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刚直嫉恶”,屡次得罪权贵,虽经两次贬谪、三次下狱,爱民之心犹不改,气节心志终不屈,是个不折不扣的“强项令”。当国家边疆遭难,他不顾古稀病体,经略西陲,赴边驻防,闪耀生命最璀璨的华章。
秦纮:朝做不屈强项 暮担西陲边防
2018-05-30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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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纮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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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纮于宁夏修筑的红山堡遗址 |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傅子栋
500多年前,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回到故乡单县黄堆集。年近耄年的他从西陲边疆而来,皮肤干枯没有血色,身躯佝偻而不高大。
他叫秦纮,曾任三边总督,驻守陕西固原。当地人将他视为巨人,呼为“秦公”。当他离世后,褒奖和美誉更是接踵而来,形象也日趋伟岸。
“先祖秦纮是个性情率直的人,仕途屡遭顿挫,频繁沉浮,但他从没有对国家心生怨念。正因为心存民与国,所以76岁还不辞艰辛,披甲戍边。”秦纮嫡系后人秦念收(字乙翔)说。
“持节守廉,誓死不改”
明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又逢三年一度的春闱会试。与以往的祥和气氛不同,这次会试是在极不平静的环境下进行的。
帝国刚刚经历了“八十年未有之变局”。两年前,踌躇满志的明英宗御驾亲征,想建立空前的军功,却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为他殉葬的,有50万明军精锐,以及大批朝廷重臣。明廷赖以维持的精英集团几乎被扫荡一空。消息传到北京,有大臣提议纳币称臣,有人建议迁都避乱。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安。
危急时刻,重臣于谦联合多位大臣,拥立英宗的弟弟称帝,并四处散发檄文,调集各地军兵前来勤王。第二年,守城明军经过多番苦战,终于击退了瓦剌军队,京城局势才转危为安。
重臣殉难、精锐死亡、外敌嚣张,惨痛的教训近在眼前。为国抡才的春闱急需择取卓越的守边将才。所以在依旧侧重儒家经典之外,考察“兵事才能”的分量也很重。
应试该科春闱的举子中,有一位来自山东单县的25岁青年,名叫秦纮。他当时寄居京师苦读,亲眼看到百姓流离、兵燹余烬,心里颇为感伤和愤慨。
秦纮应该不知道,与他年齿相同的另两名举子正从河南、河北朝北京进发。而他们三人,未来将陆续出任西北的三边总督,共同闪耀于守边名臣的苍穹中。
会试过后,再行殿试,最终张贴金榜。同为25岁的三人皆榜上有名:山东人秦纮、河南人马文升、河北人王越,皆为三甲同进士,且名次相差不远。
冥冥之中的巧合还在继续:考中进士后,三人仕途起步再次相同,都被授予监察御史。秦纮任南京监察御史,马文升任山西监察御史,王越任浙江监察御史。
三人上任后,履职作为也很相似,都积极廓清吏治、检举贪官,所以史书评价也都是“风裁甚著”。但三人于相同之外又有些许不同,而正是这“不同”,注定了秦纮未来仕途起伏不断,屡遭困难。王越和马文升在地方,弹劾的对象是贪渎的地方官；而秦纮在南京,却专挑最硬的石头得罪——他喜欢弹劾太监。
南京司牧局太监傅锁儿是秦纮第一个弹劾的宦官。傅锁儿负责管理粮草,却监守自盗,侵吞官粮“豆三万余石,草三万余包”。这些粮草有的被他用来饲养牲畜,有的寄存民居,准备出售牟利。秦纮上疏弹劾,并将傅锁儿送往南京都察院治罪。此后秦纮“锄奸益切,豪强敛手”,当地治安大为好转。
景泰六年,四个太监受朝廷派遣,到江南采购翠鸟羽毛和各种鲜鱼。秦纮又上疏朝廷,认为如今“江南岁歉人贫”,朝廷应当做的是“救灾恤患”,而不是搜敛无用之物。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太监悉数召回,还下拨了救灾物资。虽然百姓蒙福,秦纮却因此和宦官彻底决裂。同僚劝秦纮少露锋芒,他却不以为惧,言:“御史自我得之,自我捐之,何悔之有?”自信中还流露几分霸气。
