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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罕见的珍贵照片,拍摄于1922年。五角星书籍的右边是邓恩铭拿笔书写,左边立者是王尽美。两人在讨论会议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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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邓恩铭所办《灾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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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大”会址今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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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使用过的饭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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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与同志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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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的部分家书。 |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邓恩铭曾写词言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
□ 本报记者 卢昱 王建
1921年8月,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王尽美、邓恩铭走下南湖的红船,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带回山东。之后,他们始终关注劳苦群众,投身实践,不避险阻,只争朝夕地行动着,用血汗播撒着共产主义的火种,不惜以生命捍卫他们的信仰。
追寻王尽美、邓恩铭的“一大”足迹,从上海兴业路76号的的石库门建筑,到南湖波光粼粼间的红船,许多历史场景在时空中呼啸,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
以新思潮互相砥砺
1921年夏,王尽美、邓恩铭两位青年学生,再次背起行囊,沿着津浦铁路南下,兴奋溢于言表。
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上海。上海可比济南要繁华得多。在黄浦江畔,浑浊的江水浩浩荡荡北去,热闹、繁华的港口展现于两位年轻人眼前。江面上汽船、小艇、帆船、驳船穿梭往来,东岸工厂地带冒出浓烟,江岸并列耸立着高楼。
热闹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黑暗。租界的公园禁止中国人进入,寸寸国土被列强肆意侵犯,不少面黄肌瘦的乞丐在沿街要饭,这些景象坚定着两位青年打烂旧世界的决心。
要让旧世界焕然一新,得先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在五四运动后的济南,王尽美、邓恩铭是最早一批接触共产主义的学生。那时,北京大学学生会经常派人去南方,而济南作为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人们常中途在济停留,各种新思想也随之涌入。
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王尽美同志来到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王尽美同志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通讯会员,名字记不清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党员罗章龙回忆道。
1920年夏秋之际,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济南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Communist,现译共产主义)学会,以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继而研究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同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函邀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把来函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这年秋天,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山东老乡杨明斋从上海回平度省亲,路过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商建党一事。
