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局势剑拔弩张。邓广铭遂将南宋抵抗派代表陈亮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在沦陷区又研究辛弃疾,从爱国将领身上汲取抗战的精神力量。1945年8月15日,邓广铭的《岳飞传》付梓发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个人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紧紧契合,显示出一个率真学者的铮铮风骨。
邓广铭:史家之德在忧国
2018-05-25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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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三年级时,邓广铭与家人合影。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鲍青
山东籍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是北大“未名四老”之一。作为二十世纪宋史系统研究的拓荒者,邓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暮年,他回忆学术之路,却谦虚地说:“自己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四部宋人的传记。”这“四部宋人的传记”即《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和《陈龙川传》。
四部传记中有三部,传主是勠力抗敌的爱国志士,而成书也在烽烟滚滚的抗战前后。它们究竟有何特殊魅力,让邓广铭念之惜之爱之?
在邓广铭去世2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在北京大学采访了邓广铭的女儿、学者邓小南。
邓广铭出生在清季,中年以前,所见所闻都是列强觊觎和国家贫弱的惨象,忧国愤慨之情常溢于言表。他虽未投笔从戎,却化史学为戈矛,通过发掘历史人物来鼓舞中华民族的救亡复兴。
如今,翻阅邓广铭的著作,透过平淡隽永的文字,依旧能感受到他虎虎生风的爱国情怀。
把“第一师范”当作救命稻草
5月初的北京,值暮春时节,万物似乎都经了梳洗,干净通透中泛着可爱自然。抬头看,天高云淡春气爽,苍穹湛蓝如洗；举目观,满眼葱茏景象佳,青草碧色正浓。时逢北京大学校庆120周年,燕园内游人连绵如织,欢声笑语盈盈不断……
邓广铭的女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和记者相约在北大静园二院碰面。静园是北大面积最大的草坪,两侧有许多精致的仿古建筑,幽静典雅,给人“庭院深深”之感。这里曾是中文、哲学和历史等人文院系的办公地,文化气息氤氲非常。
父亲虽辞世廿载,但邓小南忆昔如昨,许多细节仿佛近在眼前,“父亲出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一个当时经济文化偏僻落后的小城。他早年的求学路荆棘密布,屡屡遭受挫折,是靠毅力和勇气一步步坚持下来的。”
那是个求新与守旧对峙的年代,激烈的冲突时常发生。邓广铭出生后不久,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徽安庆刺杀了巡抚恩铭,鉴湖女侠秋瑾响应举义绍兴……清廷的最后岁月,一直在动荡不安中煎熬。
1912年,小城临邑破败萧条。清帝逊位的余波还在发酵,共和初兴的力量甚为稚嫩。就在这一年,垂髫少年邓广铭甩着活泼步子,迈过私塾门槛,踏出求学第一步。
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努力想革新私塾制度,三令五申要求私塾须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国文教材。庙堂虽是求新的,江湖却是守旧的。新教科书发到临邑县,却被束之高阁,孩子念的依然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邓广铭在“主课”之外,还抄写、阅读和背诵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邓广铭在私塾一呆七年半,塾师夸他“聪慧”,可陈腐的旧式教育,却让他感到暮气沉沉,很不适应。回忆这段经历,他满满的失落和遗憾,“虽非全无所得……从只会八股文的塾师的讲解去理解……古文,实在未免既低,且俗,且陋,怎么也不配称之为启蒙教育。”
1920年,邓广铭考上县城高等小学。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如燎原野火,焚烧陈旧躯壳,从思想上洗礼着中国。邓广铭一来年齿尚幼,二来身居陋巷,对时代浪潮几乎浑然不知。唯一令他新奇的是一位外地教员不知从何地买来一部《胡适文存》。邓广铭几经央求借来这部“怪书”,津津有味又忐忑不安地品读着。书中描述的事物、传递的思想,与他从前接触的截然不同。他虽对新文化运动仍是一知半解,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树人和周作人的名字,却朦朦胧胧钻进了脑海,日益占据了地位。
“求新于旧世界”,邓广铭心中依稀有了模糊的雏形。
高小毕业后,家庭负担压了过来。父亲委婉地提出,生逢乱世,不如弃学,回来照料家庭起居。“祖父供养着一个大家庭,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父亲在儿子中排行第二。孩子多压力大,祖父一人忙不过来,便对父亲说:‘家里条件供不起你读书了,有本事去考(省立)第一师范吧。’”邓小南说。