同僚不幸言中,挫折如期而至。第二年适逢外官考核,内廷宦官攻击秦纮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虽有同僚上疏求情,秦纮仍被贬为湖广比容的驿丞。从御史被一贬到底,秦纮没有流露多少感伤,却对朋友表露心意,“持节守廉,誓死不改”。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此语秦纮终生践行。
到达比容驿站后,秦纮在马厩旁搭三间茅屋,命名为“安遇轩”。安遇,即“随遇而安”,其直爽豁达可见一斑。
因为驿站位置偏僻,事情省简,秦纮平日无事可做。他白天驿站当值,读书度日,傍晚泛舟江湖,垂钓为乐。当地官吏怜悯他贬谪而来,陆续登门惋惜宽慰。秦纮却对他们道:“汝视之不幸,吾视之大幸也。”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此前被代宗软禁的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皇位。前朝被贬谪的官员被重新起用,秦纮也“大幸而来”,被调任为河北雄县知县。
秦纮经此磨难,自认为心态成熟多了,“器量渐宏,去就渐轻,识趋渐明”。但从他以后抓捕宦官、顶撞王爷、抗礼汪直、弹劾外戚来看,刚烈本色其实始终未变。
敢责罚宦官,敢弹劾皇亲
秦纮赴任雄县,想着身为父母官,其职应在“敬神恤民御吏”。所以他兢兢业业办公,踏踏实实办事,想法设法给百姓减免杂费、增加收入。雄县百姓有感清官能吏难兼得,对秦纮拥戴喜爱。
可没想到,秦纮不久就被下了诏狱,还差点死于非命。
原来京城宦官到雄县打猎捕鱼,侵扰地方,百姓对他们非常厌烦。秦纮将他们捕获,并予以杖责,赶回了京城。结果,宦官诬陷秦纮抗拒朝廷。震怒的英宗将他下诏狱,即将拟判重罪。
身陷囹圄的秦纮无力自救,忧心忡忡的百姓却行动起来。
五千多位雄县百姓,徒步来到北京为秦纮申冤。他们围坐衙门外,呈递请愿书,敲击登闻鼓,哭泣哀求,景象令人动容。英宗见秦纮如此得民心,就顺势赦免了他。但为了表示惩戒,还是把秦纮远调陕西府谷任知县。
府谷县在今日陕西省的最北端,明朝时是“极边戎马之地”。秦纮赴任前,这里连年遭到鞑靼侵略,“民不得安生,官难以保夕”。秦纮严守边防,击退了小股敌人侵袭,府谷县“戍鼓不鸣,民出一百里任意耕猎”。
到明宪宗即位,秦纮在西陲的仕途开始顺达起来。他先迁葭州,后任秦州知州。
上任秦州前夕,秦纮来到西安拜见巡抚项忠。项忠担心秦州民风彪悍,秦纮恐怕难以胜任,便叮嘱他:“尔到,有放刁者,便打死。”秦纮却大不以为然,委婉谏言曰:“谁都厌恶刁民。但清官厌恶他们害人,贪官厌恶他们害己……如果随意打死,可能正中贪官下怀。”项忠闻言,哈哈大笑,忍不住对秦纮刮目相看。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秦纮的老母病故,按例当返乡丁忧。秦州百姓和陕西巡抚连番上疏,要求对秦纮夺情留任,但未获应允。等秦纮服阕赴京,秦州百姓又呈递三本奏疏,还是要挽留他。吏部起初不允,但秦州百姓锲而不舍,最终现任知府调任他处,秦纮再任秦州。他很快升任巩昌知府,转任西安知府,再升陕西右参政。
成化十六年,秦纮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务巡抚山西。当地庆成王之子、镇国将军朱奇涧,贪暴成性,强取豪夺,草菅人命,多任巡抚都因畏惧权势而不敢追究。秦纮不怕他的威胁,上疏揭发罪行,结果反被庆成王诬告贪腐,被第二次缉捕下狱。
宪宗顾忌庆成王的皇族身份,又深信秦纮的品性,所以让法司秉公处理、核查实情,并令宦官尚亨查抄秦纮的住宅,看看是否真的贪污巨款。
法司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诬告秦纮并无实据。而尚亨努力查抄,也仅得几件破旧衣服而已。宪宗叹息道:“纮贫一至此耶?”于是赐他万贯钱嘉奖,并削去朱奇涧等人爵位,庆成王也被削夺三分之一俸禄。
宪宗改任秦纮为河南巡抚。他虽然已经一次遭贬、两次下狱,但脾气还是没怎么改。当时太监汪直权势很大,他每次外出巡视,巡抚之类的高官都要对他卑躬屈膝,唯恐礼数不够周到。只有秦纮敢与他分庭抗礼,汪直反而对他很恭谨,认为他是个贤达的人。汪直虽然很给面子,秦纮却不领这个面子。他参奏汪直出门所带侍从过多,骚扰郡县,有伤朝廷形象。后来宪宗以此责问汪直,汪直机智道:“(秦纮)能疏直,直是以贤之。”
