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对话张隐韬:你从李大钊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你由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与邓中夏、王尽美、邓培等一起参加、领导了北方工人数次大罢工；你是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秀学员,曾受到周恩来召见；你组建了北方地区第一支农民武装……
“北国之强”张隐韬
2018-02-14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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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烈士陵园及张隐韬塑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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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隐韬 |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 朱殿封
你是中共一大时期的党员,我是中共十大时期的党员；你是在血雨腥风年代献身革命的前辈,我是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来人。到今年2月5日,你牺牲92年了。请时间老人允许我穿越时空来到你身边,与你这位“伟大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刘格平语)——张隐韬,作一席长谈。
开滦正定显英豪
笔者:前辈,听说你的革命生涯起步于天津,受教于李大钊、罗章龙等共产党创始人引导,从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走上了拯救民族、抱定救民的革命道路。
张隐韬:是。我1902年出生在河北省南皮县唐家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我出生前,父亲给地主当长工劳累患病而死。母亲为养家糊口,去天津当佣人。我寄居郝庄姥姥家,姥姥、舅舅十分疼爱我,想方设法凑钱供我念书。
我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求学,1918年到天津寻母,在此谋到一份铁路见习警察的差事。从穷乡僻壤来到十里洋场,我看到锦衣玉食的资本家携妻拥妾,花天酒地；失业工人和灾民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外国佬挎刀牵狗,横行无忌。原来,乡村和城市到处是人间的地狱、茫茫的罪海呀!我冲着这黑暗发问:我的出路在哪里?穷苦人的出头之日在哪里?我要给自己找出路,便将名字“宝驹”改为“隐韬”,以此砥砺自己去实现这个抱负。
迷蒙中,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天津,我在黑夜里看到电的光芒,投身其中,结识了于树德、于方舟、安幸生、安体诚等一批著名的北方学界领袖和革命先驱者。他们向我讲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介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我读后茅塞顿开。从而认识到,中国遭到这等天地,若不内清政治,外敌外侮,恐怕种种危险形势,都要现于我们的眉睫了。
旁白:1921年11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张隐韬为天津通讯会员。从此,他经常去北京聆听李大钊等人演讲《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俄国十月革命,这对他是拨云见日,思想从寻求个人出路转向为普天下的穷人、为国家和民族找出路。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活动,常同于树德、于方舟等一起下工厂、进学校,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张隐韬:1922年春,中共北京地区负责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罗章龙来天津巡视,党组织派我协助他工作。我与罗章龙同吃同住同睡一张炕,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我俩谈论马列主义,谈论军事,谈论安邦定国大事。罗章龙见我对革命忠心耿耿,满腔热情,便和安幸生培养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并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参加了北京大学党支部,成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
入党后,我同共产党员于树德、施存斋等人在天津成立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图书馆、五五代卖社、工人乐群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发展进步人士入党入团。我和何孟雄介绍张家口市车务工人李泽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我介绍回族青年刘格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笔者:中共北京区委开展争取北洋军阀内部下层官兵工作,成立军事工作组,罗章龙任组长,你和张兆年、茅延桢、李之龙等人是成员。你热爱军事工作,对《步兵操典》一书颇有研究,在北京区委中是军事行家。你到保定、清河、烟台等地陆海军学校及各省讲武堂联系进步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建立党团组织。这期间你被任命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穿梭活动在张家口、长辛店、京、津、唐等地,及京绥、京奉、京浦、正太等铁路线上,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筹划组织工人开展罢工运动作准备。
张隐韬:说起工人罢工运动,那场景是多么激情飞扬、惊心动魄呀!