当时入读第一师范不需交学费,还能得到若干生活补贴。但在邓广铭之前,临邑县还没有人考上过第一师范。所以祖父的话更像是玩笑和戏言,其实还是想让他耕田种地。
新思想萌芽的邓广铭却深恐辍学,把“第一师范”当作救命稻草,日以继夜地苦读着。1923年,他真的考上了第一师范,“狠狠扬眉吐气了一把”。到了省城济南,他又很快陷入焦虑中。“父亲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晓。他很紧张,于是拼命恶补,同学们看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邓小南说。
同窗中,有后来的诗人李广田和臧克家。邓广铭就跟着他们办文学刊物,看文学作品,对晓畅自然的新文学渐渐有了好感。邓广铭“善写历史”,能将深沉情感蕴藏入隽永平淡的语言中,还可将复杂琐屑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与这一时期的文学锻炼大有关联。
在开除学籍的布告上,邓广铭名列榜首
第一师范是新文化运动在山东传播的中心之一。校长王祝晨倡导新锐学生关心时代,推荐《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给他们阅读。他还赴京延请北京大学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来校讲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吹来的新理念,冲破了守旧的重重阴霾,让邓广铭的眼界大为开阔,“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
此时,史学界与文学界的两种新思潮,一起雕刻着邓广铭的思想。受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和整理的《崔东壁遗书》启迪,他感到新时代:“治史考史工作大有可为。”而被鲁迅誉为“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的《沉钟》杂志,刊载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又让邓广铭沉浸在传记文学的独特魅力里。“父亲自此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邓小南说道。
邓广铭尽情吸吮着“新知识”的丰富营养。他越来越强烈感觉到,“时代新风”每每由北京大学吹拂而来。他因而极醉心于它,总想着毕业后能考入其中。
但幽暗的混沌时代,很快让热血沸腾的青年付出了沉重代价。
奉系军阀张宗昌成为山东督军后,非常反感当时自由开放的学风。他一边聘清末状元王寿彭做教育厅长,一边以“赤化嫌疑”撤换了校长王祝晨。新校长唯张宗昌心意是从,辞退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几位教员,改用前朝举人秀才等乡曲之士。但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学生们,哪能再忍复古逆潮的腐臭气。学生和校长的冲突,渐趋不可调和。
1927年秋,学生起来反抗,要求驱逐校长,获得热烈响应。担任班长的邓广铭也积极参与运动中,为学生诉求鼓与呼。后来教育厅派员调查,把每个年级的班长一律开除。在开除学籍的名单布告上,邓广铭不幸名列榜首。
经过这么大的挫败,邓广铭陷入走投无路的迷茫失落中。他心向北大,但如今学业不能继续,考北大难如登天。他落魄地回到家乡,教了三年的书,心灵的痛苦没有减轻,心中的梦想依旧炽热。1930年,邓广铭听说同窗李广田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他兴奋地放下教鞭,马不停蹄赶到北平,暂时寄住在李广田那里。
孕育时代新风的北京大学,依旧深深吸引着他。
和周作人的相识和绝交,
令人唏嘘
邓广铭在北平结识的第一个名人,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而他和周作人的相识和绝交,令人唏嘘感慨。
邓广铭到北平后,一面在北大旁听课程,一面到私立中学插班。他渴望取得一纸文凭,为报考北大提供方便。但他仓促来京,时间紧急,没有时间系统复习,又不熟悉北大的出题思路,所以翌年招考遗憾落榜,只考入了辅仁大学英语系。
时任辅仁大学代理校长的沈兼士,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还是周作人的浙江同乡。他很关心学生课业,再三邀请周作人到校作六周的学术讲演。
“对沈兼士的邀请,周作人一开始是极力推辞的。”邓小南说。因为演讲非周作人所长,而且他所要讲的题目没有定好,既未编讲义,也没写纲领,只是“信口开河”地讲。周氏讲课北调掺和南腔,又抱着敷衍的心态,所讲内容既不易听懂更难以理解。
可让周作人吃惊的是:六周的演讲结束后,新生邓广铭拿着一本笔记来找他校阅。这份笔记是周作人的讲演记录,不仅字迹工整,而且条分缕析,脉络井然。周作人回忆说:“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震惊之余,周作人忍不住对眼前的青年人刮目相看:“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在周作人帮助下,邓广铭所作的笔记当年即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名出版,并得到稿费700元。周作人一分钱稿费也没要,全部赠给了邓广铭。而邓氏则用这笔钱购买了一套线装版的《二十四史》。“父亲就这样和学术界建立了联系,而且通过阅读这套史书,从文学转入史学,确定了治史的道路。”邓小南认为,周作人对父亲的赞许,意义不言自明。
