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在城市空间治理和微更新上,我们应更多采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提供的人口、产业、交通等精准信息,对城市空间、建筑布局、道路系统、公共服务等进行重新定位,引导城市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已经短缺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承载和服务功能。
受老城区空间紧缺、人口拥挤等现实挑战的影响,过去我国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主要有两大驱动要素:一是疏解老城区过于密集的人口。这从很多新城新区都是规划容纳50万、100万人口就可看出,这一点和欧美最初建设新城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出于发展经济和投资的需要。我国不少新城新区最初都是工业园、产业园,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需要在西方新城新区规划中就不怎么明显。由此可知,分散人口和发展经济,是决定我国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最重要的两大因素。
2011年以来,我国新城新区审批被冻结以后,新城新区开始步入规范和治理新阶段。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各级政府的促进产城融合政策与工作,各地的新城新区人气渐旺,产业逐渐被拉动、带动起来,一些新城新区不仅迅速繁华,有的还出现了“城市化过度”的新问题。所以在当下谈新城新区,和七八年前已有很大区别,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什么空城、鬼城以及要不要建或建多少,而是如何发挥出规划在建的新城新区应有的作用,使新城新区的空间、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走向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也可以说是如何提升新城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的问题。
新城新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成的,新城新区空间治理也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但由于新城新区的物质空间、地理边界已基本稳定,在城市建设用地严格管束的新形势下,运用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基本手段的智慧城市理念和模式,以“信息换资源”、以“虚拟空间换真实空间”、以“信息多跑路换市民少跑路”,必然成为提升新城新区的空间、土地、基础设施、人力等开发和使用效率的战略思路。一直以来,大家都普遍认为,新城新区最适合建设智慧城市。但由于一直忙着拓展规模、集聚人气和布局产业,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并不够好。现在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而新城新区也确实到了深耕细作、内涵建设的新时代,因此亟需为信息化和城镇化、智慧城市和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寻找持续动能。
问题在于,过去新城新区规划对人口、经济、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的测算预期,不是建立在精准的数据上,而多是根据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战略,这就使这些预测预期普遍存在“扩大化”或“估计不足”的问题,有时完全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这是导致很多新城新区“交通拥堵”或“人气不足”的主要原因。依据国家新型城市建设和新城新区城市治理的需要,规划修正、空间和功能重构或微更新等,正成为很多新城新区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跟风规划”或“拍脑袋”的覆辙,在新城新区空间治理和微更新上,我们应更多采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提供的人口、产业、交通等精准信息,对城市空间、建筑布局、道路系统、公共服务等进行重新定位,引导新城新区的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已经短缺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承载和服务功能。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报告2015》,作为我国新城新区领头羊的大都市新城新区,最大的问题是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发展不足”。新城新区的精髓在于“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及“创新型城市”的大背景下,集聚了高新产业、先进科技、优秀人才的新城新区,本应成为转变和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先锋队。但与数量上不断增多的现实相反,新城新区体制机制的设立和改革创新,多是已有行政部门的兼并、升级与重组,主要目的是安置各种人员,没有真正引入和建立符合新城新区性质和需要的行政体制机制,这是我国多数新城新区管理体制越来越僵化、缺乏应有活力和创新力的主要原因,亟待从制度和体制上加以研究和解决。
新城新区的体制机制问题不是一个新话题,各方面也都做了不少的探索。从效果评估上看,大多数新城新区的政务信息化都做的比较好,对解决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行政效率低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探索和完善新城新区的体制机制,可以紧紧抓住“智慧城市”这个牛鼻子,同时鉴于过去的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硬件和技术产品,新城新区应在以人为本、符合新城新区发展需要的“软件和服务”上下功夫,从政务管理扩展到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金融、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城管、智慧文娱等领域,以建设中国新型智慧城市为目标,彻底解决信息孤岛,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和智慧决策能力,实现新城新区的“看不见的城市”和“看得见的城市”比翼齐飞。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数字化城市与交通研究所长)