1922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组织开展工人罢工运动,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张昆弟等人。8月23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辛店,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举行罢工。24日罢工开始,3000多工人手持写着“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等口号的白旗,在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其时我回家探望患病的母亲,得知罢工爆发,立即赶往长辛店,同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一起指挥罢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10月25日,罗章龙、邓中夏、王尽美、彭礼和、邓培等人领导开滦五矿5万名煤矿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剥削,进行总同盟大罢工。因我懂军事,组织派我担任工人纠察队教练员,负责训练、指挥纠察队。这个责任重大呀!罢工期间,军阀曹锟派一个师来矿镇压；天津警察厅杨以德派3000人的“保安队”进矿；英帝国主义派一个联队驻守秦皇岛。我们2000人的纠察队对付近万人的敌人,力量相差悬殊。我组织纠察队员接近下层兵士和矿警,宣传我们的主张,争取他们同情罢工,保证不开枪打人。顽固的“保安队”抓走罗章龙、邓培和开会的工人,我们把他们抢回来。“保安队”招募临时工人代替罢工工人复工,纠察队就封住井口,阻止上工,使敌人无计可施。
笔者:罢工委员会用全国各地捐款在唐山矿办了5个公共食堂,每日两餐,凭证吃饭。开饭时,你带领纠察队员维持秩序,借开饭时间演讲、唱歌,进行鼓动宣传。罗章龙到林西露天食堂查哨,看到纠察队员高昂的斗志,即兴赋诗:“榔头镰刀大纛旗,同君会哨到林西,短衣皂帽齐眉棍,众志成城话战机。”罢工斗争历时25天,矿方答应了改善抚恤、部分提高工人工资条件。
张隐韬:12月15日,张昆弟、孙云鹏、刘明俨、贾纡轻、吴先瑞和我组织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由我指挥工人纠察队。法国资本家十分狡猾,想用拖耗的办法把工人拖垮。同时又唆使工贼偷偷进厂,送水、供电,妄图开工。我部署纠察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昼夜巡逻,严加防范,让敌人无从下手。最后,资本家不得已答复了工人提出的条件,但不签字。纠察队迅速拦住欲开的火车,直到签字画押办妥全部手续。罢工胜利,工人们游行庆祝,“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动万岁”口号响彻云天。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我在郑州仍然负责指挥工人纠察队。吴佩孚、肖耀南等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派出军队对罢工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人慷慨就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时现场枪声如沸,弹雨纷飞,我奋不顾身指挥纠察队掩护工人,与敌人展开搏斗,使一些人脱险。罗章龙对此写诗赞扬:“易水奇男燕地侠,朱家郭解人中豪,北方区委抒筹略,‘二七’英风万古高。”
旁白:时穷节乃现。“二七”风暴后,北洋军阀政府勾结北京军警机关,到处张贴布告:“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张隐韬毫不畏惧,在王尽美直接领导下异常忙碌,奔波于北京、张家口和京绥铁路的各个站点,恢复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时常每天仅休息3个小时。1924年“二七”罢工周年之际,一个多月里,他在京绥铁路工人中建立了8个CP(共产党)秘密小组。
黄埔熔炉炼金睛
笔者: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共北京区委遴选你和杨其纲、江震寰等4名直隶省青年报考。3月10日你接到迟来的通知,连家都没回,匆匆借路费14日赶到上海,立即去见负责招生的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你们,叮嘱好好准备,迎接考试。考试通过,你又借路费赶往广州。你和徐向前、王尔琢、左权、陈赓等共产党员同是军校第一期学员,编在第二队。军校锤炼了你一双火眼金睛。
张隐韬:军校5月9日开课,孙中山在6月16日上午开学典礼上训话说:“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将来要维护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孙先生那时也许还没有看清楚,他任命的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是“口头赞成革命,所谓口是心非”的“横暴无道的军阀”。
入学不久,我从一件事情上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当时有些军校下级干部商议,向蒋介石要求减少伙食、军装费,加薪。蒋介石居然命令:“关于下级干部的事,学生不准提出质问,若有替下级干部说话的,官长和学生都要枪毙!”我听后十分不满,写日记记下我的看法:“此学校之中,发生此等压迫不平之事,真是为人民争自由、为人民争平等的革命党的怪闻,既以此等手段施之于本党同志,亦可以此种手段,施之于将来全国国民。然一般国民今日所感的痛苦,正是此等不平之压迫。若经一次革命,还是和现在一样,那么,这等革命的工作,可说无有再革命的必要了。”
军校的教官成分混杂,有从保定军校来的,有从日本等外国军校来的,有从军阀部队来的,这些人不但带来军阀腐败作风,而且疏远革命甚至敌视革命。见此我有些心灰意冷,认为这不是国民党前途的好现象,长此以往,其危机不堪设想。我以为应该办适合潮流的学校,学生是焕然一新的青年,官长及管理人员更须一致刷新,才可以上下一致,和和蔼蔼,协力完成革命如苏俄赤军(红军)之组织。
我该怎样做?我打定主意:我是为了要做我的那个伟大的一劳永逸的运动而来……故我决心学习点预备学识,集中点自己精神,其他的事不参与。我这个北方人到了南方,不仅生活上不习惯,酷暑炎热蚊虫叮咬也让人受不了,我身上起了严重的湿疹,两手麻木,每天汗流浃背,又经常夜间外出执行警戒保卫任务,更是困累交加。我就想:若不是我要拯救这些民众,抱定的救民主义,军人的生活我便决然地不干,只为我决定要以彻底的革命改造社会,受这些苦累,更足以振起我的坚决毅力。所以,学习中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能忍受克服。
笔者:是啊,正如你所说:“大凡人在世上,想做一件大事,各种艰难困苦,是必所不能免掉的事,亦复何怪!”