不多久,秦纮又调往北边重镇宣府。宣府地处防御蒙古部落的前线,秦纮修城堡,练士卒,使宣府边备大为增强。他的守边才华,初步得以展现。
成化十七年,蒙古部落数万骑兵入侵大同,劫掠宣府地区。秦纮率军奋力迎击,击败敌寇。不久,蒙古骑兵又劫掠当地兴宁口,秦纮与之接连交战,迫使其退去,并追还被抢掠物资。宪宗亲下玺书,褒奖秦纮的功劳,升其为左佥都御史,还赐银二十两,又调升为户部右侍郎。
户部侍郎任上,秦纮得到内阁大学士刘珝和吏部尚书尹旻的赏识。因三人都是山东籍同乡,所以偶尔会在一起坐而论道。刘阁老称赞秦纮在边地政声斐然,并询问施政的取舍。秦纮谦卑地说:“某未尝无过,但能知己之过。某本无所长,但知用人之长。”尹旻听后,高兴地赞赏他“此宰相之度也”。
没想到,这句赞赏却给秦纮带来了灾难。当时内阁首辅万安谋划驱逐尹旻,闻听此话后就诬陷秦纮为尹党。最终秦纮被贬为广西右参政。友人前来送行,他却乐观地说:“升沉,命也……万(安)必不久于朝,万去予必起也。”
忠勇劾外戚,坦然归故乡
事实果如秦纮所言。不多久,明孝宗即位,一贯油滑的万安被罢免。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在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下,秦纮升任左副都御史,并监督漕运。
第二年,秦纮升右都御史,并总督两广军务。针对两广的复杂情况,秦纮上疏言三事:削夺镇守太监和武将权力；各府财政须审计检查,杜绝贪污之源；编制保甲,设立礼学,以绝盗源,以振文风。
秦纮的建议,孝宗全都允准。但秦纮在两广的整顿,触动了权贵利益,引起他们不满。安远侯柳景在两广贪污军饷,贩卖私盐,虐杀百姓,被秦纮揭露下狱。有人提醒他:“柳景根深势大,恐被反诬。”秦纮见广州百姓欢声如雷,便回道:“若与两广除此豺狼,就罢职固所愿也。”说完这些,63岁的秦纮就亲自率军剿平叛匪去了,对这件事毫不在意。
柳景在狱中果然诬陷秦纮残暴淫虐。孝宗担心秦纮心里有意见,便下文宽慰,同时令严加审查,结果柳景所诬毫无佐证,法司按例判处他死刑。但柳景是周太后姻亲,太后在孝宗面前替柳景辩白。孝宗听信谗言,将秦纮逮进京审问,结果还是证明秦纮清白无污。看在周太后面上,孝宗将柳景削爵闲住,而秦纮也被罢官归乡。
回乡之后,秦纮觉得:“四十三年身羁樊笼,一旦得脱何其乐哉?”他经理家政,和睦亲族,开始享受闲适的暮年生活。
但朝野上下却为秦纮鸣不平。吏部尚书王恕和百余名官员联名保奏,秦纮因而被改为南京户部尚书。
秦纮上任后,虽然依旧兢兢业业,但似乎对此前遭遇无法完全释怀。又因为年纪老迈,他开始不断上疏要求致仕。但每次朝廷总以他“身体康健”为由,希望他能继续为国分忧,甚至还有人举荐他再次总督两广。弘治十一年,秦纮因次子病故,陷入深深痛苦中。他再次向朝廷请求退休,这次皇帝终于应允,赏赐他“请着驰驿还乡,有司月给米二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
如果没有尔后的边疆警情,秦纮的暮年人生当在平淡中走向终点,应不会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凡百安内攘外之策,无不修举”
弘治十四年,鞑靼入寇,大败明军,直逼平凉,西北防御全线告急。兵部建议设大臣一名,开府西北,节制当地军队,统一防守力量。朝臣接连保奏秦纮,认为他“宿望老成,练达戎务”,用兵有术,指挥有素,可比老将廉颇。
秦纮在故乡,也听说朝廷有重新起用他的意向。有族人提醒他:“若是赴京便去,或是巡边便辞。”秦纮却正色道:“某一生不捡便宜。今胡寇猾夏……正臣子效命之日。若在京,不过安享富贵而已。”原来他早就抱定决心,一旦国家需要,他就暮年为国守边。
孝宗颁诏,任秦纮为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秦纮日夜兼程,赶到总督驻地陕西固原。他首先亲自掩埋阵亡将士尸骨,祭奠阵亡将士英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再为有功将领叙功,参劾整治败将之罪。很快“申明号令,军声大振”,危急的局面得到缓解。
受任危难多事之秋,76岁的秦纮却满怀壮志,他作诗《西行至固原》道:“一第登庸五十载,几番黜逐几超迁。达官固守寒儒节,文吏常兼大将权。倦鸟归来方敛翼,回莺合起复行边。从今再试平胡策,百二山河保万全。”豪言壮语,表达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御边护民的决心和壮志。