1920年11月21日,在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大厅,王尽美、邓恩铭等十余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励新”,旨在以新思潮互相砥砺,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谈话会,举办讲读会,发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在这一时期,王尽美、邓恩铭的思想异常活跃,他们相继就社会改造、乡村教育、妇女解放等话题,发表多篇匕首般犀利的文章。这些文字,反映了他们关于人民群众以斗争求得彻底改变现状的思想。
在1920年12月15日的《励新》刊物上,邓恩铭发表了《改造社会的批评》一文,他指出有一帮空谈社会改造的人:“上海提倡改造社会的人实在不少,但是说人话,不做人事的也多,嘴里说劳工神圣,但是出门,非坐洋车汽车不可；嘴里说妇女解放,其实家里老妈子、丫头都有,若是高兴起来,赌,吸大烟也干,出杂志,出日刊,不过是出风头,金钱问题罢了。……咳!像这样的人大声疾呼改造社会,充满肚子的鬼心肠,只叫人家改造,自己不改造,这样空谈的改造,不如不空谈为好。”
在邓恩铭的视野中,上海看似飘渺,却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当时,以探索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新思潮风靡全国,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观点互相争论,沸沸扬扬。邓恩铭在与王尽美等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讨论后,主张把改造社会的人分为三类,即实行的、空谈的、盲从的。
身处新旧的转折中,邓恩铭目睹着社会的裂变,激赞民众的奋争:“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学生、女子、工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罢课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件,种种的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像这样的改造社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
对诸多学说鼎立的现状,邓恩铭解释说:“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最可贵的是,邓恩铭提出了西方理论要结合、适合中国社会状况的思想。他说:“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
扛起马克思主义大旗
在参加“一大”前,王尽美、邓恩铭经常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参加诸多秘密活动。作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的段子涵曾回忆,1921年4月间,他曾在街上与好友王尽美相遇。
段子涵问王尽美:“咱们的会,是否还在继续进行?”王尽美说:“此会暂且停止,另有一个新组织。你要有联络,可到宿舍找我去,在南关毛家坟街路南,院内北屋。”
数日后,在报社担任副刊编辑的段子涵去访问王尽美。适逢王尽美外出,屋门关锁。段子涵用铅笔写了个纸条,云:“拜访未晤,来日再会。”从窗缝里递进去即走。
隔两天,段子涵在西门里大街遇见王尽美。一见面,王尽美便说:“你以后再去找我,万不可留字。我和你定一个符号,用粉笔划个圆圈,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要注意。”
隔了几天,段子涵又去南关拜访王尽美。此时,王尽美和邓恩铭正在谈话,看神情像在研究事情。谈话结束后,邓恩铭对段子涵郑重地说:“济南的报纸,对于劳动人民的事均没有刊载。报纸为人民之喉舌,你们当新闻记者的,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应当注意,多替他们说几句话,唤起一般人的醒悟。我作了几句白话诗,请你登载《白话报》上很合适。”
段子涵接过来看了看,共分三段,看到描写劳动人民实际情况,他非常赞赏,次日便将该诗登报。遗憾的是段子涵不记得全文,仅记住几句:“皎洁的月亮悬在天空,路上行人没了人影,只听见住在胡同道儿的铁匠,叮咚、叮咚,不住他的劳动。”
“一大”闭幕后,王尽美、邓恩铭回到山东,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此后,革命的火焰,由学生知识界进一步发展到工矿区和农村。同时,在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岛、青州、潍县、淄博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大”期间,王尽美、邓恩铭好学爱问,在住房里,在餐桌上,在女校的院内,在南湖湖畔,利用一切机会与各位同志交流,虚心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有了迅速提高。他们回到济南后,在大明湖南岸的贡院墙根街中,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扛起马克思主义大旗。在此之前,山东从未有一个组织或个人如此宣传马克思主义。
直到1921年下半年,王尽美仍是省立一师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他每天要在学校上些“向教科讲义求生活”的课,参加学校里举行的一些活动。此外,王尽美还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的主要负责人,还要负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要经常到其他学校、工厂开展工作。