张隐韬:入校以来虽然我所受的痛苦很多,但我决不以为苦。心里有光明,前行中便满眼光明。1924年7月23日上午,我们学员前往省城参加国民党顾问、俄国将军柯洛夫的葬礼。柯洛夫是俄国赤军,在本国多次参加过血战,不久前被派遣来帮助中国的民族独立。他是到东江指挥战事,不幸在东莞县北部石龙镇坠江而死。他是代表苏俄而来帮助中国,对他的死,我心里很难过。
这天天气甚热,干渴得很,但因是追悼我的好同志柯洛夫,心中也不觉苦。我看到广东工会、农会等团体也来参加追悼会,一些农民赤足短裤,头戴草笠,手持“为东方民族独立而牺牲”“为东方弱者而牺牲”的标语,我忍不住兴奋地高呼:“世界革命的血钟响了!苏俄的灿烂赤光已经进到黑暗的中国来了!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已经很哀诚地来追悼解放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而警醒中国的无产者来参加到世界运动了!这是柯将军的赤诚贡献给中国民族的结果啊!OH!OH!继续奋斗呀!前进呵!努力呵!”
旁白:张隐韬在军校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1924年8月23日,他从《护党特刊》一二三期上看到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联想到此前国民党右派散发一本名目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的小册子,意识到他们的险恶用心。他立即给北方区委的有关同志寄去一份,请他“在大会对右派提出抗议”。他不止一次提醒党组织注意动向,警惕时局变化,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
张隐韬分析因谣传国民党赤化,将行共产制而引起的广州罢市风潮,8月28日在日记里写道:“所以我看,如若无产者的革命爆发于最近的将来时,必严防南方的资本家之结合,北方倒还比南方好办得多,如果时期还远,则民众必都是进化,则无论南北的资产者,都严格监视而实行主义之建设。故今日CP之加军事活动,必普及于全国,遂一有举动,而全国的军事行动,足以压制资本家,而制其死命!故我认为是应特别注意的一件事。”从这里看出,张隐韬对党抓武装的战略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决心。这个思想产生在1924年我党幼年之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伟大的。
张隐韬:1924年10月,我们军校学员和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农民自卫军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我想起安徽的农民大刀会,前不久他们大闹特闹的真有些可观。他们起事时,对人民秋毫无犯,绝非土匪的行为,很得该地人民的欢心。他们失败后逃到一个镇市,住在郊外不到镇上去扰乱,向地方商会求助,商会送给他们饭吃,他们还感激不尽。他们势力最盛的时候,有很多土匪要和他们合作,他们竭力拒绝,若如真心加入,必先到神位前祷告盟誓:“我如不诚心加入,另有不法行为,当打仗时令枪子打死!”然后才准参加。你看他们的行为,很是令人喜欢。但是他们的迷信心太重,也无一点计划,所以失败了。设若有部分的觉悟分子参加在内,一定大有可为。无人指挥以归失败,惜哉!
不过,由此我看到了武装起来的农民的作用。1925年初,我被编入黄埔学生军军官教导团,2月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的战斗。海陆丰等地农民踊跃配合和支援,我与农民协会联系,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在东征作战中,我作为“奋勇队”的一员,同战友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在前,攻下淡水,进占海丰,连克普宁、潮安、汕头,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指导东征军战时政治工作,他亲切召见了我,给我很大鼓励。
津南起义风云壮
笔者:从革命现状中,你看到党组织自己的武装的重要,看到农民武装起来的威力,这大概是你走出黄埔后组建津南农民自卫军的成因吧?
张隐韬:1925年3月,党组织派遣我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河南开封国民军二军搞兵运工作,同来的还有4位同志,恰遇受天津党组织派遣也来河南搞兵运工作的刘格平。我俩在此相见,心情格外激动,想不到是执行同样的任务。我对刘格平分析形势说:“国民军,特别是二三军,有的整师、整旅、整团都是收编的曹锟、吴佩孚的旧部,并没有得到什么改造,一旦有事,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刘格平很赞同。而后,我去郑州请示党组织。但是,党内有些人不赞成我们自己搞武装,我无果而返。
根据形势,我和刘格平商定,去国民二军中最进步的二师四旅旅长史可轩(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那里开展活动。史可轩任命我为副旅长,刘格平为上尉副官。我们在部队办起军队俱乐部,物色先进军人吸收入党入团,发展军事教练所所长任警哉、独立营营长徐泉忠(一写许权中)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党团支部。
仲秋时节,国民军兴师出击奉军,攻击天津。我认为组建武装的时机成熟了,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批驳了“党不应该搞武装”的观点,决定:由我去津南组织农民武装,刘格平去天津市组织武装暴动,以策应国民军对奉军的军事行动。史可轩支持我的想法,当即拨给我一部分人枪。我带上国民二军参议、国民党员陈秀福,乘坐火车离开新乡。
我们这支四五十人、三四十支枪的小部队在石家庄藁城东集结,打着国民二军的旗号一路向东,沿途招兵买马,到达河北省沧州泊镇(现为泊头市)时,队伍达到四五百人。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我任司令兼党代表,陈秀福任副司令。
笔者:津南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实践了你的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的想法,在我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你的行为,在当时党内实在是为数不多的先知先觉先行者。
