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50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到达山东。行前,毛泽东希望全体同志到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像松柏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他们谨记领袖的嘱托,让红色思想在王庄扎下了根,让抗日的火种燃向全山东。
王庄:山东抗战军民注目的焦点
2018-01-10
于岸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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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教堂 田宝宗 郭力源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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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兰老人 于岸青 摄 |
■ 红色记忆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按中央的部署,1938年4月末,郭洪涛率50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赴山东抗日前线。行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同志。毛泽东希望同志们到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像松柏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静谧的小山村沂水县王庄来了许多人,他们穿着一样的灰衣服,骑着大马,在村里的天主教堂出入。几天后,随着大批人马的到来,王庄人逐渐明白了:他们是八路军,而且是“大干部”。
几乎同时,也是一个夜晚。张经武、黎玉率领的200多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三个月千里迢迢的行军,到达了距王庄五六十里的岸堤,与郭洪涛领导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会合。几天后,红军干部工作分配完毕,其中大部分人跟随省委移驻到了王庄。
党史记载: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成立。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指挥部驻王庄。1939年1月1日,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水王庄创刊。
这密集发生的一系列影响山东革命历史进程的大事,均在沂水王庄教堂里完成。自此,沂水王庄成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山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山东3800万人民注目的焦点。
红色思想扎根王庄
2017年11月,记者采访了王庄村年龄最大的党员朱凤兰。问她是否记得当年的事?她说:“记得。俺14岁那年年底,村东边的天主教堂大院里,来了一批干部和几支军队。”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王庄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从一个农村姑娘成为了妇女主任。王庄村从一个普通地图上可能没有标识的小村,变成了“王庄时期”山东抗战的中心。
山东分局在王庄驻扎下来后,马上以王庄为中心,开始联系和发动群众。老百姓们很快就知道这是打鬼子的部队,而且这些干部及军队和蔼可亲,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吃煎饼,穿布鞋,还教他们识字学文化,很快他们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周围的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庄有大干部,大干部都坐在老百姓的炕头上。”
分局妇女委员会组织起了识字班,朱凤兰当选为识字班班长。从那以后,朱凤兰就出入于这座教堂,为工作人员摊煎饼、做鞋,忙得不亦乐乎。
已经92岁的朱凤兰讲起那个时候的“任务”,说累也不觉得:“鬼子在这儿的时候,都抢光、杀光、烧光,人都不保证了。哪怕解放了俺喝粥,累死也情愿啊。”
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对朱凤兰们的工作也有所报道。例如1939年4月29日以本报特讯的形式报道:“沂水四区(王庄当时被划在沂水四区)各救亡团体,为对英勇杀敌长途跋涉来鲁南领导抗战之五一军表示敬意,特发起募捐慰劳运动。此项运动由自卫团、妇救会、职工会、儿童团等各方奔走努力,已具相当成绩。闻现已募得鸡子七八百,法币若干元(或将购买物品),其他毛巾袜子等极多,准备即日前赴慰劳。并印发‘告五一军全体将士书’以表示对五一军全体将士之要求与希望云。”
1939年5月13日报道:“沂水四区王庄乡妇女救国团,为了慰劳前方将士加强军民合作起见,特发起募捐慰劳运动,各庄分头募捐,共计募捐大洋十九元五毛,鸡子九百四十八个,现正准备分赴五一军等以示慰劳云。”
为把党的主张晓喻群众,山东分局将大多数干部组成民运工作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播撒火种。张经武亲自来到马头崖村开展群众工作,把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与同伴们一起设计并手绣的一面党旗,交给了村里的货郎刘洪秀。张经武嘱咐党员刘洪秀,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把党的主张宣传出去。刘洪秀以走村串户卖货作掩护,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