为避免学校的注意,王尽美常常白天在校内学习,利用夜间翻越校墙到校外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如此一来,时间一久,他的行踪就引起了校方的察觉,他被列为“危险分子”。由于王尽美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声誉,慑于群众的舆论压力,校方不敢轻易将他除名。
可王尽美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针对学校反动学监的迫害,1921年秋冬之交的一天,王尽美在学校壁报栏内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讽刺文章,戳穿了校长、学监之流自我标榜清高,实际上却为饭碗钻营的丑恶行径。学校当局终于抓住了“把柄”,开除了王尽美的学籍。
从此以后,王尽美告别了学生生涯,转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这一年,他23岁,邓恩铭20岁。
“做基层战士的工作”
在“一大”结束后的一年里,王尽美、邓恩铭的脚步总是匆匆:1921年11月,被派到苏俄去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922年春,他们相继到淄博矿区,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广泛接触各阶层人物,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工人运动先进分子；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号召全省工人成立产业结合组织,使劳动者“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
1922年7月中下旬,王尽美再次到上海,到辅德里625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中旬,本报记者沿着当年的街道,从一大会址出发,在重庆路与延安路交叉口的高架旁,找到了掩映在郁郁葱葱树木里的“二大”会址。当时,协助筹备中共“一大”的李达妻子王会悟,又为“二大”做了大量会务工作。开会时,她抱着不到1岁的女儿李心田在门口负责警戒。
“二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党的最高纲领。
“二大”将工人运动引入新的高潮。参加了此次会议的王尽美也备受鼓舞。同为二大代表的罗章龙曾回忆,“在上海,王尽美同志自己主动提出到北方区委工作一个时期,说要锻炼锻炼。……他到了北京,我的意思是推荐他负责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但他不同意。他说,我在这里当战士,做基层战士的工作。”
从上海回济南后,王尽美参与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组织。1922年8月,北京人马克先到正谊中学教书,怀揣着一封好友写给王尽美的介绍信。
马克先记得第一次见王尽美的印象:细高条身材的青年,留着平头,穿着竹布长衫,完全是学生打扮。态度从容,举止大方,丝毫没有轻浮、傲慢的地方。
“他的整个形象可用‘雅洁’两字概括。我即取出介绍信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说:‘此地说话不便。’我就带他到兴隆店街我的宿舍。”马克先曾回忆道。
在马克先的宿舍,两人谈了很多。王尽美谈自己的出身、家庭情况,又讲五四运动以后济南市学生有哪些变化,教师如何保守,政界如何腐败,军阀如何专横,商界如何不振作,帝国主义如何日益猖狂等等。
通过参加“二大”,王尽美的思想升华到新层次。他向进步青年教授马克先讲述自己的思路:从各学校有志青年入手,然后到工厂找有觉悟的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政客,揭露吸血鬼资本家。
对刚成立不久的地方党组织,王尽美也实事求是地说,济南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组织尚不健全,成员不多,与各地接洽也不多。“他说话生动细腻,娓娓动听,很能吸引人。我们一直畅谈到天黑,尽美才离开。”马克先回忆道。
撒布罢工潮之种子
“1922年9月初,中央特派员陈为人来找我,领我到王尽美同志宿舍。在那里,我履行了入党手续。陈为人签了名,又代表王尽美签了名,他们作为我入党的介绍人。同时,陈为人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分派我暂代王尽美任中共山东直属支部书记职务,因为王尽美当时去北京工作。”马克先回忆自己入党时,他的入党介绍人王尽美在北京工作。
那时,王尽美在山海关铁工厂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在“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中,有一本由罗章龙在1926年时编写的、最早刊载王尽美传记的《革命战士集》。
罗章龙用寥寥数语,生动地勾勒出王尽美当时的工作状态:“变装毁容,投身工厂为冶铁学徒,昼作苦力,得闲便向工人宣传。以一‘工钱奴隶’赤手空拳与工头、厂长、工贼、军警等搏斗!历尽人生未有的苦痛!卒运用他的智力,克服一切困难,打倒许多强敌,于三个月内全体工友群众均接受了他的宣传,山海关工会遂在尽美领导之下宣告成立。”
王尽美和邓恩铭在“一大”前后,曾在济南、淄博等地发动工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组织经验。在山海关,王尽美一方面发展京奉全路工会,促成京奉铁路总工会的组织,另一方面帮助秦皇岛数万煤矿工人创立五矿工会。于是数万矿工如潮涌一般,从十层地窟中爬出,纷纷投奔在他指导的矿工会旗帜之下。后来开滦五矿不断的罢工潮,即是王尽美当时撒布的种子。