张隐韬:1925年12月初,我率领农民自卫军从泊镇出发,挥师东下,先后打下南皮、庆云县城。队伍开到乐陵县(现为市)黄夹镇,当地穷苦百姓反映一个包税商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立即派人将他抓来痛打一顿,教育他不许欺压百姓。自卫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专打土豪劣绅,名声大震,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200多人。我们将队伍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50人的手枪骑兵队。一大队留守庆云县城,二三大队和骑兵队以旧县镇为中心,活动在盐山、沧县、南皮、乐陵、庆云等冀鲁边区地带。
旁白:自卫军在旧县镇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全国发出《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震动了全国,震惊了国民军和北方混战中的军阀。国民二军司令、河南督办岳维峻发布命令,消灭自卫军,通缉张隐韬,就地正法,派出弓富魁旅由桑园移驻泊镇、南皮一带,准备攻打自卫军。国民三军司令部也发布了类似文告,派出门致中旅进驻盐山一带布防,监视自卫军的活动。他们对农民自卫军形成包围态势,自卫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张隐韬:紧要关头,我急电刘格平速来商量对策,然后赶往天津找党组织和驻天津的史可轩商量对策。刘格平接电,受党组织派遣早我几天来到旧县镇。我从天津返回,与刘格平相见,我任命刘格平为自卫军参谋长。我俩分析局势决定,按照我与史可轩商定的办法,将自卫军拉到四旅驻杨柳青的徐泉忠、任警哉处合编,保存这批革命火种。
可是,陈秀福不同意与史可轩旅合起来。1926年2月3日,我和刘格平带领一大队和骑兵队为先遣队起程,赶往泊镇乘火车北上。2月4日上午走到南皮县城外,史可轩派副官韩成西送来急信,说岳维峻命令弓富魁剿灭这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弓富魁派骑兵先期进入南皮县城。
情况突变。我和刘格平商量,部队改为到砖河乘火车,由他带队伍后走,我先走赶往天津要史可轩派部队接应自卫军。队伍走到城北十余里路处,前面响起激烈的枪声。很快,弓富魁的骑兵队旋风般扑过来,自卫军一下子被冲散。刘格平在马上高喊:“隐韬,你快往东面村里去,我掩护你!”我俩离东面村子只有100多步,我跑向东面村子,几十名骑兵尾追过来。
笔者:前辈,之后刘格平的情况你不知道吧?他只身阻击敌人,看着你跑进村子,他向南跑进一个村子,摆脱敌人追杀。他听说你被捕,第二天清早赶到砖河,即刻给史可轩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接着乘火车赶往天津向史可轩报告情况。史可轩听后很气愤,当即给弓富魁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营救你。刘格平立即持信乘火车赶到泊镇见弓富魁,他说已经把你枪杀了。这是敌人预谋好的。
张隐韬:那天我与追来的敌人激战,一连撂倒六七个,子弹打光了,被敌人抓住。2月5日,敌人用铁丝把我五花大绑,用汽车押到旧县镇西门外,要我向镇里的自卫军喊话,让他们缴枪投降。我说:“你们反对奉军,我们也反对奉军,我们是友军,哪里有向你们投降之理?”敌人威胁要枪毙我,我说:“你们要枪毙我嘛,不要紧,把你们部队集合起来,把附近的老百姓找来,我要当众讲话,我讲完话后,随你们的便好了。”
敌营长照办了。我对国民军和民众高声说:“兵士们、乡亲们,我是个木生(遗腹子),只有一个老母亲在天津当佣人。母亲和姥姥、舅舅苦巴苦结供我上学,长大成人。他们要我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来给穷苦人办好事。……我们农民自卫军拿起枪打军阀,打土豪劣绅,是为了让穷苦人不再受穷,不再挨欺负……兵士们,乡亲们,我是共产党员,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吗?共产党是为咱穷苦人做事的,是穷苦人的领路人。中国北边有个苏俄国,那里的共产党已经打下天下了,那里的人民当家做主了。中国的共产党跟他们一样,也在领着穷苦人打天下……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打倒万恶的旧制度,建立工农苏维埃新中国,当家做主人……打倒土豪劣绅!农民自卫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旁白:张隐韬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多钟头,声声震耳,句句动人,许多士兵和民众落泪,有的泣不成声。受命行刑的敌营长也被他的演讲打动,不忍向他开枪。敌军中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特务跳出来,向张隐韬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张隐韬倒在血泊中,年仅24岁。
当时旧县镇守城农民自卫军有八九百人,战士们向陈秀福请战冲出去救自己的司令。陈秀福找借口按兵不动。张隐韬牺牲后,多数战士对陈秀福不组织营救义愤填膺,纷纷离队回家,一支初露锋芒的农民自卫军就这样夭折了。但是,它却为冀鲁边区地下党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奠定了基础。
笔者:前辈,也许你已经知道,1985年,你的亲密战友刘格平捐资在南皮县烈士陵园为你雕塑了花岗岩石像并题写碑文,南皮县为你建立纪念展室。1986年,90岁高龄的罗章龙先生纪念你牺牲60周年,赋诗颂扬你的功绩:“北国之强张隐韬,开滦正定显英豪,津南起义风云壮,功耀千古渤海涛。”
□ 朱殿封
你是中共一大时期的党员,我是中共十大时期的党员；你是在血雨腥风年代献身革命的前辈,我是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来人。到今年2月5日,你牺牲92年了。请时间老人允许我穿越时空来到你身边,与你这位“伟大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刘格平语)——张隐韬,作一席长谈。
开滦正定显英豪