刘洪秀先在自己的亲人中发展党员。刘洪秀的五子刘兆生告诉记者:“我父亲是1938年2月份入的党。我父亲叫他(张经武)张总指挥,不知道是什么干部。他给父亲这面党旗之后,那时候还没有公开,父亲就秘密地开始发展党员,其中有俺三舅、俺四舅、俺姨夫、俺三叔、俺妈,都成了党员。那时候要保护这个党旗,可以说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就把这面党旗放到俺姥娘家杨家岳,在山那边。可能有坏人告密,把俺姥娘家的房子给烧了,俺三舅设法把这面党旗保护了下来。”
在日军经常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在不停地制造摩擦的情况下,刘洪秀对党的信仰却愈加坚定。他冒着危险,怀揣着党旗,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抗战决心,让老百姓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心系百姓安危、能让老百姓翻身解放的组织。到1939年底,在马头崖及周边的几个村,刘洪秀发展了54名党员。之后,刘洪秀把党旗完好无损地保存了50年。
大众日报的印刷所从小峪村迁来时,就选择了距王庄八里路的云头峪。这里与马头崖村一山之隔,隐蔽性好,距离编辑部不算远,最主要的是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好,整个抗战期间村里没出过一个汉奸。入党不久的牛庆龙成了村支部的负责人,他的新婚妻子刘茂菊娘家是马头崖美家坡人,是刘洪秀的堂妹。为办喜事,举全家之力盖的新房,是当时云头峪村最好的房子,刘茂菊主动腾出来,给报社当了装印刷机的厂房,红色的《大众日报》创刊号就是从这间“最好的房子”里印出来的。
正是谨记领袖毛泽东的嘱托,依靠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信任,让红色思想在王庄扎下了根,让抗日的火种燃向全山东。到1939年6月,山东分局领导下在全山东开辟了9块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3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到1939年底,山东纵队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1万余人,收复城镇20座。山东八路军达到近6万人,党员总数发展到5万余人。
《大众日报》推出太河惨案专版
从朱凤兰家出来往南不远,就是王庄教堂,现在这里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纪念馆”。高高的尖状塔楼,即使是在今天也很突出,仍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
王庄地处偏僻,距沂水县城有近百里,四周环山,风景优美,民风古朴,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被德国传教士相中,李希霍芬在其《山东及其门户——胶州》中对此记述:“同年(1882年)8月间,圣言会又在……沂水县王庄建立了分驻地,那里的人民温顺随和。”
德国传教士在此经营数年,出资建起了王庄教堂。建成后的教堂,呈现典型哥特式的风格,高高的拱顶,长长的花窗,在一片低矮草房之中忽现出一个长39米、宽17米、高26米、总面积为669平方米的庞然大物,以及数百间房的建筑群落。教堂陆续办起了两所寄宿学校,一个修女院,一个教授编织手工工艺的技工学校,“更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拥有800亩土地,出租给佃户。王庄教会还有自卫武装……”德国传教士是把这里当做传教的基地来经营的。
山东分局进驻后,传教士与分局两不相扰。郭洪涛、张经武和黎玉都住在这里。
旧址大院里,有块方正的石头格外引人注意,这就是1939年罗荣桓飞马到王庄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下马石。
分局成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挺进山东。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3月1日到达鲁西郓城地区,3日晚即打响了樊坝战斗,歼伪军500余人,八路军声威大振。樊坝战斗后不久,罗荣桓即带一个骑兵排,从泰西出发,飞马向沂水王庄疾驰。因为罗荣桓身负着另一项重要使命:受中央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罗荣桓一行到达王庄,马上向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主要领导传达了会议精神,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为把中央精神尽快贯彻下去,分局还在王庄教堂内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议。参会人员较多,会场设在能容纳千人左右的教堂里。山纵组织部的同志特地把会场布置了一番,用布把教堂的神像遮盖起来,挂上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罗荣桓在报告中,着重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就在与会者联系山东的实际,热烈讨论罗荣桓的传达报告时,传来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秦启荣部的王尚志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名八路军山东纵队高级干部遇难。
听到太河惨案的消息,大家无比愤慨。罗荣桓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研究对策会议。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顽固派的屠杀和烈士的鲜血,证明了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反动罪行,绝不能示弱,必须坚决进行反击。
