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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耕田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有着丰富的内涵、多样的表现和深远的意义,我们对新时代可以做多角度的把握和解读。基于发展学的视角分析,在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在和将要呈现出七个方面的积极而重要的变化。
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由“物”到“人”再升华到“人民”的转变。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自然包括着人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但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或多或少受到了“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认识论上,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上,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发展的结果上,主要着眼于经济产值和人均指标的变化或增加。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在促进了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带来了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发展代价”,如造成了发展内涵上的一维化、发展评价尺度上的单面化、发展结果上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不良后果。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开启了我国发展的新追求。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由“物”到“人”再升华到“人民”,我们的发展价值趋向更加清晰明确,也更加科学合理。换言之,当我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 的时候,我们的发展就在人民主体性和利民性原则的视界内,获得了价值品质的先进性和实践选择的必然性。
在发展的境界上,出现了由物化发展向美化发展的转变。过去,受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低下的生活水平制约,人们在发展中主要满足物质性的需求,由此造成了人们在实践中对物质功利的过度关注和追求,以至于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拜金主义盛行。事实上,当我们在物质上渐渐富起来之后,产生新的、更高的如创美、审美等方面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美丽世界”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完全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打量和观照中国的发展及世界的变化。创美和审美对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美具有解放性、平等性和怡情性等功能,它能把人从沉重、苦闷、枯燥的物质生活中超脱出来,使人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审美活动还能消除人与人之间在现实中的差别,实现人们在精神层面上的平等性；审美活动通过快乐、愉悦、自豪、向往等心理体验,使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审美交流”中获得激动和兴奋,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意义,从而使麻木、乏味的物质人或经济人向全面发展的审美人升迁和转化。
在发展的形态上,出现了由单一片面的要素性发展向全面协调的整体性发展的转变。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发展基本上都是一种要素性发展。这种要素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构成系统的某一要素或部分的发展绝对化、唯一化,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片面化、失调化的态势；其二,把构成动态的社会系统的某一发展阶段--主要是指现阶段,绝对化、唯一化,从而导致只重当前而忽视未来的不可持续化的发展现象。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整体性发展趋势明显。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诉求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整体性发展的追求或期盼；我们在实践中的一系列做法,包括转方式、调结构、去产能、提效益、补短板、求充分、重公平、防风险等,也都是整体性发展的具体要求或做法,是我们“着力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性”的表现。总之,十八大以来,我国整体性发展的理念正在形成,整体性发展的态势正在显现。所谓整体性发展,是指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静态的要素间(如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等)和动态的阶段间的关联性发展。从内容上看,整体性发展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子内容或“子发展”:基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基于关系角度的和谐发展；基于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或领域角度的协调发展；基于纵向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而无论是横向的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还是纵向的可持续发展,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整体性发展就其灵魂和核心而言,体现为一种共享发展,即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发展的内涵上,出现了由重速度、重规模向重质量、重效益的转变。过去,受温饱问题的压迫,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快不快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注重“量”的扩张,忽视“质”的提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所推动的粗放型发展,许多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增长、高强度投入、粗放式生产的经营模式,使得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在内涵上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即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而要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则必须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或载体；只有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才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正确方式。
在发展的代价上,出现了由发展与代价同步增长的高代价发展向发展与代价逆向互动的低代价发展的转变。从发展哲学的角度看,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存在着深刻的代价规律,历史进步总是在代价的付出和扬弃中实现的。换言之,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以往我国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种高代价发展,虽然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成就巨大,但却出现了发展成本高投入、消极后果严重化的“伴生”现象。新时代再也不能允许这种高代价发展的现象继续存在了。当我们转方式着力解决好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补短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防风险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实现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转变。所谓低代价发展,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以最优质态、最佳量度、最良序化,在合理目标范导和最优模式驱动下,沿着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发展。低代价发展的独特品质在于将实现进步的至上性和抑制代价的紧迫性有机统一了起来,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又在调控着代价,实现着发展收益与代价付出的良性逆向互动,这样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使其成为了我们实现“强起来”的不二选择。
在发展的生态保障上,出现了由人与自然分割对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人类文明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相继经历了黄色发展、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阶段。当前,一方面,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追求绿色发展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绿色发展,就是要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追求“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相统一、今天发展与明天发展相统一。
在发展的国际环境上,出现了由专注国内发展向同时兼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转变。过去,我国社会生产落后,综合国力不强,我们的策略是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埋头内政,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就有了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联系起来的条件和能力,我们就要在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积极追求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我国社会发展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重大变化,一个根本的客观依据,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两个根本属性:其一是人民性,这一点和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一致；其二是系统性或整体性,如“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一个包括着物质文化需要在内的内涵丰富的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更为关键的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直面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直接关涉到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关联性。因此,要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的追求。其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由此引伸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此,在发展的境界上,就要实现由物化发展向美化发展的转变,即要追求一种具有美学意义和美化色彩的发展,通过这种品质的发展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其二,要设法告别要素性发展模式,尽力追求全面协调的整体性发展。这种整体性发展,显然是一种具有更高质量和效益、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关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对高代价的克服和对低代价的追求。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有着丰富的内涵、多样的表现和深远的意义,我们对新时代可以做多角度的把握和解读。基于发展学的视角分析,在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在和将要呈现出七个方面的积极而重要的变化。