笔者:前辈,听说你的革命生涯起步于天津,受教于李大钊、罗章龙等共产党创始人引导,从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走上了拯救民族、抱定救民的革命道路。
张隐韬:是。我1902年出生在河北省南皮县唐家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我出生前,父亲给地主当长工劳累患病而死。母亲为养家糊口,去天津当佣人。我寄居郝庄姥姥家,姥姥、舅舅十分疼爱我,想方设法凑钱供我念书。
我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求学,1918年到天津寻母,在此谋到一份铁路见习警察的差事。从穷乡僻壤来到十里洋场,我看到锦衣玉食的资本家携妻拥妾,花天酒地；失业工人和灾民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外国佬挎刀牵狗,横行无忌。原来,乡村和城市到处是人间的地狱、茫茫的罪海呀!我冲着这黑暗发问:我的出路在哪里?穷苦人的出头之日在哪里?我要给自己找出路,便将名字“宝驹”改为“隐韬”,以此砥砺自己去实现这个抱负。
迷蒙中,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天津,我在黑夜里看到电的光芒,投身其中,结识了于树德、于方舟、安幸生、安体诚等一批著名的北方学界领袖和革命先驱者。他们向我讲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介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我读后茅塞顿开。从而认识到,中国遭到这等天地,若不内清政治,外敌外侮,恐怕种种危险形势,都要现于我们的眉睫了。
旁白:1921年11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张隐韬为天津通讯会员。从此,他经常去北京聆听李大钊等人演讲《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俄国十月革命,这对他是拨云见日,思想从寻求个人出路转向为普天下的穷人、为国家和民族找出路。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活动,常同于树德、于方舟等一起下工厂、进学校,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张隐韬:1922年春,中共北京地区负责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罗章龙来天津巡视,党组织派我协助他工作。我与罗章龙同吃同住同睡一张炕,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我俩谈论马列主义,谈论军事,谈论安邦定国大事。罗章龙见我对革命忠心耿耿,满腔热情,便和安幸生培养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并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参加了北京大学党支部,成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
入党后,我同共产党员于树德、施存斋等人在天津成立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图书馆、五五代卖社、工人乐群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发展进步人士入党入团。我和何孟雄介绍张家口市车务工人李泽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我介绍回族青年刘格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笔者:中共北京区委开展争取北洋军阀内部下层官兵工作,成立军事工作组,罗章龙任组长,你和张兆年、茅延桢、李之龙等人是成员。你热爱军事工作,对《步兵操典》一书颇有研究,在北京区委中是军事行家。你到保定、清河、烟台等地陆海军学校及各省讲武堂联系进步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建立党团组织。这期间你被任命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穿梭活动在张家口、长辛店、京、津、唐等地,及京绥、京奉、京浦、正太等铁路线上,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筹划组织工人开展罢工运动作准备。
张隐韬:说起工人罢工运动,那场景是多么激情飞扬、惊心动魄呀!
1922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组织开展工人罢工运动,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张昆弟等人。8月23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辛店,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举行罢工。24日罢工开始,3000多工人手持写着“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等口号的白旗,在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其时我回家探望患病的母亲,得知罢工爆发,立即赶往长辛店,同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一起指挥罢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10月25日,罗章龙、邓中夏、王尽美、彭礼和、邓培等人领导开滦五矿5万名煤矿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剥削,进行总同盟大罢工。因我懂军事,组织派我担任工人纠察队教练员,负责训练、指挥纠察队。这个责任重大呀!罢工期间,军阀曹锟派一个师来矿镇压；天津警察厅杨以德派3000人的“保安队”进矿；英帝国主义派一个联队驻守秦皇岛。我们2000人的纠察队对付近万人的敌人,力量相差悬殊。我组织纠察队员接近下层兵士和矿警,宣传我们的主张,争取他们同情罢工,保证不开枪打人。顽固的“保安队”抓走罗章龙、邓培和开会的工人,我们把他们抢回来。“保安队”招募临时工人代替罢工工人复工,纠察队就封住井口,阻止上工,使敌人无计可施。