1923年2月4日,京汉路罢工爆发,举国震动。王尽美指挥全路工会迅速赴援,后因前线挫败,事遂中止。王尽美预先察觉到局势的恶化,京奉工会必难幸免,所以在内部严密部署,与工会会员讲论防守方略。某日深夜,忽有大队兵士袭击王尽美的住所,幸工会纠察团闻讯,群往救护,得以出险。
在风雪奇寒中,王尽美由榆关道上步行赴天津。临别时,他匆匆给工人们留下一句话:“要和农民、城市苦力团结起来呵!”长时间的奔波和营养不良,在高压环境下的劳累,都在消耗着王尽美的身体,慢性肺炎已开始侵扰着他。
从山海关回济南后不久,1923年春,王尽美利用两个星期天上午,在贡院墙根街召集同志们和一部分青年讲解社会主义,分析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什么是多数派、少数派；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有何区别；哪一种学说能够给人们指出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等等。大多数听者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走了许多弯路。
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在王尽美领导下,借用山东教育会地址举行大规模纪念会。他不避艰险,不顾反动当局干涉,亲自参加布置会场,他画了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半身炭画像,挂在会场正中；并聘请各校音乐会会员,从正谊借来笙笛箫鼓等乐器组成乐队。会前,由党员们分头到各处张贴标语,号召菜农、工人、学生参加纪念会。
“那天到会的约有一百四五十人。纪念会由王尽美主持,他宣讲了马克思生平事迹和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及其影响。他还在讲台上用俄语高唱第三国际歌。那次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马克先曾回忆。
在《革命战士集》中,罗章龙也曾深情地怀念战友王尽美,他写道:“(王尽美)生平行谊,重研究,务笃实,宣传与组织均为其所特长。对于当前事变,肆应无碍,而又勇忍负重,不矜不伐,确为一有理论能行动的革命天才。其对于党义服膺尤为忠诚,居常痛恨流俗虚矫,盗名欺世,引为青年垢病。日与同志以布尔塞(什)维克相勉,群众受其感化,蔚成风气。故直到今日山东革命势力,巍然构成北方革命战垒中最坚强之一部云。”
“天地有时留我在”
在存世的文件中,邓恩铭称王尽美为“美兄”。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王尽美出身佃农家庭,邓恩铭幼时家境贫寒,靠父母磨豆腐来维持生活；两人都从故乡出发,奔赴济南,寻求读书救亡之路。
“一大”归来后,邓恩铭曾给远在故乡贵州荔波的同学韦植三写《江城子》一词言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
这首词,如今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邓恩铭兄弟姐妹6个,在山东做官的叔叔之所以让他到山东读书,是因为他自小聪慧能干,堪负光宗耀祖之重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邓恩铭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让全家人格外提心吊胆。为此,邓恩铭的叔叔也曾中断对他的经济援助,不让他升入大学深造,希望他“改邪归正”。他却坚信:“穿黑衣,抱黑柱,各为其主。”
家中还因他对父母照顾不够,写信提及家乡某人如何孝敬父母,暗示他要有所作为、孝敬父母。他在回信中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
“漫谈世味,茹苦多年!几何时得到甘甜?献身家国,信有一天,唤醒群众,醒世界,醒向前!”邓恩铭的辛酸与悲壮皆付文字中。
铁骨亦有柔情。1925年9月,荔波县遭受旱灾,米价飞涨,亲人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饥荒。六弟来信希望邓恩铭寄钱回家,帮助渡过灾荒。
其时,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想挪点活动经费并不难,但他拒绝了家中的请求:“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禀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在这封家书中,邓恩铭教导自己的弟弟妹妹要孝顺,要发奋用功。文末,除了向长辈问安,他还特意叮嘱小辈们:“要常常来信,都可写交印哥再转给我,因为我的地址不一定。”
因工作需要,在青岛时,邓恩铭多次变迁身份和住址。1923年10月19日,邓恩铭刚到青岛一个多月,给中央写信道:“(工人组织)首领虽非同志,但经我和尽美两次五小时的详谈以后,亦无形之同交了。情形好极,异常乐观!现淄矿因裁工事起,尽美已赶去活动,此行如得胜利,则山东在掌中矣。”
而作为省委书记的邓恩铭,经济状况堪忧。在他给团中央的十多封信中可以得到证明:“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三月四月款何以还不寄来?真把人急死了。”“费速汇!”“收到洋五元……请将八月份全数汇下,以济眉急,否则受困矣。”
邓恩铭一直被经费问题困扰着,很多工作难得铺展。有一次,他带着十块银元、一支枪和一个包袱,正行走间,发现被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追踪。转了几条小巷子后,他闪进一家熟悉的理发店。
此时,外面已警笛四起,邓恩铭镇静地坐下来理发,还问店员这是捉什么人?有人回答说,是在捉共产党头子邓恩铭。剪了几下后,他从理发店的镜子里看着外面的动静,见特务搜捕已临近,便将包袱挂在墙上,借故出去解手,从后门出去了。