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由“物”到“人”再升华到“人民”的转变。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自然包括着人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但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或多或少受到了“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认识论上,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上,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发展的结果上,主要着眼于经济产值和人均指标的变化或增加。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在促进了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带来了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发展代价”,如造成了发展内涵上的一维化、发展评价尺度上的单面化、发展结果上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不良后果。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开启了我国发展的新追求。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由“物”到“人”再升华到“人民”,我们的发展价值趋向更加清晰明确,也更加科学合理。换言之,当我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 的时候,我们的发展就在人民主体性和利民性原则的视界内,获得了价值品质的先进性和实践选择的必然性。
在发展的境界上,出现了由物化发展向美化发展的转变。过去,受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低下的生活水平制约,人们在发展中主要满足物质性的需求,由此造成了人们在实践中对物质功利的过度关注和追求,以至于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拜金主义盛行。事实上,当我们在物质上渐渐富起来之后,产生新的、更高的如创美、审美等方面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美丽世界”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完全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打量和观照中国的发展及世界的变化。创美和审美对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美具有解放性、平等性和怡情性等功能,它能把人从沉重、苦闷、枯燥的物质生活中超脱出来,使人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审美活动还能消除人与人之间在现实中的差别,实现人们在精神层面上的平等性；审美活动通过快乐、愉悦、自豪、向往等心理体验,使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审美交流”中获得激动和兴奋,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意义,从而使麻木、乏味的物质人或经济人向全面发展的审美人升迁和转化。
在发展的形态上,出现了由单一片面的要素性发展向全面协调的整体性发展的转变。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发展基本上都是一种要素性发展。这种要素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构成系统的某一要素或部分的发展绝对化、唯一化,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片面化、失调化的态势；其二,把构成动态的社会系统的某一发展阶段--主要是指现阶段,绝对化、唯一化,从而导致只重当前而忽视未来的不可持续化的发展现象。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整体性发展趋势明显。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诉求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整体性发展的追求或期盼；我们在实践中的一系列做法,包括转方式、调结构、去产能、提效益、补短板、求充分、重公平、防风险等,也都是整体性发展的具体要求或做法,是我们“着力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性”的表现。总之,十八大以来,我国整体性发展的理念正在形成,整体性发展的态势正在显现。所谓整体性发展,是指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静态的要素间(如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等)和动态的阶段间的关联性发展。从内容上看,整体性发展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子内容或“子发展”:基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基于关系角度的和谐发展；基于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或领域角度的协调发展；基于纵向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而无论是横向的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还是纵向的可持续发展,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整体性发展就其灵魂和核心而言,体现为一种共享发展,即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发展的内涵上,出现了由重速度、重规模向重质量、重效益的转变。过去,受温饱问题的压迫,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快不快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注重“量”的扩张,忽视“质”的提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所推动的粗放型发展,许多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增长、高强度投入、粗放式生产的经营模式,使得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在内涵上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即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而要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则必须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或载体；只有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才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正确方式。
在发展的代价上,出现了由发展与代价同步增长的高代价发展向发展与代价逆向互动的低代价发展的转变。从发展哲学的角度看,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存在着深刻的代价规律,历史进步总是在代价的付出和扬弃中实现的。换言之,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以往我国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种高代价发展,虽然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成就巨大,但却出现了发展成本高投入、消极后果严重化的“伴生”现象。新时代再也不能允许这种高代价发展的现象继续存在了。当我们转方式着力解决好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补短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防风险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实现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转变。所谓低代价发展,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以最优质态、最佳量度、最良序化,在合理目标范导和最优模式驱动下,沿着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发展。低代价发展的独特品质在于将实现进步的至上性和抑制代价的紧迫性有机统一了起来,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又在调控着代价,实现着发展收益与代价付出的良性逆向互动,这样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使其成为了我们实现“强起来”的不二选择。
在发展的生态保障上,出现了由人与自然分割对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人类文明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相继经历了黄色发展、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阶段。当前,一方面,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追求绿色发展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绿色发展,就是要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追求“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相统一、今天发展与明天发展相统一。
在发展的国际环境上,出现了由专注国内发展向同时兼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转变。过去,我国社会生产落后,综合国力不强,我们的策略是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埋头内政,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就有了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联系起来的条件和能力,我们就要在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积极追求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我国社会发展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重大变化,一个根本的客观依据,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两个根本属性:其一是人民性,这一点和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一致；其二是系统性或整体性,如“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一个包括着物质文化需要在内的内涵丰富的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更为关键的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直面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直接关涉到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关联性。因此,要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的追求。其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由此引伸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此,在发展的境界上,就要实现由物化发展向美化发展的转变,即要追求一种具有美学意义和美化色彩的发展,通过这种品质的发展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其二,要设法告别要素性发展模式,尽力追求全面协调的整体性发展。这种整体性发展,显然是一种具有更高质量和效益、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关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对高代价的克服和对低代价的追求。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