笔者:罢工委员会用全国各地捐款在唐山矿办了5个公共食堂,每日两餐,凭证吃饭。开饭时,你带领纠察队员维持秩序,借开饭时间演讲、唱歌,进行鼓动宣传。罗章龙到林西露天食堂查哨,看到纠察队员高昂的斗志,即兴赋诗:“榔头镰刀大纛旗,同君会哨到林西,短衣皂帽齐眉棍,众志成城话战机。”罢工斗争历时25天,矿方答应了改善抚恤、部分提高工人工资条件。
张隐韬:12月15日,张昆弟、孙云鹏、刘明俨、贾纡轻、吴先瑞和我组织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由我指挥工人纠察队。法国资本家十分狡猾,想用拖耗的办法把工人拖垮。同时又唆使工贼偷偷进厂,送水、供电,妄图开工。我部署纠察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昼夜巡逻,严加防范,让敌人无从下手。最后,资本家不得已答复了工人提出的条件,但不签字。纠察队迅速拦住欲开的火车,直到签字画押办妥全部手续。罢工胜利,工人们游行庆祝,“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动万岁”口号响彻云天。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我在郑州仍然负责指挥工人纠察队。吴佩孚、肖耀南等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派出军队对罢工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人慷慨就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时现场枪声如沸,弹雨纷飞,我奋不顾身指挥纠察队掩护工人,与敌人展开搏斗,使一些人脱险。罗章龙对此写诗赞扬:“易水奇男燕地侠,朱家郭解人中豪,北方区委抒筹略,‘二七’英风万古高。”
旁白:时穷节乃现。“二七”风暴后,北洋军阀政府勾结北京军警机关,到处张贴布告:“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张隐韬毫不畏惧,在王尽美直接领导下异常忙碌,奔波于北京、张家口和京绥铁路的各个站点,恢复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时常每天仅休息3个小时。1924年“二七”罢工周年之际,一个多月里,他在京绥铁路工人中建立了8个CP(共产党)秘密小组。
黄埔熔炉炼金睛
笔者: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共北京区委遴选你和杨其纲、江震寰等4名直隶省青年报考。3月10日你接到迟来的通知,连家都没回,匆匆借路费14日赶到上海,立即去见负责招生的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你们,叮嘱好好准备,迎接考试。考试通过,你又借路费赶往广州。你和徐向前、王尔琢、左权、陈赓等共产党员同是军校第一期学员,编在第二队。军校锤炼了你一双火眼金睛。
张隐韬:军校5月9日开课,孙中山在6月16日上午开学典礼上训话说:“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将来要维护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孙先生那时也许还没有看清楚,他任命的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是“口头赞成革命,所谓口是心非”的“横暴无道的军阀”。
入学不久,我从一件事情上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当时有些军校下级干部商议,向蒋介石要求减少伙食、军装费,加薪。蒋介石居然命令:“关于下级干部的事,学生不准提出质问,若有替下级干部说话的,官长和学生都要枪毙!”我听后十分不满,写日记记下我的看法:“此学校之中,发生此等压迫不平之事,真是为人民争自由、为人民争平等的革命党的怪闻,既以此等手段施之于本党同志,亦可以此种手段,施之于将来全国国民。然一般国民今日所感的痛苦,正是此等不平之压迫。若经一次革命,还是和现在一样,那么,这等革命的工作,可说无有再革命的必要了。”
军校的教官成分混杂,有从保定军校来的,有从日本等外国军校来的,有从军阀部队来的,这些人不但带来军阀腐败作风,而且疏远革命甚至敌视革命。见此我有些心灰意冷,认为这不是国民党前途的好现象,长此以往,其危机不堪设想。我以为应该办适合潮流的学校,学生是焕然一新的青年,官长及管理人员更须一致刷新,才可以上下一致,和和蔼蔼,协力完成革命如苏俄赤军(红军)之组织。
我该怎样做?我打定主意:我是为了要做我的那个伟大的一劳永逸的运动而来……故我决心学习点预备学识,集中点自己精神,其他的事不参与。我这个北方人到了南方,不仅生活上不习惯,酷暑炎热蚊虫叮咬也让人受不了,我身上起了严重的湿疹,两手麻木,每天汗流浃背,又经常夜间外出执行警戒保卫任务,更是困累交加。我就想:若不是我要拯救这些民众,抱定的救民主义,军人的生活我便决然地不干,只为我决定要以彻底的革命改造社会,受这些苦累,更足以振起我的坚决毅力。所以,学习中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能忍受克服。
笔者:是啊,正如你所说:“大凡人在世上,想做一件大事,各种艰难困苦,是必所不能免掉的事,亦复何怪!”
张隐韬:入校以来虽然我所受的痛苦很多,但我决不以为苦。心里有光明,前行中便满眼光明。1924年7月23日上午,我们学员前往省城参加国民党顾问、俄国将军柯洛夫的葬礼。柯洛夫是俄国赤军,在本国多次参加过血战,不久前被派遣来帮助中国的民族独立。他是到东江指挥战事,不幸在东莞县北部石龙镇坠江而死。他是代表苏俄而来帮助中国,对他的死,我心里很难过。
这天天气甚热,干渴得很,但因是追悼我的好同志柯洛夫,心中也不觉苦。我看到广东工会、农会等团体也来参加追悼会,一些农民赤足短裤,头戴草笠,手持“为东方民族独立而牺牲”“为东方弱者而牺牲”的标语,我忍不住兴奋地高呼:“世界革命的血钟响了!苏俄的灿烂赤光已经进到黑暗的中国来了!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已经很哀诚地来追悼解放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而警醒中国的无产者来参加到世界运动了!这是柯将军的赤诚贡献给中国民族的结果啊!OH!OH!继续奋斗呀!前进呵!努力呵!”