秦纮虽已是夕阳老翁,守边却尽心尽力。他巡查边疆防御,勘验防御漏洞,随后上奏朝廷:固原为陕西通虏之路,驻守官军只有1800余人,且散守大小城堡24处,兵分势弱,不利防守。他建议朝廷增派兵卒扼守固原要塞,由善于领兵的将领节制,应能无虞。
当时,固原人烟萧条,“城隘民贫,兵力单弱,商贩不至”。秦纮便在固原旧城基础上,增筑了外关城,拓建固原城二十里,并设有关门四座,南曰“镇秦”,北曰“靖朔”,东曰“安边”,西曰“威远”,其名都寄寓边疆安泰之意。他还在城外疏浚堑沟,深阔各有二丈,固原遂成为三边重镇。他还积极推演古法,制造火器,并制作战车,名曰“全胜车”。明孝宗“诏颁其式于诸边”,加以推广使用。
秦纮认为:“御戎之道,当以守备为本。”自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后,他根据地理形势,将西陲延绵千里之地,划分为四段设防扼守。他提醒朝廷:“如此处置,则贼无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远,人马力疲,况各堡屯兵随处设险,我欲夹攻者易,贼欲入寇者难。”他还大兴屯田,为四段上守卫的军丁提供粮食,“使之旦耕且守,依坚城,以为家,将使食足而兵强矣”。
秦纮深知,持久防御的根基是稳定的物资供应。如果鞑靼进攻,朝廷军饷迟迟不至,西陲守卫将不战自溃。他在修缮完固原城墙后,谕令固原军民,“愿求外城之内地为居室、铺署,听输粮入官,授之以地而有差等”。当时,固原盐引批验设在外关城,人们“以为其地乃商贩之所,走集,又通盐利,众皆乐从”。谕令发布后不满一月,“商旅日集,官征真直,岁可得银四五万两。”
弘治十六年,秦纮在固原城东、西、南、北四座关城内,设置盐厂五座。从此,固原城“商旅云集,物货流行,人有贸易之利,官得经费之资”。商贸兴隆,物资充盈,百姓生活好转,军营粮草满仓,因而“人以戍为家而乐于趋役,军以将为胆而自奋战心,内可以壮根本,而外可以固封疆”。
固原地处边陲,常有兵革之忧,所以经济凋敝、文化落后。秦纮驻节固原,在整饬边备之暇,看到固原城“庙学草创,狭陋弗称”,便计划恢宏开拓,画图增修儒学学宫。弘治十六年,秦纮令人增修固原州儒学学宫,以通盐利所入之银,选择城中平整宽阔之池,建造大成殿八楹,高四丈,另有其他大小房间如数。当工程基本完工时,秦纮受命回朝。临行,秦纮将未完之工,托付属员高崇熙完成。自此,固原地区“诗书之化,人才彬彬焉相继出矣”。
秦纮在固原经略三年,虏不敢犯,“四镇晏然……经略冠群公”。他离任前,计督修城堡关隘14190处,铲挑山崖3700余里。可谓“屈力殚虑,大展所蕴。凡百安内攘外之策,无不修举”。
“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
弘治十七年,79岁的秦纮感觉躯体老迈,再难料理边务,便恳请朝廷择能员代己。孝宗下诏褒奖他的政绩,提高他的退休待遇,“有司月给米四石,岁拨人夫八名应用”。
虽然朝廷给予莫大的恩宠,秦纮却始终安之若素。他生性简朴,不事奢华,无论是在野还是为官都清廉不改。青年时在京读书,他生活极为清苦,“已停月粮,贫寒尤甚,每月裁节,止用银六钱,以易薪米,仅得延命而已”。后来被庆成王诬陷,宦官抄家也只搜到几件破衣服而已。因遭柳景诬陷而免官后,居乡时常要靠亲族赈济。后来暮年守边,权威日重,可“所居仅蔽风雨,妻孥菜羹麦饭”,与从前一无所别。
归乡次年,80岁的秦纮病故于家。新即位的明武宗赐他祭葬,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毅”。
秦纮去世后,世人对他的操守和政绩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后任三边总督杨一清说:“秦公文吏,其所治边,虽古名将何以过之?”明武宗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赞赏他“许国之心,老而弥笃……始终全节,可谓一代名臣”。明末史学家谈迁感慨道:“屡挫不屈,惠泽及民,始终全节,称一代完人。”就连明末“睥睨天下”的怪才李贽,也由衷地敬佩秦纮,称他“刚毅廉介……不改其旧”。
清代编修的《明史》对秦纮也不吝溢美之词:“经略著西陲,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矣。”