从1925年到英勇就义,邓恩铭曾三次被捕入狱。家人劝他小心,他回答说:“不怕,人是要死的,有的人什么事情都不做,说死还不就死了。”
1929年,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依然表现出九死犹未悔的豪迈,组织过三次越狱。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并写诗道:“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终年27岁。“为革命剧战受重创而死,与战殁于疆场者意义相等。”罗章龙曾评价王尽美的牺牲。这样的话语,在1931年4月5日再次被热血涂抹成现实。30岁的邓恩铭同其他20名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壮烈牺牲。
“他以身殉工作,他的生命即弥洒在千万革命群众中。”罗章龙泣泪写下的文字,让王尽美、邓恩铭两位在齐鲁大地播撒火种的先驱永远活着……
邓恩铭曾写词言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
□ 本报记者 卢昱 王建
1921年8月,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王尽美、邓恩铭走下南湖的红船,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带回山东。之后,他们始终关注劳苦群众,投身实践,不避险阻,只争朝夕地行动着,用血汗播撒着共产主义的火种,不惜以生命捍卫他们的信仰。
追寻王尽美、邓恩铭的“一大”足迹,从上海兴业路76号的的石库门建筑,到南湖波光粼粼间的红船,许多历史场景在时空中呼啸,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
以新思潮互相砥砺
1921年夏,王尽美、邓恩铭两位青年学生,再次背起行囊,沿着津浦铁路南下,兴奋溢于言表。
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上海。上海可比济南要繁华得多。在黄浦江畔,浑浊的江水浩浩荡荡北去,热闹、繁华的港口展现于两位年轻人眼前。江面上汽船、小艇、帆船、驳船穿梭往来,东岸工厂地带冒出浓烟,江岸并列耸立着高楼。
热闹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黑暗。租界的公园禁止中国人进入,寸寸国土被列强肆意侵犯,不少面黄肌瘦的乞丐在沿街要饭,这些景象坚定着两位青年打烂旧世界的决心。
要让旧世界焕然一新,得先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在五四运动后的济南,王尽美、邓恩铭是最早一批接触共产主义的学生。那时,北京大学学生会经常派人去南方,而济南作为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人们常中途在济停留,各种新思想也随之涌入。
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王尽美同志来到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王尽美同志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通讯会员,名字记不清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党员罗章龙回忆道。
1920年夏秋之际,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济南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Communist,现译共产主义)学会,以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继而研究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同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函邀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把来函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这年秋天,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山东老乡杨明斋从上海回平度省亲,路过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商建党一事。
1920年11月21日,在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大厅,王尽美、邓恩铭等十余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励新”,旨在以新思潮互相砥砺,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谈话会,举办讲读会,发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在这一时期,王尽美、邓恩铭的思想异常活跃,他们相继就社会改造、乡村教育、妇女解放等话题,发表多篇匕首般犀利的文章。这些文字,反映了他们关于人民群众以斗争求得彻底改变现状的思想。
在1920年12月15日的《励新》刊物上,邓恩铭发表了《改造社会的批评》一文,他指出有一帮空谈社会改造的人:“上海提倡改造社会的人实在不少,但是说人话,不做人事的也多,嘴里说劳工神圣,但是出门,非坐洋车汽车不可；嘴里说妇女解放,其实家里老妈子、丫头都有,若是高兴起来,赌,吸大烟也干,出杂志,出日刊,不过是出风头,金钱问题罢了。……咳!像这样的人大声疾呼改造社会,充满肚子的鬼心肠,只叫人家改造,自己不改造,这样空谈的改造,不如不空谈为好。”