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并在罗荣桓同志参加下,作出了反击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首先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惨案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
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分局在王庄圣母山教堂广场,召开了太和惨案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主席说:“……今天开会为着追悼太河被难烈士。太河事件不仅是被难烈士的不幸,不仅是八路军的不幸,而且是整个中国抗战的不幸。”罗荣桓在会上发表讲话,揭穿了秦启荣放出的“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无耻谰言。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绝类似事件,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会后,罗荣桓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一同从王庄去太河镇所在的博山县境,察看了地形。随后罗荣桓返回泰西。
4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4月17日,创刊刚刚三个多月的《大众日报》在王庄推出两个整版的太河惨案专版,集中揭露惨案经过和事实真相。内容包括通讯《太河惨案真相》、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的通电,从惨案中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控诉,太河惨案被难烈士追悼大会速写等,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大众日报》对惨案的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消息传到党中央驻地延安,惨案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报记者的谈话中,痛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讲演,声讨反共顽固派,再次提到“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
4月20日,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等部队,在张经武、黎玉和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指挥下,向太河镇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将王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沂水之悦庄,山东纵队早有准备,又歼其一部。
太河事件之后,山东各区都开展了反对摩擦的斗争,给了山东各地顽固派一次沉重打击。
王庄遭日军大扫荡
6月2日,《大众日报》连发两条消息,报道梁漱溟于5月30日以中央战区党政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王庄。正逢当日分局召开纪念五卅运动14周年大会,梁应邀出席并讲话,“梁先生短衣便帽,精神亦烁,一片学者兼政治家的风度”。
发言中,梁漱溟表示:“我个人,以前在山东做事,有些熟人,这次来鲁就是要将抗战大势告诉大家,坚定大家信念,同时将考察所得报告中央。我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一为宣讲,一为调查,至于适才所说培养敌后方抗战力量问题,我只能负一少部分工作。”有意思的是梁虽然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但他说“这一路多蒙新四军及五一军队伍护送。入山东境后,又经过了定陶、菏泽、范县、寿张至张秋,都有各抗日部队护送,自此又经八路军同志护送过津浦线,遂辗转至此”。最后,他向与会者呼吁:“今天来纪念‘五卅’,就只有抗战到底!”
会前,梁漱溟与包括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在内的一众中共领导,在王庄教堂进行了热情交谈,“其中谈及将来如何开展山东民众运动问题。认为若不彻底发动民众运动,力求政治进步,对于坚持山东游击战争,必多困难”。
而《大众日报》出版的这一天,梁漱溟已经来到距王庄几十里的国民党省政府驻地蒙阴东里店。这里的繁华让从大后方重庆来的梁漱溟吃了一惊,经沈鸿烈着意经营建设半年的“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然而五天后的上午,日军自青岛出动15架轰炸机,分两批由北向南,越过凤凰崮,向崮前的省府办公地袭来。“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梁漱溟)赶到几天后就被敌机炸完。”
据沈玉彬的《日军轰炸东里店》所述,这次轰炸残酷异常。东里店东村的群众首先遭了殃,日机投下的是重型炸弹,大街上一棵五人合抱粗的古槐树被炸得沿树窝子“凿”下去一丈二尺深,地下水“咕嘟咕”地往外冒。油坊里千斤重的碾砣被炸得飞出村外,将两个行人砸死。轰炸中,《大公报》《国民日报》报馆被炸毁,死伤四五十人。沿街密集的电话线杆全被摧折,沿街两侧的商店和饭馆,被炸得墙倒屋塌,浓烟滚滚。那一天恰逢省儿童移动剧团的女团长高元结婚,好友王家秋等上门贺喜,十六七名剧团学生忙着帮她收拾新房,去三星饭馆包席招待宾客。不料,此时一颗炸弹落在院中,高元与丈夫鞠以芝和王家秋等五人被炸塌的墙坯砸死。翟家巷村民翟作荣一家八口被炸死五口,佃户张亮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均被烧死,当他目睹妻儿惨死的情景,哭喊着:“日本鬼子,你叫我活不成了!”