周作人听说邓广铭想报考北大,立刻送了一份胡适编的讲义给他看。他还热忱地告诉邓广铭,北大招生考试,可能会有古今翻译试题。周作人不忘叮嘱邓广铭,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试题答卷一定要用白话文作答,万不可有“之乎者也”式的无病呻吟。周作人还帮邓广铭分析北大考试的出题思路、考点范围和解答技巧。邓广铭顿感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周作人的点拨,邓广铭第二年如愿考入北京大学。邓广铭曾对人说,自己到北平后,心中茫然得很。而周作人是他结识的第一个名人和贵人,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
在民族大义面前,私人情谊只能退居末席。后来日寇侵占北平,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于大节上有亏。邓广铭虽一直对他心存感激,但仍与他划清界限、分道扬镳。1942年,为了筹措去四川寻夫的路费,邓的夫人不得不卖掉了那套象征周邓订交的线装《二十四史》。
“逢人满口说邓生”
邓广铭入读北京大学的四年,正是日寇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年年严重,华北局势日日糜烂的时候。他虽身在平静的象牙塔,心中却牵挂时局安危,每每幽愤于外敌环伺,国势蹇促。作为史学系学生,邓广铭以笔锋为刀剑,勾勒历史上的志士群像,抒发心中的块垒不平。
大四时,邓广铭选修胡适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一人作一篇历史人物传记。所列宋代人物中,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和南宋思想家陈亮。邓广铭此前研究过浙东学派,更感时局与南宋相似,遂决定将《陈龙川传》作为自己毕业论文选题。
邓广铭后来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与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
借学术研究而经世致用,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就像黑夜里摇曳的缕缕烛光。光芒虽然微弱,却寄托了一代学人的向往。
后来,邓广铭又强调说:“我进北大是在三十年代。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从我内心讲,有一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所以我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宋朝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岳飞、辛弃疾、陈亮……的爱国事迹为人民所传颂,自然也打动了我的心灵。”邓广铭想要挖掘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邓广铭为陈亮作传,并非单纯陈述其事。他满怀爱国激情,搜集陈亮资料,体会陈亮所处时代氛围,展现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抒发陈亮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爱国热情。陈亮操心危、虑患深,倍受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邓广铭笔下满是愤懑和同情。
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12万字的毕业论文。胡适给了这篇论文95的高分,而且“逢人满口说邓生”。胡适的评语占了许多页,其中有道:“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熹)陈(亮)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
如今再看这本薄薄的小书,仍觉得故事生动,节奏明快,叙事详略有致,很有白话美文的味道。邓广铭提笔为文时,国难正当头,当局苟延,胜利微茫。即使直言快语都被隐去,丝毫不见激愤之词,读者依然能于书中闻见乱世的刀光剑影。
“父亲从研究陈亮开始,再研究辛弃疾,再钟情岳飞,沿着抗金人士的光谱,勾勒心中的理想英雄。”邓小南说道。
寄身沦陷区,研究辛弃疾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胡适将他留在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
留校后,邓广铭一边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一边协助钱穆校点整理《国史大纲》。毕业后一年,全国抗战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而邓广铭这时也确定了他的学术方向。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评语中,曾提出一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这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
而动荡的大时代,又给了他研究辛弃疾的充沛动力。