在邓恩铭的视野中,上海看似飘渺,却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当时,以探索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新思潮风靡全国,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观点互相争论,沸沸扬扬。邓恩铭在与王尽美等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讨论后,主张把改造社会的人分为三类,即实行的、空谈的、盲从的。
身处新旧的转折中,邓恩铭目睹着社会的裂变,激赞民众的奋争:“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学生、女子、工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罢课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件,种种的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像这样的改造社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
对诸多学说鼎立的现状,邓恩铭解释说:“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最可贵的是,邓恩铭提出了西方理论要结合、适合中国社会状况的思想。他说:“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
扛起马克思主义大旗
在参加“一大”前,王尽美、邓恩铭经常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参加诸多秘密活动。作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的段子涵曾回忆,1921年4月间,他曾在街上与好友王尽美相遇。
段子涵问王尽美:“咱们的会,是否还在继续进行?”王尽美说:“此会暂且停止,另有一个新组织。你要有联络,可到宿舍找我去,在南关毛家坟街路南,院内北屋。”
数日后,在报社担任副刊编辑的段子涵去访问王尽美。适逢王尽美外出,屋门关锁。段子涵用铅笔写了个纸条,云:“拜访未晤,来日再会。”从窗缝里递进去即走。
隔两天,段子涵在西门里大街遇见王尽美。一见面,王尽美便说:“你以后再去找我,万不可留字。我和你定一个符号,用粉笔划个圆圈,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要注意。”
隔了几天,段子涵又去南关拜访王尽美。此时,王尽美和邓恩铭正在谈话,看神情像在研究事情。谈话结束后,邓恩铭对段子涵郑重地说:“济南的报纸,对于劳动人民的事均没有刊载。报纸为人民之喉舌,你们当新闻记者的,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应当注意,多替他们说几句话,唤起一般人的醒悟。我作了几句白话诗,请你登载《白话报》上很合适。”
段子涵接过来看了看,共分三段,看到描写劳动人民实际情况,他非常赞赏,次日便将该诗登报。遗憾的是段子涵不记得全文,仅记住几句:“皎洁的月亮悬在天空,路上行人没了人影,只听见住在胡同道儿的铁匠,叮咚、叮咚,不住他的劳动。”
“一大”闭幕后,王尽美、邓恩铭回到山东,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此后,革命的火焰,由学生知识界进一步发展到工矿区和农村。同时,在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岛、青州、潍县、淄博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大”期间,王尽美、邓恩铭好学爱问,在住房里,在餐桌上,在女校的院内,在南湖湖畔,利用一切机会与各位同志交流,虚心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有了迅速提高。他们回到济南后,在大明湖南岸的贡院墙根街中,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扛起马克思主义大旗。在此之前,山东从未有一个组织或个人如此宣传马克思主义。
直到1921年下半年,王尽美仍是省立一师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他每天要在学校上些“向教科讲义求生活”的课,参加学校里举行的一些活动。此外,王尽美还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的主要负责人,还要负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要经常到其他学校、工厂开展工作。
为避免学校的注意,王尽美常常白天在校内学习,利用夜间翻越校墙到校外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如此一来,时间一久,他的行踪就引起了校方的察觉,他被列为“危险分子”。由于王尽美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声誉,慑于群众的舆论压力,校方不敢轻易将他除名。
可王尽美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针对学校反动学监的迫害,1921年秋冬之交的一天,王尽美在学校壁报栏内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讽刺文章,戳穿了校长、学监之流自我标榜清高,实际上却为饭碗钻营的丑恶行径。学校当局终于抓住了“把柄”,开除了王尽美的学籍。
从此以后,王尽美告别了学生生涯,转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这一年,他23岁,邓恩铭20岁。
