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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2018-01-12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王尽美主编《晨钟报》的木质印模与报样。
  1921年7月中旬,这位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儿、绰号“王大耳朵”的山东汉子,与邓恩铭一起,奔赴上海,与其他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登上红船,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之后,将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
■ 周末人物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1918年,春末夏初,一位绰号“王大耳朵”的青年从北杏村出发,去寻找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每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到结尾处,他总感到荡气回肠。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吕光玉 
编者按
  97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今天,在中华大地上,沿着这些先辈砥砺前行的信仰之路,追寻他们的足迹,触摸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脚踏实地践行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将血肉之躯、信仰之坚熔铸成鲜红印章,加盖在时代的答卷上。
  本报今天开始在周末人物版和往事发现版开设“红色记忆·不忘初心”专栏,敬请读者关注并提供新闻线索。
  100年前,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市)的冬天,霜厚冬意浓。
  在村子中心街南头,王尽美一家窝居在地主家的两间小偏房里。20岁的他,靠租种地主家的几亩薄地,养活着小屋里的祖母、母亲和媳妇儿。低矮的土炕旁,支着锅台。炕膛里的木柴和树叶,是母亲她们在村前南岭上一点点捡回来的。
 “砥砺学行,殚心国事”
  朔风中的茅草屋里,在白天,仅借着阳光取暖。劳累了大半年的王尽美,终于得闲读书了。三年前,他高小毕业,一直在家参加劳动。
  随着年龄和体力的增长,王尽美成了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劳动繁重,负担沉重,家境困苦,但他一有时间就孜孜不倦地借书攻读。
  对王尽美来说,上学是奢侈的。“他父亲穷得没有名字,人称王五。他出生前四个月,父亲撒手离世。这样的家庭条件,本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但他八岁那年,本村地主见山堂家请了一位先生,为九岁的儿子祥儿设塾启蒙,同时还想找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他母亲听说后托人说情,才使他有了读书的机会。”诸城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海涛介绍道。
  塾师先生见他生得耳大面方,天庭饱满,认为有贵人之相,又听说他出生时红光满屋,便给他起了个学名“王瑞俊”,字灼斋。可惜不到一年光景,祥儿夭折,小瑞俊失学。
  一年之后,小瑞俊又有了给另一家地主的孩子——春儿陪读的机会。可不到半年时间,春儿也因患了和祥儿一样的急症不治身亡。一时间小瑞俊被不少愚昧的村里人传成能“妨”人。
  失学务农的王瑞俊,饱尝生活艰辛。好在三年后,北杏村设立了村塾,才使他重新入学就读。由于品学兼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免去了他的学费,还指定他为大学长。
  一年之后,考上了枳沟乡高级小学的王瑞俊依然出类拔萃。他的老师王新甫先生,毕业于济南法政学堂,给王瑞俊灌输了不少新思想。
  王新甫还介绍和推荐了进步书籍报刊,如《天演论》《革命军》《民报》等,使王瑞俊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开始萌发民主主义思想和救国救民的志向。
  天资聪颖的王瑞俊是学习的多面手。王新甫老师笛子吹得很好,曾教他吹过《满江红》和《苏武牧羊》等曲目。他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和演戏,成为北杏村农民戏班子里的主角。他的书法也相当俊逸,并以才思敏捷、擅写文章闻名乡里。在由晚清进士庄陔兰编修的《重修莒志》中,如是记载:“王尽美……家贫苦学,弱冠入济南第一师范。砥砺学行,殚心国事。”
  高小毕业后,王尽美扛起养家的重担,家中生活略有好转。可受压迫受剥削的贫穷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想着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趴在土里的同胞,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在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等消息,偶尔传到闭塞的北杏村,王尽美朦胧地感到,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剧烈变化中,自己应进一步深造,探求真理,有所作为。悄然间,他决定离开家乡,到济南继续求学。
  可当他提出去济南求学的要求时,却遭到家人的反对。在那兵荒马乱的世道,王家三代单传的他要离开家乡,只身到五六百里外的地方去,家人怎能放心。王尽美只好耐心地解释,反复恳求,家人终于同意。
 “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8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南岭绿意盎然。临行之前,王尽美登上村前的南岭,俯瞰家乡的大好河山,赋诗一首,以抒胸臆:“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海拔三五十米高的丘陵小山——南岭,在王尽美眼中,要洗心革面成“乔有山”,即要将之乔迁为劳动人民所有。百年时光,衔枚疾走。记者再次登顶乔有山,北杏村已天翻地覆,红瓦灰墙的整齐民居铺展在山之北麓,百姓安居乐业。只是,再也看不到村口那个背起简单行囊去闯天下的年轻人的背影……
  告别依依不舍的家人,王尽美意气风发地奔赴济南。那时的济南,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铁蹄蹂躏下,到处残垣断壁、商业萧条;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劳动人民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为活命奔忙不息……这让刚刚升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再次陷入深忧。
  奔着“师范”而来的王尽美,本希望师范里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发达教育的孢子,将来能把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可到校后,王尽美被老师摁在教科书、讲义中,却于“教育”二字并不顾及。
  沧海横流,有舟者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使王尽美那忧国忧民、苦闷彷徨的心胸豁然开朗。他开始意识到,当时时代条件下,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操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客的手中,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救国救民是无济于事的,也决不是青年学生应走的道路。