也许百姓的怀念,是对秦纮最大的肯定。他离任两广时,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祈佑他健康延年。而固原士民更是对这位古稀老者深切怀念,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秦纮离任二十年后,“边人思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固原监生马文辉等人,呈请于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杨一清深表赞同,在固原州城南二里许,兴建“秦公祠”,“又作堂凡三楹,重门周垣,而堂之正位则秦公之像设焉”。百姓来此祭祀,瞻仰雕像,缅怀他在固原的政绩。
“祖先竭诚为国,这是最值得我们后人骄傲,也最值得我们继承的地方。”秦纮后人、单县民俗馆馆长秦闪云说。
本报通讯员 傅子栋
500多年前,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回到故乡单县黄堆集。年近耄年的他从西陲边疆而来,皮肤干枯没有血色,身躯佝偻而不高大。
他叫秦纮,曾任三边总督,驻守陕西固原。当地人将他视为巨人,呼为“秦公”。当他离世后,褒奖和美誉更是接踵而来,形象也日趋伟岸。
“先祖秦纮是个性情率直的人,仕途屡遭顿挫,频繁沉浮,但他从没有对国家心生怨念。正因为心存民与国,所以76岁还不辞艰辛,披甲戍边。”秦纮嫡系后人秦念收(字乙翔)说。
“持节守廉,誓死不改”
明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又逢三年一度的春闱会试。与以往的祥和气氛不同,这次会试是在极不平静的环境下进行的。
帝国刚刚经历了“八十年未有之变局”。两年前,踌躇满志的明英宗御驾亲征,想建立空前的军功,却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为他殉葬的,有50万明军精锐,以及大批朝廷重臣。明廷赖以维持的精英集团几乎被扫荡一空。消息传到北京,有大臣提议纳币称臣,有人建议迁都避乱。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安。
危急时刻,重臣于谦联合多位大臣,拥立英宗的弟弟称帝,并四处散发檄文,调集各地军兵前来勤王。第二年,守城明军经过多番苦战,终于击退了瓦剌军队,京城局势才转危为安。
重臣殉难、精锐死亡、外敌嚣张,惨痛的教训近在眼前。为国抡才的春闱急需择取卓越的守边将才。所以在依旧侧重儒家经典之外,考察“兵事才能”的分量也很重。
应试该科春闱的举子中,有一位来自山东单县的25岁青年,名叫秦纮。他当时寄居京师苦读,亲眼看到百姓流离、兵燹余烬,心里颇为感伤和愤慨。
秦纮应该不知道,与他年齿相同的另两名举子正从河南、河北朝北京进发。而他们三人,未来将陆续出任西北的三边总督,共同闪耀于守边名臣的苍穹中。
会试过后,再行殿试,最终张贴金榜。同为25岁的三人皆榜上有名:山东人秦纮、河南人马文升、河北人王越,皆为三甲同进士,且名次相差不远。
冥冥之中的巧合还在继续:考中进士后,三人仕途起步再次相同,都被授予监察御史。秦纮任南京监察御史,马文升任山西监察御史,王越任浙江监察御史。
三人上任后,履职作为也很相似,都积极廓清吏治、检举贪官,所以史书评价也都是“风裁甚著”。但三人于相同之外又有些许不同,而正是这“不同”,注定了秦纮未来仕途起伏不断,屡遭困难。王越和马文升在地方,弹劾的对象是贪渎的地方官；而秦纮在南京,却专挑最硬的石头得罪——他喜欢弹劾太监。
南京司牧局太监傅锁儿是秦纮第一个弹劾的宦官。傅锁儿负责管理粮草,却监守自盗,侵吞官粮“豆三万余石,草三万余包”。这些粮草有的被他用来饲养牲畜,有的寄存民居,准备出售牟利。秦纮上疏弹劾,并将傅锁儿送往南京都察院治罪。此后秦纮“锄奸益切,豪强敛手”,当地治安大为好转。
景泰六年,四个太监受朝廷派遣,到江南采购翠鸟羽毛和各种鲜鱼。秦纮又上疏朝廷,认为如今“江南岁歉人贫”,朝廷应当做的是“救灾恤患”,而不是搜敛无用之物。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太监悉数召回,还下拨了救灾物资。虽然百姓蒙福,秦纮却因此和宦官彻底决裂。同僚劝秦纮少露锋芒,他却不以为惧,言:“御史自我得之,自我捐之,何悔之有?”自信中还流露几分霸气。
同僚不幸言中,挫折如期而至。第二年适逢外官考核,内廷宦官攻击秦纮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虽有同僚上疏求情,秦纮仍被贬为湖广比容的驿丞。从御史被一贬到底,秦纮没有流露多少感伤,却对朋友表露心意,“持节守廉,誓死不改”。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此语秦纮终生践行。
到达比容驿站后,秦纮在马厩旁搭三间茅屋,命名为“安遇轩”。安遇,即“随遇而安”,其直爽豁达可见一斑。