1936年底,邓广铭写《〈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指出梁启超兄弟著作中的不足之处。次年春,他申请辛弃疾研究课题经费,胡适要求他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书评。邓广铭将写好的文章寄给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萧乾。文章很快就在萧乾编辑的《国闻周报》上刊出。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称许。陈寅恪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后来他为邓广铭所作序中谈及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而夏承焘当时正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也涉及到辛弃疾。他看到邓广铭的文章后,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
辛弃疾的研究课题申请顺利批准。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因为迁移目的地起初没有确定,只有正副教授随校行动,邓广铭只能寄身沦陷区。他谢绝了周作人的邀请,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国破家亡时,邓广铭将满腔爱国热血汇注到了辛弃疾书稿中。夏承焘后来在为此书写序时,就指出:“得恭三(邓广铭字恭三)兹篇以鼓舞之,蔚为风兴。国族精魂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兴祖)、顾(嗣立)比肩也哉。”
埋首文献时,邓广铭也不忘保护爱国志士,尽到了保密的责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有万余枚居延汉简,这是1930年中外学者于居延海发现的珍贵文物,这时由助教沈仲章负责保管。日寇接管北大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将汉简移至校外民居存放。对于沈的转运,邓广铭略有耳闻,但佯装不知。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后,日本人向他追问汉简下落,他就向邓广铭问询,邓屡屡答曰“一无所知”。后来沈仲章将汉简历经艰险移至天津,再在诸多艰难下运抵香港。
1939年,邓广铭完成辛弃疾课题后,孤身秘密南下。他先来到上海,又转到香港,再辗转到达越南河内,最后到了云南境内,最终与北京大学会合。他特地去一趟香港,就是为了拿汉简的全部照片。他将这批照片交给恩师傅斯年。后来,考释后的汉简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时隔近一甲子后,邓广铭依旧感叹:“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拱手送给日本人。”
抗战胜利日,《岳飞传》问世
到了大后方,邓广铭找到傅斯年。两人是山东同乡,也有“诸多相通之处”,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性情也很投契”。当时,傅斯年主持史语研究所工作,所里保存有丰富史料。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他要邓广铭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
日机经常光顾后方,扔下许多炸弹,邓广铭每每要和同事外出避敌。《郑天挺日记》记录道:“……十一时十五分,警报果作,偕恭三出北门……余与恭三遂投荒至河边树下,席地而坐。恭三携有《史通》,借读之……”出门逃难还要携书,说邓广铭“书痴”似乎不为过。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中,邓广铭完成了《岳飞传》等一系列著作。
1944年,在抗战迟迟不见曙光的黑夜里,邓广铭应重庆胜利出版社约请,开始撰写《岳飞》一书。邓广铭“努力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把岳飞这样一个“因其战绩而久已彪炳史册的人物”,这样一个“战士和英雄”,“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人,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矗立在每个读者的面前”。1944年冬,《岳飞传》初稿完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恰好《岳飞传》也印成发行。这一巧合令邓广铭十分兴奋。他后来回忆说:“此事使我既感高兴,又感荣幸,且将永记不忘。”
抗战胜利后,邓广铭回到了北大,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即使胡适和傅斯年数次邀请他同赴台湾,也被他回绝了。
“父亲那一代学人身逢命运多舛的时代,关心时事、研究历史,总有一股浩然正气,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承继和学习的。”邓小南说。
□ 本报记者 鲍青
山东籍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是北大“未名四老”之一。作为二十世纪宋史系统研究的拓荒者,邓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暮年,他回忆学术之路,却谦虚地说:“自己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四部宋人的传记。”这“四部宋人的传记”即《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和《陈龙川传》。
四部传记中有三部,传主是勠力抗敌的爱国志士,而成书也在烽烟滚滚的抗战前后。它们究竟有何特殊魅力,让邓广铭念之惜之爱之?