  王尽美决心走出课堂,奔向社会,把读书同革命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自己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他欣喜若狂地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中。
  1919年5月中旬,王尽美从济南回故乡。与在诸城县枳沟乡高级小学一年级读书的王蔚明,谈起省城的新闻。
  “尽美同志说,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样,响应北京学生的呼吁,已经组织起学生会来。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发展成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共同行动。”
  同时,王尽美将到诸城后,得到当地教育界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顺利开展工作的情形,向王蔚明说了一遍。
  “尽美同志还对我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大意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出现了无数个‘小皇帝’。他们争权夺利,连年内战,生灵涂炭更甚于前。人们要想得到民主、和平和幸福,就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只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才能复兴……”
  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王蔚明,听了王尽美一席话,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思想起了大翻身”
  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王尽美,暑假后升入省立一师本科第十班学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尽美的思想有了飞跃。新学年开始不久,他联络省立一中学生邓恩铭和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闹了一次学潮,要求撤换昏庸反动的校长。
  结果,换汤不换药。新上台的校长,仍维护腐败的旧教育制度。通过这次斗争,王尽美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绝不是撤换几个校长所能彻底改变的。只有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才能改变旧教育。
  五四的劲风吹到泉城,鼓动着思想的萌芽。当时,文化运动的空气充满全国。北京、上海新的出版物总有数百种之多,而所销册数在十万份以上。而济南直到1919年9月,由省议会的王乐平和进步教师等组织成立齐鲁书社,大力推广介绍有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出版物后,状况才很快有了改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教育》等杂志在济南的销售数都达到了百份左右,新出版物在济南每月的销售量达到千份以上。
  “我在五四运动前,思想还是顽固,爱读古书;五四运动中,受到感动;五四后,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新青年》。记得我第一篇看的是陈独秀的论‘新青年’,使我的思想起了大翻身,产生绝对反对旧东西的思想。”与王尽美同为一师同学的延波真曾回忆说,“我们从报刊上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从军阀侮辱共产党的布告中,知道中国也有共产党,但不知道去哪儿找共产党。”
  此时的王尽美,在一师策划上演胡适所写话剧《终身大事》。接着,他又组织演出新村政《芙蓉镜》,是学生改革村政的故事。
  搭乘齐鲁书社的顺风车,马克思主义在山东落地生根。齐鲁书社着重介绍、推销《俄国革命史》《辩证法研究》《社会科学大纲》及《新青年》《莽原》等刊物。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经常到齐鲁书社借阅、购买进步书刊,探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时代越乱,主义越纷杂。五四运动后的济南,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思想界比较活跃。既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也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的宣传,青年人的信仰在左右摇摆中,迅速变化着。
“必是赤旗的世界”
  王尽美吃下定心丸的时间,在1920年。这年年初,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党员罗章龙回忆道。
  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尽美刻苦攻读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在此之前,由于看到请愿团几次赴京的失败遭遇,他曾认为一切政府都是坏东西,出于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反动政府的无比憎恨和不满,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崇拜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澎湃,王尽美通过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听到了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呼声,开始追随马克思主义。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多次阅读《共产党宣言》,每到结尾处,总让王尽美荡气回肠。他认识到,穷人所以穷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依靠“教育救国”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暗杀都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走上光明灿烂的前程。于是,他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夏秋之际,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济南,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Communist,现译共产主义)学会,以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继而研究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同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函邀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把来函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这年秋天,共产国际代表之一杨明斋从上海回平度老家省亲,路过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商建党一事。
  同时,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励新学会,广泛吸收群众,于1920年11月21日,在商埠公园大厅成立励新学会。