因为驿站位置偏僻,事情省简,秦纮平日无事可做。他白天驿站当值,读书度日,傍晚泛舟江湖,垂钓为乐。当地官吏怜悯他贬谪而来,陆续登门惋惜宽慰。秦纮却对他们道:“汝视之不幸,吾视之大幸也。”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此前被代宗软禁的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皇位。前朝被贬谪的官员被重新起用,秦纮也“大幸而来”,被调任为河北雄县知县。
秦纮经此磨难,自认为心态成熟多了,“器量渐宏,去就渐轻,识趋渐明”。但从他以后抓捕宦官、顶撞王爷、抗礼汪直、弹劾外戚来看,刚烈本色其实始终未变。
敢责罚宦官,敢弹劾皇亲
秦纮赴任雄县,想着身为父母官,其职应在“敬神恤民御吏”。所以他兢兢业业办公,踏踏实实办事,想法设法给百姓减免杂费、增加收入。雄县百姓有感清官能吏难兼得,对秦纮拥戴喜爱。
可没想到,秦纮不久就被下了诏狱,还差点死于非命。
原来京城宦官到雄县打猎捕鱼,侵扰地方,百姓对他们非常厌烦。秦纮将他们捕获,并予以杖责,赶回了京城。结果,宦官诬陷秦纮抗拒朝廷。震怒的英宗将他下诏狱,即将拟判重罪。
身陷囹圄的秦纮无力自救,忧心忡忡的百姓却行动起来。
五千多位雄县百姓,徒步来到北京为秦纮申冤。他们围坐衙门外,呈递请愿书,敲击登闻鼓,哭泣哀求,景象令人动容。英宗见秦纮如此得民心,就顺势赦免了他。但为了表示惩戒,还是把秦纮远调陕西府谷任知县。
府谷县在今日陕西省的最北端,明朝时是“极边戎马之地”。秦纮赴任前,这里连年遭到鞑靼侵略,“民不得安生,官难以保夕”。秦纮严守边防,击退了小股敌人侵袭,府谷县“戍鼓不鸣,民出一百里任意耕猎”。
到明宪宗即位,秦纮在西陲的仕途开始顺达起来。他先迁葭州,后任秦州知州。
上任秦州前夕,秦纮来到西安拜见巡抚项忠。项忠担心秦州民风彪悍,秦纮恐怕难以胜任,便叮嘱他:“尔到,有放刁者,便打死。”秦纮却大不以为然,委婉谏言曰:“谁都厌恶刁民。但清官厌恶他们害人,贪官厌恶他们害己……如果随意打死,可能正中贪官下怀。”项忠闻言,哈哈大笑,忍不住对秦纮刮目相看。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秦纮的老母病故,按例当返乡丁忧。秦州百姓和陕西巡抚连番上疏,要求对秦纮夺情留任,但未获应允。等秦纮服阕赴京,秦州百姓又呈递三本奏疏,还是要挽留他。吏部起初不允,但秦州百姓锲而不舍,最终现任知府调任他处,秦纮再任秦州。他很快升任巩昌知府,转任西安知府,再升陕西右参政。
成化十六年,秦纮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务巡抚山西。当地庆成王之子、镇国将军朱奇涧,贪暴成性,强取豪夺,草菅人命,多任巡抚都因畏惧权势而不敢追究。秦纮不怕他的威胁,上疏揭发罪行,结果反被庆成王诬告贪腐,被第二次缉捕下狱。
宪宗顾忌庆成王的皇族身份,又深信秦纮的品性,所以让法司秉公处理、核查实情,并令宦官尚亨查抄秦纮的住宅,看看是否真的贪污巨款。
法司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诬告秦纮并无实据。而尚亨努力查抄,也仅得几件破旧衣服而已。宪宗叹息道:“纮贫一至此耶?”于是赐他万贯钱嘉奖,并削去朱奇涧等人爵位,庆成王也被削夺三分之一俸禄。
宪宗改任秦纮为河南巡抚。他虽然已经一次遭贬、两次下狱,但脾气还是没怎么改。当时太监汪直权势很大,他每次外出巡视,巡抚之类的高官都要对他卑躬屈膝,唯恐礼数不够周到。只有秦纮敢与他分庭抗礼,汪直反而对他很恭谨,认为他是个贤达的人。汪直虽然很给面子,秦纮却不领这个面子。他参奏汪直出门所带侍从过多,骚扰郡县,有伤朝廷形象。后来宪宗以此责问汪直,汪直机智道:“(秦纮)能疏直,直是以贤之。”
不多久,秦纮又调往北边重镇宣府。宣府地处防御蒙古部落的前线,秦纮修城堡,练士卒,使宣府边备大为增强。他的守边才华,初步得以展现。
成化十七年,蒙古部落数万骑兵入侵大同,劫掠宣府地区。秦纮率军奋力迎击,击败敌寇。不久,蒙古骑兵又劫掠当地兴宁口,秦纮与之接连交战,迫使其退去,并追还被抢掠物资。宪宗亲下玺书,褒奖秦纮的功劳,升其为左佥都御史,还赐银二十两,又调升为户部右侍郎。
户部侍郎任上,秦纮得到内阁大学士刘珝和吏部尚书尹旻的赏识。因三人都是山东籍同乡,所以偶尔会在一起坐而论道。刘阁老称赞秦纮在边地政声斐然,并询问施政的取舍。秦纮谦卑地说:“某未尝无过,但能知己之过。某本无所长,但知用人之长。”尹旻听后,高兴地赞赏他“此宰相之度也”。