在邓广铭去世2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在北京大学采访了邓广铭的女儿、学者邓小南。
邓广铭出生在清季,中年以前,所见所闻都是列强觊觎和国家贫弱的惨象,忧国愤慨之情常溢于言表。他虽未投笔从戎,却化史学为戈矛,通过发掘历史人物来鼓舞中华民族的救亡复兴。
如今,翻阅邓广铭的著作,透过平淡隽永的文字,依旧能感受到他虎虎生风的爱国情怀。
把“第一师范”当作救命稻草
5月初的北京,值暮春时节,万物似乎都经了梳洗,干净通透中泛着可爱自然。抬头看,天高云淡春气爽,苍穹湛蓝如洗；举目观,满眼葱茏景象佳,青草碧色正浓。时逢北京大学校庆120周年,燕园内游人连绵如织,欢声笑语盈盈不断……
邓广铭的女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和记者相约在北大静园二院碰面。静园是北大面积最大的草坪,两侧有许多精致的仿古建筑,幽静典雅,给人“庭院深深”之感。这里曾是中文、哲学和历史等人文院系的办公地,文化气息氤氲非常。
父亲虽辞世廿载,但邓小南忆昔如昨,许多细节仿佛近在眼前,“父亲出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一个当时经济文化偏僻落后的小城。他早年的求学路荆棘密布,屡屡遭受挫折,是靠毅力和勇气一步步坚持下来的。”
那是个求新与守旧对峙的年代,激烈的冲突时常发生。邓广铭出生后不久,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徽安庆刺杀了巡抚恩铭,鉴湖女侠秋瑾响应举义绍兴……清廷的最后岁月,一直在动荡不安中煎熬。
1912年,小城临邑破败萧条。清帝逊位的余波还在发酵,共和初兴的力量甚为稚嫩。就在这一年,垂髫少年邓广铭甩着活泼步子,迈过私塾门槛,踏出求学第一步。
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努力想革新私塾制度,三令五申要求私塾须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国文教材。庙堂虽是求新的,江湖却是守旧的。新教科书发到临邑县,却被束之高阁,孩子念的依然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邓广铭在“主课”之外,还抄写、阅读和背诵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邓广铭在私塾一呆七年半,塾师夸他“聪慧”,可陈腐的旧式教育,却让他感到暮气沉沉,很不适应。回忆这段经历,他满满的失落和遗憾,“虽非全无所得……从只会八股文的塾师的讲解去理解……古文,实在未免既低,且俗,且陋,怎么也不配称之为启蒙教育。”
1920年,邓广铭考上县城高等小学。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如燎原野火,焚烧陈旧躯壳,从思想上洗礼着中国。邓广铭一来年齿尚幼,二来身居陋巷,对时代浪潮几乎浑然不知。唯一令他新奇的是一位外地教员不知从何地买来一部《胡适文存》。邓广铭几经央求借来这部“怪书”,津津有味又忐忑不安地品读着。书中描述的事物、传递的思想,与他从前接触的截然不同。他虽对新文化运动仍是一知半解,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树人和周作人的名字,却朦朦胧胧钻进了脑海,日益占据了地位。
“求新于旧世界”,邓广铭心中依稀有了模糊的雏形。
高小毕业后,家庭负担压了过来。父亲委婉地提出,生逢乱世,不如弃学,回来照料家庭起居。“祖父供养着一个大家庭,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父亲在儿子中排行第二。孩子多压力大,祖父一人忙不过来,便对父亲说:‘家里条件供不起你读书了,有本事去考(省立)第一师范吧。’”邓小南说。
当时入读第一师范不需交学费,还能得到若干生活补贴。但在邓广铭之前,临邑县还没有人考上过第一师范。所以祖父的话更像是玩笑和戏言,其实还是想让他耕田种地。
新思想萌芽的邓广铭却深恐辍学,把“第一师范”当作救命稻草,日以继夜地苦读着。1923年,他真的考上了第一师范,“狠狠扬眉吐气了一把”。到了省城济南,他又很快陷入焦虑中。“父亲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晓。他很紧张,于是拼命恶补,同学们看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邓小南说。
同窗中,有后来的诗人李广田和臧克家。邓广铭就跟着他们办文学刊物,看文学作品,对晓畅自然的新文学渐渐有了好感。邓广铭“善写历史”,能将深沉情感蕴藏入隽永平淡的语言中,还可将复杂琐屑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与这一时期的文学锻炼大有关联。
在开除学籍的布告上,邓广铭名列榜首