旁白:张隐韬在军校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1924年8月23日,他从《护党特刊》一二三期上看到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联想到此前国民党右派散发一本名目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的小册子,意识到他们的险恶用心。他立即给北方区委的有关同志寄去一份,请他“在大会对右派提出抗议”。他不止一次提醒党组织注意动向,警惕时局变化,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
张隐韬分析因谣传国民党赤化,将行共产制而引起的广州罢市风潮,8月28日在日记里写道:“所以我看,如若无产者的革命爆发于最近的将来时,必严防南方的资本家之结合,北方倒还比南方好办得多,如果时期还远,则民众必都是进化,则无论南北的资产者,都严格监视而实行主义之建设。故今日CP之加军事活动,必普及于全国,遂一有举动,而全国的军事行动,足以压制资本家,而制其死命!故我认为是应特别注意的一件事。”从这里看出,张隐韬对党抓武装的战略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决心。这个思想产生在1924年我党幼年之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伟大的。
张隐韬:1924年10月,我们军校学员和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农民自卫军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我想起安徽的农民大刀会,前不久他们大闹特闹的真有些可观。他们起事时,对人民秋毫无犯,绝非土匪的行为,很得该地人民的欢心。他们失败后逃到一个镇市,住在郊外不到镇上去扰乱,向地方商会求助,商会送给他们饭吃,他们还感激不尽。他们势力最盛的时候,有很多土匪要和他们合作,他们竭力拒绝,若如真心加入,必先到神位前祷告盟誓:“我如不诚心加入,另有不法行为,当打仗时令枪子打死!”然后才准参加。你看他们的行为,很是令人喜欢。但是他们的迷信心太重,也无一点计划,所以失败了。设若有部分的觉悟分子参加在内,一定大有可为。无人指挥以归失败,惜哉!
不过,由此我看到了武装起来的农民的作用。1925年初,我被编入黄埔学生军军官教导团,2月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的战斗。海陆丰等地农民踊跃配合和支援,我与农民协会联系,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在东征作战中,我作为“奋勇队”的一员,同战友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在前,攻下淡水,进占海丰,连克普宁、潮安、汕头,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指导东征军战时政治工作,他亲切召见了我,给我很大鼓励。
津南起义风云壮
笔者:从革命现状中,你看到党组织自己的武装的重要,看到农民武装起来的威力,这大概是你走出黄埔后组建津南农民自卫军的成因吧?
张隐韬:1925年3月,党组织派遣我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河南开封国民军二军搞兵运工作,同来的还有4位同志,恰遇受天津党组织派遣也来河南搞兵运工作的刘格平。我俩在此相见,心情格外激动,想不到是执行同样的任务。我对刘格平分析形势说:“国民军,特别是二三军,有的整师、整旅、整团都是收编的曹锟、吴佩孚的旧部,并没有得到什么改造,一旦有事,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刘格平很赞同。而后,我去郑州请示党组织。但是,党内有些人不赞成我们自己搞武装,我无果而返。
根据形势,我和刘格平商定,去国民二军中最进步的二师四旅旅长史可轩(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那里开展活动。史可轩任命我为副旅长,刘格平为上尉副官。我们在部队办起军队俱乐部,物色先进军人吸收入党入团,发展军事教练所所长任警哉、独立营营长徐泉忠(一写许权中)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党团支部。
仲秋时节,国民军兴师出击奉军,攻击天津。我认为组建武装的时机成熟了,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批驳了“党不应该搞武装”的观点,决定:由我去津南组织农民武装,刘格平去天津市组织武装暴动,以策应国民军对奉军的军事行动。史可轩支持我的想法,当即拨给我一部分人枪。我带上国民二军参议、国民党员陈秀福,乘坐火车离开新乡。
我们这支四五十人、三四十支枪的小部队在石家庄藁城东集结,打着国民二军的旗号一路向东,沿途招兵买马,到达河北省沧州泊镇(现为泊头市)时,队伍达到四五百人。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我任司令兼党代表,陈秀福任副司令。
笔者:津南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实践了你的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的想法,在我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你的行为,在当时党内实在是为数不多的先知先觉先行者。
