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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着重从个体的角度探讨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可能性。作者熊培云纵横穿梭,从广泛的现实与历史中裁取物料,挥鞭舞剑,从逻辑出发展开思辨之锋；亦手抚柔词,经由深入个体心灵的悲欣,抵达宽阔无垠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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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
□ 嘉琦 整理
美好动物
我上大学那年,弟弟只有六岁。第一次放寒假,我带回了一个单放机和几盒磁带。有一天早上,弟弟钻进了我的被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梁祝》,于是就取下耳机罩住他的耳朵。那是弟弟第一次听世界名曲,我至今未忘他满脸神奇的惊喜。虽然弟弟只会说“真好听啊!”,但我知道这幼小的生命在那一刻被美好的东西打动了。
《梁祝》为什么好听?六岁的弟弟答不上来,现在的我也一无所知。这世界上有些美妙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怀念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或者黄昏。
人生如借,所幸还有音乐。音乐是我在人间经历的最奇妙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真正创作或者拥有过任何一首歌曲,但那些美好的音符一直在精神上养育和丰富我。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牺牲与欢喜,直接通向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正是基于深藏人心中的美的激情。
小泽征尔曾说过,《二泉映月》这支曲子他必须跪着听。而《如歌的行板》也让托尔斯泰潸然泪下。有关这两部作品的经典诠释是它们演绎了人类苦难的灵魂。然而,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列不出一个公式来向读者解释他为何会热爱这种悲怆之美。
人终究是一种美好动物,这是我唯一可以断定的。所以,人总是沉浸于搜集并赞美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而如果有志同道合者,他还要追求美丽新世界。
玫瑰之名
中学时有幸读过几篇小说,时常对未来的写作担忧。为什么那些作家能够说出许多花草树木的名字,而我甚至连真正的玫瑰都不曾见到。虽然听人谈起过“红玫瑰”与“黑牡丹”,印象中那也都是留给女特务的代号。
许多人把玫瑰当作爱情的象征。当我开始在城里生活,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了玫瑰不同寻常。我学法语时听皮雅芙的“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其中有一句歌词——“Les ennuis, les chagrins trépassent. Heureux, heureuxàen mourir”,翻译过来就是烦恼忧伤全消逝,幸福幸福直到死。
的确,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也会芬芳如故。只要生活是美好的,未必一定要用玫瑰来描绘它。
相较于爱情,我更愿意将玫瑰虚指为一种优雅而美好的生活。玫瑰有自然之美,而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激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接到这个世界上,也莫名其妙时而满心欢喜。正如安杰勒斯·西莱修斯所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
愤怒的草鞋
而作为美好生活的隐喻,玫瑰也是多灾多难。回顾历史,不仅施害者的铁蹄会践踏玫瑰,使之香消玉殒；同样可悲的是,受害者还要穿着自己不幸的草鞋,去践踏心底最后的玫瑰。
举例说,当外敌入侵,如果还有人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许多人相信,在国家遭难之时维持风雅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想起有关梁实秋的一段公案。1938年,梁实秋为自己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了一篇编者按,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很快,这一番肺腑之言招致了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攻击,而消极抗战的罪名让梁实秋从此背负了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在报刊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梁实秋并非不主张抗日,而是站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立场想象另一种可能,即在追求政治的独立之外,还要须臾不离不弃文学的审美价值。梁实秋没有否定枪炮在保家卫国时的立竿见影,但他同样试图保卫中国人生活中的玫瑰。这非但不是投降主义,反而是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日常的抵抗来维护一个文明人的自尊。
幸福未央
当巨大的苦难降临,全民皆兵所带来的抗暴美学难免令人感动。但若以此压倒一切,凡不全力抗暴者则必被贬斥,这也暗含着某种自暴自弃。