第一师范是新文化运动在山东传播的中心之一。校长王祝晨倡导新锐学生关心时代,推荐《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给他们阅读。他还赴京延请北京大学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来校讲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吹来的新理念,冲破了守旧的重重阴霾,让邓广铭的眼界大为开阔,“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
此时,史学界与文学界的两种新思潮,一起雕刻着邓广铭的思想。受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和整理的《崔东壁遗书》启迪,他感到新时代:“治史考史工作大有可为。”而被鲁迅誉为“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的《沉钟》杂志,刊载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又让邓广铭沉浸在传记文学的独特魅力里。“父亲自此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邓小南说道。
邓广铭尽情吸吮着“新知识”的丰富营养。他越来越强烈感觉到,“时代新风”每每由北京大学吹拂而来。他因而极醉心于它,总想着毕业后能考入其中。
但幽暗的混沌时代,很快让热血沸腾的青年付出了沉重代价。
奉系军阀张宗昌成为山东督军后,非常反感当时自由开放的学风。他一边聘清末状元王寿彭做教育厅长,一边以“赤化嫌疑”撤换了校长王祝晨。新校长唯张宗昌心意是从,辞退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几位教员,改用前朝举人秀才等乡曲之士。但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学生们,哪能再忍复古逆潮的腐臭气。学生和校长的冲突,渐趋不可调和。
1927年秋,学生起来反抗,要求驱逐校长,获得热烈响应。担任班长的邓广铭也积极参与运动中,为学生诉求鼓与呼。后来教育厅派员调查,把每个年级的班长一律开除。在开除学籍的名单布告上,邓广铭不幸名列榜首。
经过这么大的挫败,邓广铭陷入走投无路的迷茫失落中。他心向北大,但如今学业不能继续,考北大难如登天。他落魄地回到家乡,教了三年的书,心灵的痛苦没有减轻,心中的梦想依旧炽热。1930年,邓广铭听说同窗李广田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他兴奋地放下教鞭,马不停蹄赶到北平,暂时寄住在李广田那里。
孕育时代新风的北京大学,依旧深深吸引着他。
和周作人的相识和绝交,
令人唏嘘
邓广铭在北平结识的第一个名人,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而他和周作人的相识和绝交,令人唏嘘感慨。
邓广铭到北平后,一面在北大旁听课程,一面到私立中学插班。他渴望取得一纸文凭,为报考北大提供方便。但他仓促来京,时间紧急,没有时间系统复习,又不熟悉北大的出题思路,所以翌年招考遗憾落榜,只考入了辅仁大学英语系。
时任辅仁大学代理校长的沈兼士,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还是周作人的浙江同乡。他很关心学生课业,再三邀请周作人到校作六周的学术讲演。
“对沈兼士的邀请,周作人一开始是极力推辞的。”邓小南说。因为演讲非周作人所长,而且他所要讲的题目没有定好,既未编讲义,也没写纲领,只是“信口开河”地讲。周氏讲课北调掺和南腔,又抱着敷衍的心态,所讲内容既不易听懂更难以理解。
可让周作人吃惊的是:六周的演讲结束后,新生邓广铭拿着一本笔记来找他校阅。这份笔记是周作人的讲演记录,不仅字迹工整,而且条分缕析,脉络井然。周作人回忆说:“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震惊之余,周作人忍不住对眼前的青年人刮目相看:“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在周作人帮助下,邓广铭所作的笔记当年即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名出版,并得到稿费700元。周作人一分钱稿费也没要,全部赠给了邓广铭。而邓氏则用这笔钱购买了一套线装版的《二十四史》。“父亲就这样和学术界建立了联系,而且通过阅读这套史书,从文学转入史学,确定了治史的道路。”邓小南认为,周作人对父亲的赞许,意义不言自明。
周作人听说邓广铭想报考北大,立刻送了一份胡适编的讲义给他看。他还热忱地告诉邓广铭,北大招生考试,可能会有古今翻译试题。周作人不忘叮嘱邓广铭,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试题答卷一定要用白话文作答,万不可有“之乎者也”式的无病呻吟。周作人还帮邓广铭分析北大考试的出题思路、考点范围和解答技巧。邓广铭顿感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周作人的点拨,邓广铭第二年如愿考入北京大学。邓广铭曾对人说,自己到北平后,心中茫然得很。而周作人是他结识的第一个名人和贵人,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