三天后的6月10日,村民还没有来得及将亲人的遗体全部埋葬,扫荡的日军又扑向了东里店。飞机扔下10颗凝固汽油弹,将东里店西村也烧成了一片焦土。有“小济南”之称的东里店4000多间房子化为灰烬。
此次轰炸中,共有306人被炸死,其中当地村民84人,省府军政人员187人,还有部分村民受伤后无钱医治而死亡,翟家巷七八户人家被炸绝了户。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突围中被冲散,在广合峪南山被一个牧羊人所救。梁漱溟在沂水的大山里游击了一个多月,幸有八路军护送才终于摆脱困境。
由此,掀开日军在沂蒙根据地持续三个月的第一次大扫荡。
七月,日军进驻王庄烧杀劫掠。朱凤兰对此记忆很深,她说,汉奸领着鬼子抓住留守在村里的积极分子王庆勇,威逼王庆勇说出谁是共产党。王庆勇不说,就被鬼子挂到核桃树上,用刀一刀一刀地旋割,王还是不说,最后被活活烧死。村民回到村里时,王仍被挂在树上。
扫荡中,国民党五十一军与日军在拐捧峪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师长方洪叔不幸牺牲。战斗中相当一部分伤员,被当地百姓送到王庄教堂,因为教堂有自己办的医院。
而王庄许多村民也躲入教堂避难,日军则以教堂内的村民为人质,许进不许出,逼迫村民说出抗日积极分子。其时酷热难耐,暴雨连连,教堂内十分拥挤,卫生状况极差,结果发生了瘟疫。日军不许患者就医,群众只能坐以待毙,最严重时一天死亡十余人。“王庄惨案”致使百姓伤亡80多人,360多间房屋被烧毁。
山东分局及八路军纵队等机关及时转移,但共产党并没有离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一直活动在王庄周围。
《大众日报》9月17日刊发特讯:“本月六日敌自沂水城沿沂蒙路西开,至花峪一带,被我沂水四区分队及崔家峪乡分队、夏蔚乡分队联合伏击,敌恐慌西逃。十三日沂水敌四十余,附炮一门,机枪一挺,由沂水往西开行,在崔家峪西,与我沂水四区区乡分队发生战斗,当敌行进至仙人桥时,我预伏之队员当即集中火力,向敌猛射,敌卒不及防,其指挥官应声落马,敌兵纷乱窜逃,我复沿北山跟踪追击,毙伤敌寇约十余人。”
11月29日报道:“上月二十五日,沂水王庄所驻敌军班长一名,只身至×庄寻鸡,被我自卫团×连长发现。该连长年轻力壮,素对敌之残暴行为异常愤恨,今见该敌独出作恶,气愤填胸,虽独身一人,亦决计单自杀死该敌。当敌在××家中横行时,×连长亦跟踪而至,赤手空拳将敌长枪握住,敌见×连长来势凶猛,乃举刺刀向×连长头部刺来,×连长眼明手快,当即闪过,并将敌拿刺刀之手紧紧握住,二人扭成一团,由屋门口至院中,由院中至大门口搏斗半小时之久,敌已力尽,不支倒地,×连长以骑马式骑敌身上,夺取敌人刺刀将敌天门刺破,乘敌眼睛被血流掩泾之际,乃就近摸起石头对准敌头,猛力击去,敌卧地长声吼叫。当村民闻声赶来时,敌早已气绝多时。自该事发生后敌寇即不敢随便外出骚扰民众。现×连长之勇敢声誉,已传遍当地妇孺口中云。”文中的“×连长”系出于保密需要。
日军在王庄建了据点后,对教堂进行大搜查,教堂里的一百多名五十一军伤兵处境危险。八路军的游击队得知后,经常对日军据点发起袭击,予以声援,而且给教堂送去口信,要德国传教士保护好五十一军伤兵,不准把伤兵交给日本人。终经德国传教士的周旋,青岛的日本领事馆同意,使这些抗战力量得以保全。
就在这时,受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之派,来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带着一批干部到达蒙阴南部地区,与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共同领导鲁中区反扫荡斗争。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山东纵队作战20余次,歼日伪军1000余人。8月初,山东分局与各机关在沂水县诸葛村召开了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按中央的部署,1938年4月末,郭洪涛率50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赴山东抗日前线。行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同志。毛泽东希望同志们到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像松柏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静谧的小山村沂水县王庄来了许多人,他们穿着一样的灰衣服,骑着大马,在村里的天主教堂出入。几天后,随着大批人马的到来,王庄人逐渐明白了:他们是八路军,而且是“大干部”。
几乎同时,也是一个夜晚。张经武、黎玉率领的200多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三个月千里迢迢的行军,到达了距王庄五六十里的岸堤,与郭洪涛领导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会合。几天后,红军干部工作分配完毕,其中大部分人跟随省委移驻到了王庄。
党史记载: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成立。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指挥部驻王庄。1939年1月1日,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水王庄创刊。