在城市空间治理和微更新上,我们应更多采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提供的人口、产业、交通等精准信息,对城市空间、建筑布局、道路系统、公共服务等进行重新定位,引导城市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已经短缺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承载和服务功能。
受老城区空间紧缺、人口拥挤等现实挑战的影响,过去我国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主要有两大驱动要素:一是疏解老城区过于密集的人口。这从很多新城新区都是规划容纳50万、100万人口就可看出,这一点和欧美最初建设新城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出于发展经济和投资的需要。我国不少新城新区最初都是工业园、产业园,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需要在西方新城新区规划中就不怎么明显。由此可知,分散人口和发展经济,是决定我国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最重要的两大因素。
2011年以来,我国新城新区审批被冻结以后,新城新区开始步入规范和治理新阶段。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各级政府的促进产城融合政策与工作,各地的新城新区人气渐旺,产业逐渐被拉动、带动起来,一些新城新区不仅迅速繁华,有的还出现了“城市化过度”的新问题。所以在当下谈新城新区,和七八年前已有很大区别,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什么空城、鬼城以及要不要建或建多少,而是如何发挥出规划在建的新城新区应有的作用,使新城新区的空间、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走向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也可以说是如何提升新城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的问题。
新城新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成的,新城新区空间治理也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但由于新城新区的物质空间、地理边界已基本稳定,在城市建设用地严格管束的新形势下,运用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基本手段的智慧城市理念和模式,以“信息换资源”、以“虚拟空间换真实空间”、以“信息多跑路换市民少跑路”,必然成为提升新城新区的空间、土地、基础设施、人力等开发和使用效率的战略思路。一直以来,大家都普遍认为,新城新区最适合建设智慧城市。但由于一直忙着拓展规模、集聚人气和布局产业,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并不够好。现在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而新城新区也确实到了深耕细作、内涵建设的新时代,因此亟需为信息化和城镇化、智慧城市和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寻找持续动能。
问题在于,过去新城新区规划对人口、经济、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的测算预期,不是建立在精准的数据上,而多是根据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战略,这就使这些预测预期普遍存在“扩大化”或“估计不足”的问题,有时完全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这是导致很多新城新区“交通拥堵”或“人气不足”的主要原因。依据国家新型城市建设和新城新区城市治理的需要,规划修正、空间和功能重构或微更新等,正成为很多新城新区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跟风规划”或“拍脑袋”的覆辙,在新城新区空间治理和微更新上,我们应更多采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提供的人口、产业、交通等精准信息,对城市空间、建筑布局、道路系统、公共服务等进行重新定位,引导新城新区的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已经短缺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承载和服务功能。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报告2015》,作为我国新城新区领头羊的大都市新城新区,最大的问题是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发展不足”。新城新区的精髓在于“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及“创新型城市”的大背景下,集聚了高新产业、先进科技、优秀人才的新城新区,本应成为转变和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先锋队。但与数量上不断增多的现实相反,新城新区体制机制的设立和改革创新,多是已有行政部门的兼并、升级与重组,主要目的是安置各种人员,没有真正引入和建立符合新城新区性质和需要的行政体制机制,这是我国多数新城新区管理体制越来越僵化、缺乏应有活力和创新力的主要原因,亟待从制度和体制上加以研究和解决。
新城新区的体制机制问题不是一个新话题,各方面也都做了不少的探索。从效果评估上看,大多数新城新区的政务信息化都做的比较好,对解决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行政效率低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探索和完善新城新区的体制机制,可以紧紧抓住“智慧城市”这个牛鼻子,同时鉴于过去的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硬件和技术产品,新城新区应在以人为本、符合新城新区发展需要的“软件和服务”上下功夫,从政务管理扩展到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金融、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城管、智慧文娱等领域,以建设中国新型智慧城市为目标,彻底解决信息孤岛,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和智慧决策能力,实现新城新区的“看不见的城市”和“看得见的城市”比翼齐飞。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数字化城市与交通研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