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曾有所谓的“孤岛繁荣”,生活其中的人们常被后方贬为“醉生梦死”。我虽然理解批评者的心情,但就此彻底否定当年上海人的生活,亦未必公允。相较同归于尽的焦土抗战,上海的孤岛繁荣其实也为中国人留下几束沧桑玫瑰。或者说,刺刀之下,国土虽已沦陷,但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心并没有被征服。
同样,偏安于两千公里之外的云南也在努力承继文明的血脉。作家鹿桥在《未央歌》里纪录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那是中国在抗战时期最动人的篇章,也藏着我关于世间最美好大学的所有想象。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童孝贤与蔺燕梅等少男少女之间的纯洁友情,还有南国飘摇的雨水:
看雨景要在白天。看她跨峰越岭而来,看她排山倒海而来。看她横扫着青松的斜叶而来,看她摇撼着油加利树高大的躯干而来。再看她无阻无拦,任心随兴飘然而去。听雨要在深夜。要听远处的雨声,近处的雨声。山里的泉鸣,屋前的水流。要分别落在卷心菜上的雨,滴在沙土上的雨,敲在纸窗上的雨,打在芭蕉上的雨。要用如纱的雨来滤清思考,要用急骤的雨催出深远瑰丽的思想之花,更要用连绵的雨来安抚颠踬的灵魂。
以及春色如洗,随处可见的玫瑰:
每年花开的时候,不论晨晚,雨晴,总有些痴心的人旁若无人地对了这美景呆呆地想他自己心上一些美丽而虚幻的情事。只要这些花儿不谢,他们的梦便有所寄托。这些花与这些梦一样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他们所爱护的。因此他们不用禁止,而人人自禁不去折花。
正是因为人世间还有这般锦绣温润的生活,人生才值得期盼,而和平也才有意义。
理性与天性
人们经常用理性把天性代替了,实际上这两个都很重要。理性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中国人很早就有研究,荀子就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那人为什么能够驭马驭牛呢?人跑起来不如马跑得快、不如牛的力气大,但为什么人能够驾驭马和牛呢?荀子的回答就是,人能群也,人是能够彼此合作的。有的动物也可以合作,比如蜜蜂和蚂蚁。但是它们不是有意识的,也就说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而人是有选择的、有目标的,事先可以定一个目标,往那个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承担某种责任、采用某种方法,跟他人分工协作,从而取得最大的效益。
如果关心自己的利益是罪恶,那人活着本身就是罪恶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一套理论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了政界或是商界,是不同的选择:如果他进入了商界,大家会本能地认为商人就该唯利是图。但如果这个人进了政界,依然唯利是图,他就是不正当的。布坎南获诺贝尔奖的时候,获奖演说词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官僚不是天使”。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他施政之前应该设定规则。规则一方面可以把官员、权力的边界划分清楚,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务人员和权力的保护。
《慈悲与玫瑰》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 嘉琦 整理
美好动物
我上大学那年,弟弟只有六岁。第一次放寒假,我带回了一个单放机和几盒磁带。有一天早上,弟弟钻进了我的被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梁祝》,于是就取下耳机罩住他的耳朵。那是弟弟第一次听世界名曲,我至今未忘他满脸神奇的惊喜。虽然弟弟只会说“真好听啊!”,但我知道这幼小的生命在那一刻被美好的东西打动了。
《梁祝》为什么好听?六岁的弟弟答不上来,现在的我也一无所知。这世界上有些美妙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怀念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或者黄昏。
人生如借,所幸还有音乐。音乐是我在人间经历的最奇妙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真正创作或者拥有过任何一首歌曲,但那些美好的音符一直在精神上养育和丰富我。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牺牲与欢喜,直接通向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正是基于深藏人心中的美的激情。
小泽征尔曾说过,《二泉映月》这支曲子他必须跪着听。而《如歌的行板》也让托尔斯泰潸然泪下。有关这两部作品的经典诠释是它们演绎了人类苦难的灵魂。然而,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列不出一个公式来向读者解释他为何会热爱这种悲怆之美。
人终究是一种美好动物,这是我唯一可以断定的。所以,人总是沉浸于搜集并赞美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而如果有志同道合者,他还要追求美丽新世界。
玫瑰之名
中学时有幸读过几篇小说,时常对未来的写作担忧。为什么那些作家能够说出许多花草树木的名字,而我甚至连真正的玫瑰都不曾见到。虽然听人谈起过“红玫瑰”与“黑牡丹”,印象中那也都是留给女特务的代号。
许多人把玫瑰当作爱情的象征。当我开始在城里生活,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了玫瑰不同寻常。我学法语时听皮雅芙的“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其中有一句歌词——“Les ennuis, les chagrins trépassent. Heureux, heureuxàen mourir”,翻译过来就是烦恼忧伤全消逝,幸福幸福直到死。