这密集发生的一系列影响山东革命历史进程的大事,均在沂水王庄教堂里完成。自此,沂水王庄成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山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山东3800万人民注目的焦点。
红色思想扎根王庄
2017年11月,记者采访了王庄村年龄最大的党员朱凤兰。问她是否记得当年的事?她说:“记得。俺14岁那年年底,村东边的天主教堂大院里,来了一批干部和几支军队。”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王庄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从一个农村姑娘成为了妇女主任。王庄村从一个普通地图上可能没有标识的小村,变成了“王庄时期”山东抗战的中心。
山东分局在王庄驻扎下来后,马上以王庄为中心,开始联系和发动群众。老百姓们很快就知道这是打鬼子的部队,而且这些干部及军队和蔼可亲,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吃煎饼,穿布鞋,还教他们识字学文化,很快他们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周围的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庄有大干部,大干部都坐在老百姓的炕头上。”
分局妇女委员会组织起了识字班,朱凤兰当选为识字班班长。从那以后,朱凤兰就出入于这座教堂,为工作人员摊煎饼、做鞋,忙得不亦乐乎。
已经92岁的朱凤兰讲起那个时候的“任务”,说累也不觉得:“鬼子在这儿的时候,都抢光、杀光、烧光,人都不保证了。哪怕解放了俺喝粥,累死也情愿啊。”
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对朱凤兰们的工作也有所报道。例如1939年4月29日以本报特讯的形式报道:“沂水四区(王庄当时被划在沂水四区)各救亡团体,为对英勇杀敌长途跋涉来鲁南领导抗战之五一军表示敬意,特发起募捐慰劳运动。此项运动由自卫团、妇救会、职工会、儿童团等各方奔走努力,已具相当成绩。闻现已募得鸡子七八百,法币若干元(或将购买物品),其他毛巾袜子等极多,准备即日前赴慰劳。并印发‘告五一军全体将士书’以表示对五一军全体将士之要求与希望云。”
1939年5月13日报道:“沂水四区王庄乡妇女救国团,为了慰劳前方将士加强军民合作起见,特发起募捐慰劳运动,各庄分头募捐,共计募捐大洋十九元五毛,鸡子九百四十八个,现正准备分赴五一军等以示慰劳云。”
为把党的主张晓喻群众,山东分局将大多数干部组成民运工作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播撒火种。张经武亲自来到马头崖村开展群众工作,把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与同伴们一起设计并手绣的一面党旗,交给了村里的货郎刘洪秀。张经武嘱咐党员刘洪秀,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把党的主张宣传出去。刘洪秀以走村串户卖货作掩护,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
刘洪秀先在自己的亲人中发展党员。刘洪秀的五子刘兆生告诉记者:“我父亲是1938年2月份入的党。我父亲叫他(张经武)张总指挥,不知道是什么干部。他给父亲这面党旗之后,那时候还没有公开,父亲就秘密地开始发展党员,其中有俺三舅、俺四舅、俺姨夫、俺三叔、俺妈,都成了党员。那时候要保护这个党旗,可以说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就把这面党旗放到俺姥娘家杨家岳,在山那边。可能有坏人告密,把俺姥娘家的房子给烧了,俺三舅设法把这面党旗保护了下来。”
在日军经常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在不停地制造摩擦的情况下,刘洪秀对党的信仰却愈加坚定。他冒着危险,怀揣着党旗,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抗战决心,让老百姓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心系百姓安危、能让老百姓翻身解放的组织。到1939年底,在马头崖及周边的几个村,刘洪秀发展了54名党员。之后,刘洪秀把党旗完好无损地保存了50年。
大众日报的印刷所从小峪村迁来时,就选择了距王庄八里路的云头峪。这里与马头崖村一山之隔,隐蔽性好,距离编辑部不算远,最主要的是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好,整个抗战期间村里没出过一个汉奸。入党不久的牛庆龙成了村支部的负责人,他的新婚妻子刘茂菊娘家是马头崖美家坡人,是刘洪秀的堂妹。为办喜事,举全家之力盖的新房,是当时云头峪村最好的房子,刘茂菊主动腾出来,给报社当了装印刷机的厂房,红色的《大众日报》创刊号就是从这间“最好的房子”里印出来的。