“做基层战士的工作”
在“一大”结束后的一年里,王尽美、邓恩铭的脚步总是匆匆:1921年11月,被派到苏俄去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922年春,他们相继到淄博矿区,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广泛接触各阶层人物,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工人运动先进分子；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号召全省工人成立产业结合组织,使劳动者“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
1922年7月中下旬,王尽美再次到上海,到辅德里625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中旬,本报记者沿着当年的街道,从一大会址出发,在重庆路与延安路交叉口的高架旁,找到了掩映在郁郁葱葱树木里的“二大”会址。当时,协助筹备中共“一大”的李达妻子王会悟,又为“二大”做了大量会务工作。开会时,她抱着不到1岁的女儿李心田在门口负责警戒。
“二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党的最高纲领。
“二大”将工人运动引入新的高潮。参加了此次会议的王尽美也备受鼓舞。同为二大代表的罗章龙曾回忆,“在上海,王尽美同志自己主动提出到北方区委工作一个时期,说要锻炼锻炼。……他到了北京,我的意思是推荐他负责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但他不同意。他说,我在这里当战士,做基层战士的工作。”
从上海回济南后,王尽美参与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组织。1922年8月,北京人马克先到正谊中学教书,怀揣着一封好友写给王尽美的介绍信。
马克先记得第一次见王尽美的印象:细高条身材的青年,留着平头,穿着竹布长衫,完全是学生打扮。态度从容,举止大方,丝毫没有轻浮、傲慢的地方。
“他的整个形象可用‘雅洁’两字概括。我即取出介绍信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说:‘此地说话不便。’我就带他到兴隆店街我的宿舍。”马克先曾回忆道。
在马克先的宿舍,两人谈了很多。王尽美谈自己的出身、家庭情况,又讲五四运动以后济南市学生有哪些变化,教师如何保守,政界如何腐败,军阀如何专横,商界如何不振作,帝国主义如何日益猖狂等等。
通过参加“二大”,王尽美的思想升华到新层次。他向进步青年教授马克先讲述自己的思路:从各学校有志青年入手,然后到工厂找有觉悟的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政客,揭露吸血鬼资本家。
对刚成立不久的地方党组织,王尽美也实事求是地说,济南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组织尚不健全,成员不多,与各地接洽也不多。“他说话生动细腻,娓娓动听,很能吸引人。我们一直畅谈到天黑,尽美才离开。”马克先回忆道。
撒布罢工潮之种子
“1922年9月初,中央特派员陈为人来找我,领我到王尽美同志宿舍。在那里,我履行了入党手续。陈为人签了名,又代表王尽美签了名,他们作为我入党的介绍人。同时,陈为人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分派我暂代王尽美任中共山东直属支部书记职务,因为王尽美当时去北京工作。”马克先回忆自己入党时,他的入党介绍人王尽美在北京工作。
那时,王尽美在山海关铁工厂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在“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中,有一本由罗章龙在1926年时编写的、最早刊载王尽美传记的《革命战士集》。
罗章龙用寥寥数语,生动地勾勒出王尽美当时的工作状态:“变装毁容,投身工厂为冶铁学徒,昼作苦力,得闲便向工人宣传。以一‘工钱奴隶’赤手空拳与工头、厂长、工贼、军警等搏斗!历尽人生未有的苦痛!卒运用他的智力,克服一切困难,打倒许多强敌,于三个月内全体工友群众均接受了他的宣传,山海关工会遂在尽美领导之下宣告成立。”
王尽美和邓恩铭在“一大”前后,曾在济南、淄博等地发动工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组织经验。在山海关,王尽美一方面发展京奉全路工会,促成京奉铁路总工会的组织,另一方面帮助秦皇岛数万煤矿工人创立五矿工会。于是数万矿工如潮涌一般,从十层地窟中爬出,纷纷投奔在他指导的矿工会旗帜之下。后来开滦五矿不断的罢工潮,即是王尽美当时撒布的种子。
1923年2月4日,京汉路罢工爆发,举国震动。王尽美指挥全路工会迅速赴援,后因前线挫败,事遂中止。王尽美预先察觉到局势的恶化,京奉工会必难幸免,所以在内部严密部署,与工会会员讲论防守方略。某日深夜,忽有大队兵士袭击王尽美的住所,幸工会纠察团闻讯,群往救护,得以出险。
在风雪奇寒中,王尽美由榆关道上步行赴天津。临别时,他匆匆给工人们留下一句话:“要和农民、城市苦力团结起来呵!”长时间的奔波和营养不良,在高压环境下的劳累,都在消耗着王尽美的身体,慢性肺炎已开始侵扰着他。
从山海关回济南后不久,1923年春,王尽美利用两个星期天上午,在贡院墙根街召集同志们和一部分青年讲解社会主义,分析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什么是多数派、少数派；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有何区别；哪一种学说能够给人们指出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等等。大多数听者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走了许多弯路。