在民族大义面前,私人情谊只能退居末席。后来日寇侵占北平,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于大节上有亏。邓广铭虽一直对他心存感激,但仍与他划清界限、分道扬镳。1942年,为了筹措去四川寻夫的路费,邓的夫人不得不卖掉了那套象征周邓订交的线装《二十四史》。
“逢人满口说邓生”
邓广铭入读北京大学的四年,正是日寇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年年严重,华北局势日日糜烂的时候。他虽身在平静的象牙塔,心中却牵挂时局安危,每每幽愤于外敌环伺,国势蹇促。作为史学系学生,邓广铭以笔锋为刀剑,勾勒历史上的志士群像,抒发心中的块垒不平。
大四时,邓广铭选修胡适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一人作一篇历史人物传记。所列宋代人物中,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和南宋思想家陈亮。邓广铭此前研究过浙东学派,更感时局与南宋相似,遂决定将《陈龙川传》作为自己毕业论文选题。
邓广铭后来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与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
借学术研究而经世致用,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就像黑夜里摇曳的缕缕烛光。光芒虽然微弱,却寄托了一代学人的向往。
后来,邓广铭又强调说:“我进北大是在三十年代。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从我内心讲,有一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所以我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宋朝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岳飞、辛弃疾、陈亮……的爱国事迹为人民所传颂,自然也打动了我的心灵。”邓广铭想要挖掘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邓广铭为陈亮作传,并非单纯陈述其事。他满怀爱国激情,搜集陈亮资料,体会陈亮所处时代氛围,展现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抒发陈亮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爱国热情。陈亮操心危、虑患深,倍受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邓广铭笔下满是愤懑和同情。
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12万字的毕业论文。胡适给了这篇论文95的高分,而且“逢人满口说邓生”。胡适的评语占了许多页,其中有道:“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熹)陈(亮)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
如今再看这本薄薄的小书,仍觉得故事生动,节奏明快,叙事详略有致,很有白话美文的味道。邓广铭提笔为文时,国难正当头,当局苟延,胜利微茫。即使直言快语都被隐去,丝毫不见激愤之词,读者依然能于书中闻见乱世的刀光剑影。
“父亲从研究陈亮开始,再研究辛弃疾,再钟情岳飞,沿着抗金人士的光谱,勾勒心中的理想英雄。”邓小南说道。
寄身沦陷区,研究辛弃疾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胡适将他留在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
留校后,邓广铭一边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一边协助钱穆校点整理《国史大纲》。毕业后一年,全国抗战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而邓广铭这时也确定了他的学术方向。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评语中,曾提出一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这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
而动荡的大时代,又给了他研究辛弃疾的充沛动力。