正是谨记领袖毛泽东的嘱托,依靠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信任,让红色思想在王庄扎下了根,让抗日的火种燃向全山东。到1939年6月,山东分局领导下在全山东开辟了9块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3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到1939年底,山东纵队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1万余人,收复城镇20座。山东八路军达到近6万人,党员总数发展到5万余人。
《大众日报》推出太河惨案专版
从朱凤兰家出来往南不远,就是王庄教堂,现在这里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纪念馆”。高高的尖状塔楼,即使是在今天也很突出,仍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
王庄地处偏僻,距沂水县城有近百里,四周环山,风景优美,民风古朴,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被德国传教士相中,李希霍芬在其《山东及其门户——胶州》中对此记述:“同年(1882年)8月间,圣言会又在……沂水县王庄建立了分驻地,那里的人民温顺随和。”
德国传教士在此经营数年,出资建起了王庄教堂。建成后的教堂,呈现典型哥特式的风格,高高的拱顶,长长的花窗,在一片低矮草房之中忽现出一个长39米、宽17米、高26米、总面积为669平方米的庞然大物,以及数百间房的建筑群落。教堂陆续办起了两所寄宿学校,一个修女院,一个教授编织手工工艺的技工学校,“更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拥有800亩土地,出租给佃户。王庄教会还有自卫武装……”德国传教士是把这里当做传教的基地来经营的。
山东分局进驻后,传教士与分局两不相扰。郭洪涛、张经武和黎玉都住在这里。
旧址大院里,有块方正的石头格外引人注意,这就是1939年罗荣桓飞马到王庄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下马石。
分局成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挺进山东。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3月1日到达鲁西郓城地区,3日晚即打响了樊坝战斗,歼伪军500余人,八路军声威大振。樊坝战斗后不久,罗荣桓即带一个骑兵排,从泰西出发,飞马向沂水王庄疾驰。因为罗荣桓身负着另一项重要使命:受中央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罗荣桓一行到达王庄,马上向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主要领导传达了会议精神,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为把中央精神尽快贯彻下去,分局还在王庄教堂内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议。参会人员较多,会场设在能容纳千人左右的教堂里。山纵组织部的同志特地把会场布置了一番,用布把教堂的神像遮盖起来,挂上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罗荣桓在报告中,着重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就在与会者联系山东的实际,热烈讨论罗荣桓的传达报告时,传来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秦启荣部的王尚志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名八路军山东纵队高级干部遇难。
听到太河惨案的消息,大家无比愤慨。罗荣桓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研究对策会议。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顽固派的屠杀和烈士的鲜血,证明了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反动罪行,绝不能示弱,必须坚决进行反击。
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并在罗荣桓同志参加下,作出了反击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首先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惨案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