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在王尽美领导下,借用山东教育会地址举行大规模纪念会。他不避艰险,不顾反动当局干涉,亲自参加布置会场,他画了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半身炭画像,挂在会场正中；并聘请各校音乐会会员,从正谊借来笙笛箫鼓等乐器组成乐队。会前,由党员们分头到各处张贴标语,号召菜农、工人、学生参加纪念会。
“那天到会的约有一百四五十人。纪念会由王尽美主持,他宣讲了马克思生平事迹和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及其影响。他还在讲台上用俄语高唱第三国际歌。那次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马克先曾回忆。
在《革命战士集》中,罗章龙也曾深情地怀念战友王尽美,他写道:“(王尽美)生平行谊,重研究,务笃实,宣传与组织均为其所特长。对于当前事变,肆应无碍,而又勇忍负重,不矜不伐,确为一有理论能行动的革命天才。其对于党义服膺尤为忠诚,居常痛恨流俗虚矫,盗名欺世,引为青年垢病。日与同志以布尔塞(什)维克相勉,群众受其感化,蔚成风气。故直到今日山东革命势力,巍然构成北方革命战垒中最坚强之一部云。”
“天地有时留我在”
在存世的文件中,邓恩铭称王尽美为“美兄”。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王尽美出身佃农家庭,邓恩铭幼时家境贫寒,靠父母磨豆腐来维持生活；两人都从故乡出发,奔赴济南,寻求读书救亡之路。
“一大”归来后,邓恩铭曾给远在故乡贵州荔波的同学韦植三写《江城子》一词言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
这首词,如今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邓恩铭兄弟姐妹6个,在山东做官的叔叔之所以让他到山东读书,是因为他自小聪慧能干,堪负光宗耀祖之重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邓恩铭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让全家人格外提心吊胆。为此,邓恩铭的叔叔也曾中断对他的经济援助,不让他升入大学深造,希望他“改邪归正”。他却坚信:“穿黑衣,抱黑柱,各为其主。”
家中还因他对父母照顾不够,写信提及家乡某人如何孝敬父母,暗示他要有所作为、孝敬父母。他在回信中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
“漫谈世味,茹苦多年!几何时得到甘甜?献身家国,信有一天,唤醒群众,醒世界,醒向前!”邓恩铭的辛酸与悲壮皆付文字中。
铁骨亦有柔情。1925年9月,荔波县遭受旱灾,米价飞涨,亲人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饥荒。六弟来信希望邓恩铭寄钱回家,帮助渡过灾荒。
其时,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想挪点活动经费并不难,但他拒绝了家中的请求:“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禀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在这封家书中,邓恩铭教导自己的弟弟妹妹要孝顺,要发奋用功。文末,除了向长辈问安,他还特意叮嘱小辈们:“要常常来信,都可写交印哥再转给我,因为我的地址不一定。”
因工作需要,在青岛时,邓恩铭多次变迁身份和住址。1923年10月19日,邓恩铭刚到青岛一个多月,给中央写信道:“(工人组织)首领虽非同志,但经我和尽美两次五小时的详谈以后,亦无形之同交了。情形好极,异常乐观!现淄矿因裁工事起,尽美已赶去活动,此行如得胜利,则山东在掌中矣。”
而作为省委书记的邓恩铭,经济状况堪忧。在他给团中央的十多封信中可以得到证明:“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三月四月款何以还不寄来?真把人急死了。”“费速汇!”“收到洋五元……请将八月份全数汇下,以济眉急,否则受困矣。”
邓恩铭一直被经费问题困扰着,很多工作难得铺展。有一次,他带着十块银元、一支枪和一个包袱,正行走间,发现被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追踪。转了几条小巷子后,他闪进一家熟悉的理发店。
此时,外面已警笛四起,邓恩铭镇静地坐下来理发,还问店员这是捉什么人?有人回答说,是在捉共产党头子邓恩铭。剪了几下后,他从理发店的镜子里看着外面的动静,见特务搜捕已临近,便将包袱挂在墙上,借故出去解手,从后门出去了。
从1925年到英勇就义,邓恩铭曾三次被捕入狱。家人劝他小心,他回答说:“不怕,人是要死的,有的人什么事情都不做,说死还不就死了。”
1929年,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依然表现出九死犹未悔的豪迈,组织过三次越狱。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并写诗道:“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终年27岁。“为革命剧战受重创而死,与战殁于疆场者意义相等。”罗章龙曾评价王尽美的牺牲。这样的话语,在1931年4月5日再次被热血涂抹成现实。30岁的邓恩铭同其他20名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壮烈牺牲。
“他以身殉工作,他的生命即弥洒在千万革命群众中。”罗章龙泣泪写下的文字,让王尽美、邓恩铭两位在齐鲁大地播撒火种的先驱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