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傅绍万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颗巨星,在华夏的文化星空闪耀千年。对董仲舒的评价,汉代最权威的两位史学家、两部史书,却差异巨大。班固的《汉书》,把董仲舒捧到天上,司马迁的《史记》,却近乎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多含讥讽。因为这一点,引出许多历史官司,也引来史家不少猜疑。
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董仲舒的功业,从立言起步。他是个典型的读书种子,研究学术,三年不窥园,保持着澄明的心境,遨游在精神的天穹,思接千载,文思泉涌。其代表作《春秋繁露》,影响当世,也流传百代。汉景帝时,被朝廷征为博士,在帝都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磨砺着品德、学识和人格。
中国的书生,可不是只钻故纸堆,读书治学,志在修齐治平,经世致用。董仲舒身在书斋,胸中装着天下。他的幸运,是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经历了长时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经过“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经济走向繁荣,文化受到重视,汉武帝继位,一个年轻有为之主出世,这个时代注定要变了。董仲舒如炬的目光,观察到时代潮流的激荡,也清晰地看到社会矛盾的冲突:对“外”,输财求和,使匈奴王得寸进尺。对内,诸侯王尾大不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还如在眼前。经济上,豪强兼并,财富不在国家、民众,而向少数人集中。文化建设,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民族缺少精神的黏合剂。国家强大靠经济实力,怎么可以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
大鹏展翅待风起。机会终于来了。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听取治国良策,董仲舒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回答汉武帝第一问,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瑞”“天谴”等崭新观点,引起汉武帝极大兴趣。汉武帝又提出第二问,董仲舒在对策中,阐述儒家治国思想,建议实行进取有为政策,办太学,育人才,改吏治。话说到这个“度”,他已经尽到了臣子的本分。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敏锐地意识到“奏对”无法估量的巨大价值,也觉察到董仲舒似乎有话要说,欲言又止,他以指责的口吻,让董仲舒再上奏对。
这个时候,董仲舒一定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踌躇,夜不成寐。他的主张,早已深思熟虑,就是政权的大一统,还必须有思想的大一统,必须让儒家思想登堂入室。但是,当时朝堂上下,黄老之术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稍有不慎,就可能祸从口出；朝中大臣,千门百派,哪一家想领袖群伦,必然四面树敌；还有历史的镜鉴不远,那个提出焚书的李斯,可是要遗臭万年,那段由极权走向暴政的秦朝旧事,会不会重演?这个时候,他一定有些乱了方寸,有些心乱如麻,也一定想到将来会怎样被后儒垢病。但是,儒生本色,还是让他挺身而出,一个思想巨人,发出那个时代惊天动地的声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有许多偶然,有时候偶然会改写历史。历史的幸运,是汉武帝穷追不舍、究根问底,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如果汉武帝问策,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做个姿态,就没有这第三问,也就没有“天人三策”,那么,历史又会走向何方?
汉儒登堂成帝师。董仲舒因为“天人三策”成为汉武帝思想革命的设计师,儒学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董仲舒这个人,也由此名垂青史。班固的《汉书》,专门为董仲舒立传,他引用刘向的话,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将董仲舒比作伊尹、吕尚,认为其功业远远胜过管仲和晏婴,可谓推崇备至了。汉代的王充,把董仲舒认定为孔子的继承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近代的康有为则认为,不得董子发明,孔子之道本殆坠于地矣。董仲舒也因为“天人三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一拜江都相,再拜胶西相。晚年辞官,居家著书立说,汉武帝每有大事,专门派遣心腹大臣登门问询。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经过他的陵墓,下马致敬,留下“下马陵”的佳话。
令人疑惑的是,历史在这里留下一个谜团。董仲舒“天人三策”,影响如此巨大,但是,司马迁著《史记》,却只字不提,也不单独为董仲舒立传,在《儒林传》中,把他和其他儒学博士并列,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庸吏对待。为此,有的史家以至于对司马迁的史德提出质疑。明代学者张溥说:“凡人轻今贵古,贤者不免。太史公与董生并游武帝朝,或心易之。”
我想,司马迁此举,有其信仰倾向的影响,更有其沉重的历史与家国忧患。
前车之鉴不远。李斯的喧嚣言犹在耳: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再看董仲舒上汉武帝的奏对:“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不同之处,是各自“灭息”的内容相异罢了。由此,是否会导致思想文化的沉寂和专制?
董仲舒“始推阴阳,而为儒者首”,他的儒学掺杂了太多私货,长此以往,是否会造成学术的混乱,使文化精华演变为糟粕?如刘师培所言:“董、刘大儒,竟言灾异,实为谶纬滥觞。”谶纬迷信之风一代代演进,愈演愈烈,终至把汉代思想界闹得一片狼藉,乌烟瘴气!
董仲舒把皇权神化,使君主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决非国家黎民之福。司马迁具有穿透千年历史的目光,又亲眼目睹了汉武帝这个新一代暴君的出现,他本人也因言获罪,遭受了男人最耻辱的腐刑。董仲舒设计了限制帝王权力的枷锁——“天谴”,它在强权帝王面前又是多么软弱无力!