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分局在王庄圣母山教堂广场,召开了太和惨案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主席说:“……今天开会为着追悼太河被难烈士。太河事件不仅是被难烈士的不幸,不仅是八路军的不幸,而且是整个中国抗战的不幸。”罗荣桓在会上发表讲话,揭穿了秦启荣放出的“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无耻谰言。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绝类似事件,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会后,罗荣桓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一同从王庄去太河镇所在的博山县境,察看了地形。随后罗荣桓返回泰西。
4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4月17日,创刊刚刚三个多月的《大众日报》在王庄推出两个整版的太河惨案专版,集中揭露惨案经过和事实真相。内容包括通讯《太河惨案真相》、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的通电,从惨案中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控诉,太河惨案被难烈士追悼大会速写等,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大众日报》对惨案的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消息传到党中央驻地延安,惨案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报记者的谈话中,痛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讲演,声讨反共顽固派,再次提到“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
4月20日,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等部队,在张经武、黎玉和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指挥下,向太河镇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将王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沂水之悦庄,山东纵队早有准备,又歼其一部。
太河事件之后,山东各区都开展了反对摩擦的斗争,给了山东各地顽固派一次沉重打击。
王庄遭日军大扫荡
6月2日,《大众日报》连发两条消息,报道梁漱溟于5月30日以中央战区党政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王庄。正逢当日分局召开纪念五卅运动14周年大会,梁应邀出席并讲话,“梁先生短衣便帽,精神亦烁,一片学者兼政治家的风度”。
发言中,梁漱溟表示:“我个人,以前在山东做事,有些熟人,这次来鲁就是要将抗战大势告诉大家,坚定大家信念,同时将考察所得报告中央。我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一为宣讲,一为调查,至于适才所说培养敌后方抗战力量问题,我只能负一少部分工作。”有意思的是梁虽然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但他说“这一路多蒙新四军及五一军队伍护送。入山东境后,又经过了定陶、菏泽、范县、寿张至张秋,都有各抗日部队护送,自此又经八路军同志护送过津浦线,遂辗转至此”。最后,他向与会者呼吁:“今天来纪念‘五卅’,就只有抗战到底!”
会前,梁漱溟与包括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在内的一众中共领导,在王庄教堂进行了热情交谈,“其中谈及将来如何开展山东民众运动问题。认为若不彻底发动民众运动,力求政治进步,对于坚持山东游击战争,必多困难”。
而《大众日报》出版的这一天,梁漱溟已经来到距王庄几十里的国民党省政府驻地蒙阴东里店。这里的繁华让从大后方重庆来的梁漱溟吃了一惊,经沈鸿烈着意经营建设半年的“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然而五天后的上午,日军自青岛出动15架轰炸机,分两批由北向南,越过凤凰崮,向崮前的省府办公地袭来。“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梁漱溟)赶到几天后就被敌机炸完。”
据沈玉彬的《日军轰炸东里店》所述,这次轰炸残酷异常。东里店东村的群众首先遭了殃,日机投下的是重型炸弹,大街上一棵五人合抱粗的古槐树被炸得沿树窝子“凿”下去一丈二尺深,地下水“咕嘟咕”地往外冒。油坊里千斤重的碾砣被炸得飞出村外,将两个行人砸死。轰炸中,《大公报》《国民日报》报馆被炸毁,死伤四五十人。沿街密集的电话线杆全被摧折,沿街两侧的商店和饭馆,被炸得墙倒屋塌,浓烟滚滚。那一天恰逢省儿童移动剧团的女团长高元结婚,好友王家秋等上门贺喜,十六七名剧团学生忙着帮她收拾新房,去三星饭馆包席招待宾客。不料,此时一颗炸弹落在院中,高元与丈夫鞠以芝和王家秋等五人被炸塌的墙坯砸死。翟家巷村民翟作荣一家八口被炸死五口,佃户张亮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均被烧死,当他目睹妻儿惨死的情景,哭喊着:“日本鬼子,你叫我活不成了!”