没想到,这句赞赏却给秦纮带来了灾难。当时内阁首辅万安谋划驱逐尹旻,闻听此话后就诬陷秦纮为尹党。最终秦纮被贬为广西右参政。友人前来送行,他却乐观地说:“升沉,命也……万(安)必不久于朝,万去予必起也。”
忠勇劾外戚,坦然归故乡
事实果如秦纮所言。不多久,明孝宗即位,一贯油滑的万安被罢免。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在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下,秦纮升任左副都御史,并监督漕运。
第二年,秦纮升右都御史,并总督两广军务。针对两广的复杂情况,秦纮上疏言三事:削夺镇守太监和武将权力；各府财政须审计检查,杜绝贪污之源；编制保甲,设立礼学,以绝盗源,以振文风。
秦纮的建议,孝宗全都允准。但秦纮在两广的整顿,触动了权贵利益,引起他们不满。安远侯柳景在两广贪污军饷,贩卖私盐,虐杀百姓,被秦纮揭露下狱。有人提醒他:“柳景根深势大,恐被反诬。”秦纮见广州百姓欢声如雷,便回道:“若与两广除此豺狼,就罢职固所愿也。”说完这些,63岁的秦纮就亲自率军剿平叛匪去了,对这件事毫不在意。
柳景在狱中果然诬陷秦纮残暴淫虐。孝宗担心秦纮心里有意见,便下文宽慰,同时令严加审查,结果柳景所诬毫无佐证,法司按例判处他死刑。但柳景是周太后姻亲,太后在孝宗面前替柳景辩白。孝宗听信谗言,将秦纮逮进京审问,结果还是证明秦纮清白无污。看在周太后面上,孝宗将柳景削爵闲住,而秦纮也被罢官归乡。
回乡之后,秦纮觉得:“四十三年身羁樊笼,一旦得脱何其乐哉?”他经理家政,和睦亲族,开始享受闲适的暮年生活。
但朝野上下却为秦纮鸣不平。吏部尚书王恕和百余名官员联名保奏,秦纮因而被改为南京户部尚书。
秦纮上任后,虽然依旧兢兢业业,但似乎对此前遭遇无法完全释怀。又因为年纪老迈,他开始不断上疏要求致仕。但每次朝廷总以他“身体康健”为由,希望他能继续为国分忧,甚至还有人举荐他再次总督两广。弘治十一年,秦纮因次子病故,陷入深深痛苦中。他再次向朝廷请求退休,这次皇帝终于应允,赏赐他“请着驰驿还乡,有司月给米二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
如果没有尔后的边疆警情,秦纮的暮年人生当在平淡中走向终点,应不会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凡百安内攘外之策,无不修举”
弘治十四年,鞑靼入寇,大败明军,直逼平凉,西北防御全线告急。兵部建议设大臣一名,开府西北,节制当地军队,统一防守力量。朝臣接连保奏秦纮,认为他“宿望老成,练达戎务”,用兵有术,指挥有素,可比老将廉颇。
秦纮在故乡,也听说朝廷有重新起用他的意向。有族人提醒他:“若是赴京便去,或是巡边便辞。”秦纮却正色道:“某一生不捡便宜。今胡寇猾夏……正臣子效命之日。若在京,不过安享富贵而已。”原来他早就抱定决心,一旦国家需要,他就暮年为国守边。
孝宗颁诏,任秦纮为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秦纮日夜兼程,赶到总督驻地陕西固原。他首先亲自掩埋阵亡将士尸骨,祭奠阵亡将士英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再为有功将领叙功,参劾整治败将之罪。很快“申明号令,军声大振”,危急的局面得到缓解。
受任危难多事之秋,76岁的秦纮却满怀壮志,他作诗《西行至固原》道:“一第登庸五十载,几番黜逐几超迁。达官固守寒儒节,文吏常兼大将权。倦鸟归来方敛翼,回莺合起复行边。从今再试平胡策,百二山河保万全。”豪言壮语,表达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御边护民的决心和壮志。
秦纮虽已是夕阳老翁,守边却尽心尽力。他巡查边疆防御,勘验防御漏洞,随后上奏朝廷:固原为陕西通虏之路,驻守官军只有1800余人,且散守大小城堡24处,兵分势弱,不利防守。他建议朝廷增派兵卒扼守固原要塞,由善于领兵的将领节制,应能无虞。
当时,固原人烟萧条,“城隘民贫,兵力单弱,商贩不至”。秦纮便在固原旧城基础上,增筑了外关城,拓建固原城二十里,并设有关门四座,南曰“镇秦”,北曰“靖朔”,东曰“安边”,西曰“威远”,其名都寄寓边疆安泰之意。他还在城外疏浚堑沟,深阔各有二丈,固原遂成为三边重镇。他还积极推演古法,制造火器,并制作战车,名曰“全胜车”。明孝宗“诏颁其式于诸边”,加以推广使用。