史公深意费猜量。对董仲舒也不可过度指摘,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苛责古人。一个学者,说出自己的主张,是基本的品德。同时,他可以参透历史,却难以预测千年；他可以看到一个有为之君出现,却难以知道他最终走向何方。书生空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此为一例吧。
□ 傅绍万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颗巨星,在华夏的文化星空闪耀千年。对董仲舒的评价,汉代最权威的两位史学家、两部史书,却差异巨大。班固的《汉书》,把董仲舒捧到天上,司马迁的《史记》,却近乎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多含讥讽。因为这一点,引出许多历史官司,也引来史家不少猜疑。
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董仲舒的功业,从立言起步。他是个典型的读书种子,研究学术,三年不窥园,保持着澄明的心境,遨游在精神的天穹,思接千载,文思泉涌。其代表作《春秋繁露》,影响当世,也流传百代。汉景帝时,被朝廷征为博士,在帝都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磨砺着品德、学识和人格。
中国的书生,可不是只钻故纸堆,读书治学,志在修齐治平,经世致用。董仲舒身在书斋,胸中装着天下。他的幸运,是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经历了长时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经过“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经济走向繁荣,文化受到重视,汉武帝继位,一个年轻有为之主出世,这个时代注定要变了。董仲舒如炬的目光,观察到时代潮流的激荡,也清晰地看到社会矛盾的冲突:对“外”,输财求和,使匈奴王得寸进尺。对内,诸侯王尾大不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还如在眼前。经济上,豪强兼并,财富不在国家、民众,而向少数人集中。文化建设,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民族缺少精神的黏合剂。国家强大靠经济实力,怎么可以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
大鹏展翅待风起。机会终于来了。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听取治国良策,董仲舒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回答汉武帝第一问,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瑞”“天谴”等崭新观点,引起汉武帝极大兴趣。汉武帝又提出第二问,董仲舒在对策中,阐述儒家治国思想,建议实行进取有为政策,办太学,育人才,改吏治。话说到这个“度”,他已经尽到了臣子的本分。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敏锐地意识到“奏对”无法估量的巨大价值,也觉察到董仲舒似乎有话要说,欲言又止,他以指责的口吻,让董仲舒再上奏对。
这个时候,董仲舒一定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踌躇,夜不成寐。他的主张,早已深思熟虑,就是政权的大一统,还必须有思想的大一统,必须让儒家思想登堂入室。但是,当时朝堂上下,黄老之术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稍有不慎,就可能祸从口出；朝中大臣,千门百派,哪一家想领袖群伦,必然四面树敌；还有历史的镜鉴不远,那个提出焚书的李斯,可是要遗臭万年,那段由极权走向暴政的秦朝旧事,会不会重演?这个时候,他一定有些乱了方寸,有些心乱如麻,也一定想到将来会怎样被后儒垢病。但是,儒生本色,还是让他挺身而出,一个思想巨人,发出那个时代惊天动地的声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有许多偶然,有时候偶然会改写历史。历史的幸运,是汉武帝穷追不舍、究根问底,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如果汉武帝问策,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做个姿态,就没有这第三问,也就没有“天人三策”,那么,历史又会走向何方?
汉儒登堂成帝师。董仲舒因为“天人三策”成为汉武帝思想革命的设计师,儒学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董仲舒这个人,也由此名垂青史。班固的《汉书》,专门为董仲舒立传,他引用刘向的话,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将董仲舒比作伊尹、吕尚,认为其功业远远胜过管仲和晏婴,可谓推崇备至了。汉代的王充,把董仲舒认定为孔子的继承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近代的康有为则认为,不得董子发明,孔子之道本殆坠于地矣。董仲舒也因为“天人三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一拜江都相,再拜胶西相。晚年辞官,居家著书立说,汉武帝每有大事,专门派遣心腹大臣登门问询。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经过他的陵墓,下马致敬,留下“下马陵”的佳话。
令人疑惑的是,历史在这里留下一个谜团。董仲舒“天人三策”,影响如此巨大,但是,司马迁著《史记》,却只字不提,也不单独为董仲舒立传,在《儒林传》中,把他和其他儒学博士并列,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庸吏对待。为此,有的史家以至于对司马迁的史德提出质疑。明代学者张溥说:“凡人轻今贵古,贤者不免。太史公与董生并游武帝朝,或心易之。”
我想,司马迁此举,有其信仰倾向的影响,更有其沉重的历史与家国忧患。
前车之鉴不远。李斯的喧嚣言犹在耳: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再看董仲舒上汉武帝的奏对:“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不同之处,是各自“灭息”的内容相异罢了。由此,是否会导致思想文化的沉寂和专制?
董仲舒“始推阴阳,而为儒者首”,他的儒学掺杂了太多私货,长此以往,是否会造成学术的混乱,使文化精华演变为糟粕?如刘师培所言:“董、刘大儒,竟言灾异,实为谶纬滥觞。”谶纬迷信之风一代代演进,愈演愈烈,终至把汉代思想界闹得一片狼藉,乌烟瘴气!
董仲舒把皇权神化,使君主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决非国家黎民之福。司马迁具有穿透千年历史的目光,又亲眼目睹了汉武帝这个新一代暴君的出现,他本人也因言获罪,遭受了男人最耻辱的腐刑。董仲舒设计了限制帝王权力的枷锁——“天谴”,它在强权帝王面前又是多么软弱无力!
史公深意费猜量。对董仲舒也不可过度指摘,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苛责古人。一个学者,说出自己的主张,是基本的品德。同时,他可以参透历史,却难以预测千年；他可以看到一个有为之君出现,却难以知道他最终走向何方。书生空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此为一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