的确,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也会芬芳如故。只要生活是美好的,未必一定要用玫瑰来描绘它。
相较于爱情,我更愿意将玫瑰虚指为一种优雅而美好的生活。玫瑰有自然之美,而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激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接到这个世界上,也莫名其妙时而满心欢喜。正如安杰勒斯·西莱修斯所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
愤怒的草鞋
而作为美好生活的隐喻,玫瑰也是多灾多难。回顾历史,不仅施害者的铁蹄会践踏玫瑰,使之香消玉殒；同样可悲的是,受害者还要穿着自己不幸的草鞋,去践踏心底最后的玫瑰。
举例说,当外敌入侵,如果还有人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许多人相信,在国家遭难之时维持风雅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想起有关梁实秋的一段公案。1938年,梁实秋为自己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了一篇编者按,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很快,这一番肺腑之言招致了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攻击,而消极抗战的罪名让梁实秋从此背负了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在报刊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梁实秋并非不主张抗日,而是站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立场想象另一种可能,即在追求政治的独立之外,还要须臾不离不弃文学的审美价值。梁实秋没有否定枪炮在保家卫国时的立竿见影,但他同样试图保卫中国人生活中的玫瑰。这非但不是投降主义,反而是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日常的抵抗来维护一个文明人的自尊。
幸福未央
当巨大的苦难降临,全民皆兵所带来的抗暴美学难免令人感动。但若以此压倒一切,凡不全力抗暴者则必被贬斥,这也暗含着某种自暴自弃。
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曾有所谓的“孤岛繁荣”,生活其中的人们常被后方贬为“醉生梦死”。我虽然理解批评者的心情,但就此彻底否定当年上海人的生活,亦未必公允。相较同归于尽的焦土抗战,上海的孤岛繁荣其实也为中国人留下几束沧桑玫瑰。或者说,刺刀之下,国土虽已沦陷,但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心并没有被征服。
同样,偏安于两千公里之外的云南也在努力承继文明的血脉。作家鹿桥在《未央歌》里纪录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那是中国在抗战时期最动人的篇章,也藏着我关于世间最美好大学的所有想象。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童孝贤与蔺燕梅等少男少女之间的纯洁友情,还有南国飘摇的雨水:
看雨景要在白天。看她跨峰越岭而来,看她排山倒海而来。看她横扫着青松的斜叶而来,看她摇撼着油加利树高大的躯干而来。再看她无阻无拦,任心随兴飘然而去。听雨要在深夜。要听远处的雨声,近处的雨声。山里的泉鸣,屋前的水流。要分别落在卷心菜上的雨,滴在沙土上的雨,敲在纸窗上的雨,打在芭蕉上的雨。要用如纱的雨来滤清思考,要用急骤的雨催出深远瑰丽的思想之花,更要用连绵的雨来安抚颠踬的灵魂。
以及春色如洗,随处可见的玫瑰:
每年花开的时候,不论晨晚,雨晴,总有些痴心的人旁若无人地对了这美景呆呆地想他自己心上一些美丽而虚幻的情事。只要这些花儿不谢,他们的梦便有所寄托。这些花与这些梦一样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他们所爱护的。因此他们不用禁止,而人人自禁不去折花。
正是因为人世间还有这般锦绣温润的生活,人生才值得期盼,而和平也才有意义。
理性与天性
人们经常用理性把天性代替了,实际上这两个都很重要。理性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中国人很早就有研究,荀子就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那人为什么能够驭马驭牛呢?人跑起来不如马跑得快、不如牛的力气大,但为什么人能够驾驭马和牛呢?荀子的回答就是,人能群也,人是能够彼此合作的。有的动物也可以合作,比如蜜蜂和蚂蚁。但是它们不是有意识的,也就说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而人是有选择的、有目标的,事先可以定一个目标,往那个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承担某种责任、采用某种方法,跟他人分工协作,从而取得最大的效益。
如果关心自己的利益是罪恶,那人活着本身就是罪恶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一套理论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了政界或是商界,是不同的选择:如果他进入了商界,大家会本能地认为商人就该唯利是图。但如果这个人进了政界,依然唯利是图,他就是不正当的。布坎南获诺贝尔奖的时候,获奖演说词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官僚不是天使”。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他施政之前应该设定规则。规则一方面可以把官员、权力的边界划分清楚,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务人员和权力的保护。
《慈悲与玫瑰》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