张隐韬:1925年12月初,我率领农民自卫军从泊镇出发,挥师东下,先后打下南皮、庆云县城。队伍开到乐陵县(现为市)黄夹镇,当地穷苦百姓反映一个包税商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立即派人将他抓来痛打一顿,教育他不许欺压百姓。自卫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专打土豪劣绅,名声大震,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200多人。我们将队伍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50人的手枪骑兵队。一大队留守庆云县城,二三大队和骑兵队以旧县镇为中心,活动在盐山、沧县、南皮、乐陵、庆云等冀鲁边区地带。
旁白:自卫军在旧县镇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全国发出《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震动了全国,震惊了国民军和北方混战中的军阀。国民二军司令、河南督办岳维峻发布命令,消灭自卫军,通缉张隐韬,就地正法,派出弓富魁旅由桑园移驻泊镇、南皮一带,准备攻打自卫军。国民三军司令部也发布了类似文告,派出门致中旅进驻盐山一带布防,监视自卫军的活动。他们对农民自卫军形成包围态势,自卫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张隐韬:紧要关头,我急电刘格平速来商量对策,然后赶往天津找党组织和驻天津的史可轩商量对策。刘格平接电,受党组织派遣早我几天来到旧县镇。我从天津返回,与刘格平相见,我任命刘格平为自卫军参谋长。我俩分析局势决定,按照我与史可轩商定的办法,将自卫军拉到四旅驻杨柳青的徐泉忠、任警哉处合编,保存这批革命火种。
可是,陈秀福不同意与史可轩旅合起来。1926年2月3日,我和刘格平带领一大队和骑兵队为先遣队起程,赶往泊镇乘火车北上。2月4日上午走到南皮县城外,史可轩派副官韩成西送来急信,说岳维峻命令弓富魁剿灭这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弓富魁派骑兵先期进入南皮县城。
情况突变。我和刘格平商量,部队改为到砖河乘火车,由他带队伍后走,我先走赶往天津要史可轩派部队接应自卫军。队伍走到城北十余里路处,前面响起激烈的枪声。很快,弓富魁的骑兵队旋风般扑过来,自卫军一下子被冲散。刘格平在马上高喊:“隐韬,你快往东面村里去,我掩护你!”我俩离东面村子只有100多步,我跑向东面村子,几十名骑兵尾追过来。
笔者:前辈,之后刘格平的情况你不知道吧?他只身阻击敌人,看着你跑进村子,他向南跑进一个村子,摆脱敌人追杀。他听说你被捕,第二天清早赶到砖河,即刻给史可轩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接着乘火车赶往天津向史可轩报告情况。史可轩听后很气愤,当即给弓富魁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营救你。刘格平立即持信乘火车赶到泊镇见弓富魁,他说已经把你枪杀了。这是敌人预谋好的。
张隐韬:那天我与追来的敌人激战,一连撂倒六七个,子弹打光了,被敌人抓住。2月5日,敌人用铁丝把我五花大绑,用汽车押到旧县镇西门外,要我向镇里的自卫军喊话,让他们缴枪投降。我说:“你们反对奉军,我们也反对奉军,我们是友军,哪里有向你们投降之理?”敌人威胁要枪毙我,我说:“你们要枪毙我嘛,不要紧,把你们部队集合起来,把附近的老百姓找来,我要当众讲话,我讲完话后,随你们的便好了。”
敌营长照办了。我对国民军和民众高声说:“兵士们、乡亲们,我是个木生(遗腹子),只有一个老母亲在天津当佣人。母亲和姥姥、舅舅苦巴苦结供我上学,长大成人。他们要我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来给穷苦人办好事。……我们农民自卫军拿起枪打军阀,打土豪劣绅,是为了让穷苦人不再受穷,不再挨欺负……兵士们,乡亲们,我是共产党员,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吗?共产党是为咱穷苦人做事的,是穷苦人的领路人。中国北边有个苏俄国,那里的共产党已经打下天下了,那里的人民当家做主了。中国的共产党跟他们一样,也在领着穷苦人打天下……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打倒万恶的旧制度,建立工农苏维埃新中国,当家做主人……打倒土豪劣绅!农民自卫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旁白:张隐韬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多钟头,声声震耳,句句动人,许多士兵和民众落泪,有的泣不成声。受命行刑的敌营长也被他的演讲打动,不忍向他开枪。敌军中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特务跳出来,向张隐韬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张隐韬倒在血泊中,年仅24岁。
当时旧县镇守城农民自卫军有八九百人,战士们向陈秀福请战冲出去救自己的司令。陈秀福找借口按兵不动。张隐韬牺牲后,多数战士对陈秀福不组织营救义愤填膺,纷纷离队回家,一支初露锋芒的农民自卫军就这样夭折了。但是,它却为冀鲁边区地下党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奠定了基础。
笔者:前辈,也许你已经知道,1985年,你的亲密战友刘格平捐资在南皮县烈士陵园为你雕塑了花岗岩石像并题写碑文,南皮县为你建立纪念展室。1986年,90岁高龄的罗章龙先生纪念你牺牲60周年,赋诗颂扬你的功绩:“北国之强张隐韬,开滦正定显英豪,津南起义风云壮,功耀千古渤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