1936年底,邓广铭写《〈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指出梁启超兄弟著作中的不足之处。次年春,他申请辛弃疾研究课题经费,胡适要求他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书评。邓广铭将写好的文章寄给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萧乾。文章很快就在萧乾编辑的《国闻周报》上刊出。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称许。陈寅恪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后来他为邓广铭所作序中谈及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而夏承焘当时正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也涉及到辛弃疾。他看到邓广铭的文章后,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
辛弃疾的研究课题申请顺利批准。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因为迁移目的地起初没有确定,只有正副教授随校行动,邓广铭只能寄身沦陷区。他谢绝了周作人的邀请,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国破家亡时,邓广铭将满腔爱国热血汇注到了辛弃疾书稿中。夏承焘后来在为此书写序时,就指出:“得恭三(邓广铭字恭三)兹篇以鼓舞之,蔚为风兴。国族精魂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兴祖)、顾(嗣立)比肩也哉。”
埋首文献时,邓广铭也不忘保护爱国志士,尽到了保密的责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有万余枚居延汉简,这是1930年中外学者于居延海发现的珍贵文物,这时由助教沈仲章负责保管。日寇接管北大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将汉简移至校外民居存放。对于沈的转运,邓广铭略有耳闻,但佯装不知。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后,日本人向他追问汉简下落,他就向邓广铭问询,邓屡屡答曰“一无所知”。后来沈仲章将汉简历经艰险移至天津,再在诸多艰难下运抵香港。
1939年,邓广铭完成辛弃疾课题后,孤身秘密南下。他先来到上海,又转到香港,再辗转到达越南河内,最后到了云南境内,最终与北京大学会合。他特地去一趟香港,就是为了拿汉简的全部照片。他将这批照片交给恩师傅斯年。后来,考释后的汉简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时隔近一甲子后,邓广铭依旧感叹:“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拱手送给日本人。”
抗战胜利日,《岳飞传》问世
到了大后方,邓广铭找到傅斯年。两人是山东同乡,也有“诸多相通之处”,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性情也很投契”。当时,傅斯年主持史语研究所工作,所里保存有丰富史料。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他要邓广铭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
日机经常光顾后方,扔下许多炸弹,邓广铭每每要和同事外出避敌。《郑天挺日记》记录道:“……十一时十五分,警报果作,偕恭三出北门……余与恭三遂投荒至河边树下,席地而坐。恭三携有《史通》,借读之……”出门逃难还要携书,说邓广铭“书痴”似乎不为过。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中,邓广铭完成了《岳飞传》等一系列著作。
1944年,在抗战迟迟不见曙光的黑夜里,邓广铭应重庆胜利出版社约请,开始撰写《岳飞》一书。邓广铭“努力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把岳飞这样一个“因其战绩而久已彪炳史册的人物”,这样一个“战士和英雄”,“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人,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矗立在每个读者的面前”。1944年冬,《岳飞传》初稿完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恰好《岳飞传》也印成发行。这一巧合令邓广铭十分兴奋。他后来回忆说:“此事使我既感高兴,又感荣幸,且将永记不忘。”
抗战胜利后,邓广铭回到了北大,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即使胡适和傅斯年数次邀请他同赴台湾,也被他回绝了。
“父亲那一代学人身逢命运多舛的时代,关心时事、研究历史,总有一股浩然正气,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承继和学习的。”邓小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