。高宗想重新重用他,任职才三日就召回朝廷。到了临安宫殿门前,辛次膺足疾发作,难以施拜跪之礼,最终没有顺利朝见。他又复乞外任,高宗加他为秘阁修撰,依旧还郡任职。
宋金和议最终达成。辛次膺虽屡次上疏反对,却还是无力改变时局。
高宗禅位于孝宗。孝宗即位后,立即召辛次膺还朝。辛次膺此时虽然年过七旬,锐气依旧不改,奏称:“陛下新即位,用人当考核其贤愚。不能因一人称誉而用之,也不能因一人诋毁而去之。”他建议孝宗勤加训练士卒,优抚怜恤百姓,妥善经营两淮地区,令敌人无法乘虚而入。孝宗对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当即令辛次膺担任御史中丞。接着辛次膺到德寿宫朝见禅位的太上皇高宗,高宗遗憾地说:“后悔不能用卿于强健之时。”
孝宗想迎高宗銮驾于延祥观,并宴请群臣于玉津园。辛次膺奏称:“金人挑衅的文书刚到,其意在兴兵南侵。两淮地区守备薄弱,应深以为虑。如今宴请一次即花费十数万缗,不如用来资助军费更合适。”孝宗读后心内肃然,立即取消了相应活动。
当时边境两淮地区因连年混战化为荒野,生民寥落,满目疮痍。辛次膺奏请“或借种牛于百姓,或令屯兵耕种”,尽快恢复两淮农业生产,保证驻军粮草供应。当时孝宗正想励精图治,改变高宗朝萎靡状态,所以对辛次膺的奏折屡屡褒奖。孝宗每次召见辛次膺,都只称呼他的官名而不称呼姓名。皇上还褒奖说:“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声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辛次膺担任枢密院事。当时宋孝宗志在“还我河山”,他一边为岳飞平反恢复名誉,一边趁金国内部形势不稳,发动北伐收复故土。当时主战派诸臣皆建议发动北伐,收复祖宗故土。辛次膺也多次陈述北伐之必要和重要。
隆兴元年,主战派大臣张浚率军八万开始北伐。北伐初期宋军进展顺利,孝宗大受鼓舞。他令宋军火速出击,迅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在表面顺遂的北伐前线,两名主将的龃龉却隐藏着失败的危机。
当时符离(今安徽宿州)之师捷奏日闻,辛次膺却探知前线两位主将争功,军心已然不稳。他一边修书于张浚,提醒他注意解决将领矛盾；一边手疏千言,请求孝宗北伐持重,不可轻躁冒进。没多久,宋军在符离前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殆尽。
符离之败,让孝宗的雄心大受打击。他曾对辛次膺说:“师旅一出辄溃,皆前线将领之罪,应斩以徇军。”辛次膺见皇帝闷闷不乐,意欲杀将,立即奏言宽慰:“师溃而归,大将虽罪无可恕,但军前斩将,于军不利。不如令张浚弹压平定,此上天大儆戒于陛下。”孝宗由是赦免了将领,令他们戴罪立功。孝宗后来想起辛次膺此前的提醒,更觉惭愧内疚。
随着北伐失败,主和再度成为朝堂的主流。没多久,孝宗想重用主和派大臣汤思退秉政。
孝宗为了安抚辛次膺等主战派,升他为参知政事。辛次膺却以疾病而极力请求免职。他上奏曰:“(主战派)的王十朋等人任侍史,虽是皇上亲自擢升,天下皆知臣曾荐举他们。汤思退即将被召用,天下亦知臣曾弹劾其奸诈。如果臣不引避,天下人将如何看臣?”孝宗无奈,只能任辛次膺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道观。
辛次膺陛辞时,孝宗亲赐茶饮,一直惋惜他的离开。辛次膺却奏称:“臣与(汤)思退,理难同列于朝。”孝宗还想争取他留下来:“有人说汤思退也有可用之处。”辛次膺再奏:“今日之事,恐怕不是汤思退能辩解的。思退固不足道,窃恐误国家事。”自此,辛次膺离开朝堂,过起了隐居的致仕生活。
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七十九岁的辛次膺病故。孝宗看完他满腔热忱的遗疏,大为哀痛,特赠他为光禄大夫。
对于辛次膺的一生,《宋史》给出了较高的认同:“(辛)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谔。仕宦五十年,无丝毫挂吏议。为政贵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称其不烦……次膺力排群邪,无负言责,莅政不烦,居约有守。晚再立朝,謇谔尤着。”在史书的最后,史官们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掖县公园人来人往,游人穿行其间,辛次膺雕塑端坐石台,眺望着这片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