  “励新”,寓有以新思潮互相砥砺之宗旨,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谈话会,举办讲读会,发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主义犹如一面旗帜
  当时,与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参与山东党组织初创的,还有育英中学的老师、诸城人王翔千。“父亲在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度过的时间较长,他对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的矛盾认识得更清楚,感受得更深刻一些,革命的立场较之某些青年人更为坚定。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最彻底、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劳动人民是革命必须依靠的力量。他自己改号‘劬园’,就是尊崇劳动神圣的意思。所以他和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等最为志同道合。”王翔千的子女曾撰文回忆。
  王尽美和王翔千亲如家人。“他经常到我家聚会密谈,以至曾经引起母亲的怀疑不安。她有一次向祖母反映:‘那个大耳朵的天天来,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有什么背人的事。’她哪里知道这是在筹划有关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大事。”王翔千的大女儿王辩曾回忆道。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王尽美,开始将其转化为实践指南。自1920年10月起,他接连发表数篇文章,讨论师范、乡村和女子教育问题。
  在11月初的《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一文中说,“我以为师范功课,最好自预科起,就把关于教育的书籍,完全添入,如《平民教育的意义》《乡村教育》《教育原理》。教育哲学、小学组织法、小学教授法、国音学、儿童心理学……和旁的科学相提并进,由浅入深,久而久之,自能领会贯通。将来办学,自不会与现在师范毕业生同一结局。”
  在《励新》杂志首期中,他写道,“近来,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便与前大不相同了。大多数青年,已经有了觉悟,便觉着老实读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关系,非常重大,已注意到这上头,便对于从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了不满意,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
  建立励新学会,对王尽美来说,是一种组织生活的历练。这里不仅仅有人的聚集,更是主义的结合,主义犹如一面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21年春,杨明斋再次路过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再次共商建党一事。紧接着,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及印刷工人王复元等,发起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那时党组织的运行在地下进行,王尽美时作小学教师装扮,皂鞋白袜,长衫礼帽,彬彬君子,似有学究气。
  1921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王尽美领着一群青年学生,来到千佛山下的一片小树林里,围坐在嫩绿的草地上。他们静听王尽美讲中国的前途命运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正当学生听得入神之时,从东北角突然来了一群武装警察,为首的还挎着指挥刀。学生一阵骚动。王尽美却十分沉着冷静,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对大家说:“任何人不要动,还是听我一个人讲话。”随即他从容不迫地改换了话题,讲起唐诗。这样一来,同学们立时消除了紧张情绪,会场恢复了平静。
  待警察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学生在听老师讲古诗。“他讲得有声有色,连那些警察都听呆了,那个领头的用刀柄撑着下巴也听得入了迷,直到全诗讲解完,他们才不太情愿地陆续离去。事后,我和其他会员,无不赞赏王尽美同志的机智勇敢和指挥若定的出众才华。”育英中学学生、曾参与励新学会的周仲千回忆道。
向光明路上去寻人的生活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甫一建立,其成员便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产业工人。
  王尽美来到铁路大厂的“红房子”公所介绍苏俄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交朋友。王尽美、王荷波还在公所组织了工友学习班,发了石板、石笔,教工人们识字读书,发现并培养了多名工人骨干分子,并派李广义、黄锦荣去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学习。他们回到济南,迅速向王尽美和王荷波汇报了参观学习的情况。
  同年5月,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王尽美与他人共同起草的宣言中,声明创办周刊的目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
  在王尽美的亲自指导下,1921年6月上旬,以红房子公所为基础,成立了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组织。
  随后,在北大槐树和中大槐树办起了四处工人夜校,吸收300多名进步工友参加。一年之后的1922年6月18日,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企业工会组织。从此,“铁路大厂”的工会组织成了山东省、济南地区工人运动的排头兵和风向标。
  “红房子”孕育出的红色火种,不仅点燃了济南、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还影响和推动了津浦铁路沿线工人运动的进程。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名,而“铁路大厂”就有16名,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
  1921年6月底,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见到前去上海筹备中共一大的张国焘。“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张国焘曾如是回忆。
  此时,王尽美与王用章(后叛变)同居一室,共度艰苦生活,在艰苦中开展工运。奔波终日,不得饱食。有时日食一餐。在这样的生活中,经常奔走群众中间,以身作则,领导群众积极工作。有时遭受意外打击,亦不灰心。“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实在值得后人效法。”王用章在三十多年后曾供述。
  1921年7月中旬,这位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儿、绰号“王大耳朵”的山东汉子,与邓恩铭一起,奔赴上海,与其他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登上红船,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之后,王尽美将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