秦纮认为:“御戎之道,当以守备为本。”自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后,他根据地理形势,将西陲延绵千里之地,划分为四段设防扼守。他提醒朝廷:“如此处置,则贼无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远,人马力疲,况各堡屯兵随处设险,我欲夹攻者易,贼欲入寇者难。”他还大兴屯田,为四段上守卫的军丁提供粮食,“使之旦耕且守,依坚城,以为家,将使食足而兵强矣”。
秦纮深知,持久防御的根基是稳定的物资供应。如果鞑靼进攻,朝廷军饷迟迟不至,西陲守卫将不战自溃。他在修缮完固原城墙后,谕令固原军民,“愿求外城之内地为居室、铺署,听输粮入官,授之以地而有差等”。当时,固原盐引批验设在外关城,人们“以为其地乃商贩之所,走集,又通盐利,众皆乐从”。谕令发布后不满一月,“商旅日集,官征真直,岁可得银四五万两。”
弘治十六年,秦纮在固原城东、西、南、北四座关城内,设置盐厂五座。从此,固原城“商旅云集,物货流行,人有贸易之利,官得经费之资”。商贸兴隆,物资充盈,百姓生活好转,军营粮草满仓,因而“人以戍为家而乐于趋役,军以将为胆而自奋战心,内可以壮根本,而外可以固封疆”。
固原地处边陲,常有兵革之忧,所以经济凋敝、文化落后。秦纮驻节固原,在整饬边备之暇,看到固原城“庙学草创,狭陋弗称”,便计划恢宏开拓,画图增修儒学学宫。弘治十六年,秦纮令人增修固原州儒学学宫,以通盐利所入之银,选择城中平整宽阔之池,建造大成殿八楹,高四丈,另有其他大小房间如数。当工程基本完工时,秦纮受命回朝。临行,秦纮将未完之工,托付属员高崇熙完成。自此,固原地区“诗书之化,人才彬彬焉相继出矣”。
秦纮在固原经略三年,虏不敢犯,“四镇晏然……经略冠群公”。他离任前,计督修城堡关隘14190处,铲挑山崖3700余里。可谓“屈力殚虑,大展所蕴。凡百安内攘外之策,无不修举”。
“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
弘治十七年,79岁的秦纮感觉躯体老迈,再难料理边务,便恳请朝廷择能员代己。孝宗下诏褒奖他的政绩,提高他的退休待遇,“有司月给米四石,岁拨人夫八名应用”。
虽然朝廷给予莫大的恩宠,秦纮却始终安之若素。他生性简朴,不事奢华,无论是在野还是为官都清廉不改。青年时在京读书,他生活极为清苦,“已停月粮,贫寒尤甚,每月裁节,止用银六钱,以易薪米,仅得延命而已”。后来被庆成王诬陷,宦官抄家也只搜到几件破衣服而已。因遭柳景诬陷而免官后,居乡时常要靠亲族赈济。后来暮年守边,权威日重,可“所居仅蔽风雨,妻孥菜羹麦饭”,与从前一无所别。
归乡次年,80岁的秦纮病故于家。新即位的明武宗赐他祭葬,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毅”。
秦纮去世后,世人对他的操守和政绩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后任三边总督杨一清说:“秦公文吏,其所治边,虽古名将何以过之?”明武宗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赞赏他“许国之心,老而弥笃……始终全节,可谓一代名臣”。明末史学家谈迁感慨道:“屡挫不屈,惠泽及民,始终全节,称一代完人。”就连明末“睥睨天下”的怪才李贽,也由衷地敬佩秦纮,称他“刚毅廉介……不改其旧”。
清代编修的《明史》对秦纮也不吝溢美之词:“经略著西陲,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矣。”
也许百姓的怀念,是对秦纮最大的肯定。他离任两广时,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祈佑他健康延年。而固原士民更是对这位古稀老者深切怀念,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秦纮离任二十年后,“边人思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固原监生马文辉等人,呈请于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杨一清深表赞同,在固原州城南二里许,兴建“秦公祠”,“又作堂凡三楹,重门周垣,而堂之正位则秦公之像设焉”。百姓来此祭祀,瞻仰雕像,缅怀他在固原的政绩。
“祖先竭诚为国,这是最值得我们后人骄傲,也最值得我们继承的地方。”秦纮后人、单县民俗馆馆长秦闪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