三天后的6月10日,村民还没有来得及将亲人的遗体全部埋葬,扫荡的日军又扑向了东里店。飞机扔下10颗凝固汽油弹,将东里店西村也烧成了一片焦土。有“小济南”之称的东里店4000多间房子化为灰烬。
此次轰炸中,共有306人被炸死,其中当地村民84人,省府军政人员187人,还有部分村民受伤后无钱医治而死亡,翟家巷七八户人家被炸绝了户。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突围中被冲散,在广合峪南山被一个牧羊人所救。梁漱溟在沂水的大山里游击了一个多月,幸有八路军护送才终于摆脱困境。
由此,掀开日军在沂蒙根据地持续三个月的第一次大扫荡。
七月,日军进驻王庄烧杀劫掠。朱凤兰对此记忆很深,她说,汉奸领着鬼子抓住留守在村里的积极分子王庆勇,威逼王庆勇说出谁是共产党。王庆勇不说,就被鬼子挂到核桃树上,用刀一刀一刀地旋割,王还是不说,最后被活活烧死。村民回到村里时,王仍被挂在树上。
扫荡中,国民党五十一军与日军在拐捧峪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师长方洪叔不幸牺牲。战斗中相当一部分伤员,被当地百姓送到王庄教堂,因为教堂有自己办的医院。
而王庄许多村民也躲入教堂避难,日军则以教堂内的村民为人质,许进不许出,逼迫村民说出抗日积极分子。其时酷热难耐,暴雨连连,教堂内十分拥挤,卫生状况极差,结果发生了瘟疫。日军不许患者就医,群众只能坐以待毙,最严重时一天死亡十余人。“王庄惨案”致使百姓伤亡80多人,360多间房屋被烧毁。
山东分局及八路军纵队等机关及时转移,但共产党并没有离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一直活动在王庄周围。
《大众日报》9月17日刊发特讯:“本月六日敌自沂水城沿沂蒙路西开,至花峪一带,被我沂水四区分队及崔家峪乡分队、夏蔚乡分队联合伏击,敌恐慌西逃。十三日沂水敌四十余,附炮一门,机枪一挺,由沂水往西开行,在崔家峪西,与我沂水四区区乡分队发生战斗,当敌行进至仙人桥时,我预伏之队员当即集中火力,向敌猛射,敌卒不及防,其指挥官应声落马,敌兵纷乱窜逃,我复沿北山跟踪追击,毙伤敌寇约十余人。”
11月29日报道:“上月二十五日,沂水王庄所驻敌军班长一名,只身至×庄寻鸡,被我自卫团×连长发现。该连长年轻力壮,素对敌之残暴行为异常愤恨,今见该敌独出作恶,气愤填胸,虽独身一人,亦决计单自杀死该敌。当敌在××家中横行时,×连长亦跟踪而至,赤手空拳将敌长枪握住,敌见×连长来势凶猛,乃举刺刀向×连长头部刺来,×连长眼明手快,当即闪过,并将敌拿刺刀之手紧紧握住,二人扭成一团,由屋门口至院中,由院中至大门口搏斗半小时之久,敌已力尽,不支倒地,×连长以骑马式骑敌身上,夺取敌人刺刀将敌天门刺破,乘敌眼睛被血流掩泾之际,乃就近摸起石头对准敌头,猛力击去,敌卧地长声吼叫。当村民闻声赶来时,敌早已气绝多时。自该事发生后敌寇即不敢随便外出骚扰民众。现×连长之勇敢声誉,已传遍当地妇孺口中云。”文中的“×连长”系出于保密需要。
日军在王庄建了据点后,对教堂进行大搜查,教堂里的一百多名五十一军伤兵处境危险。八路军的游击队得知后,经常对日军据点发起袭击,予以声援,而且给教堂送去口信,要德国传教士保护好五十一军伤兵,不准把伤兵交给日本人。终经德国传教士的周旋,青岛的日本领事馆同意,使这些抗战力量得以保全。
就在这时,受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之派,来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带着一批干部到达蒙阴南部地区,与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共同领导鲁中区反扫荡斗争。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山东纵队作战20余次,歼日伪军1000余人。8月初,山东分局与各机关在沂水县诸葛村召开了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