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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明涛
雁行模式的表现是产业的转移,而其本质是分享新兴国家发展的红利。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新雁行模式。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任何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发展为现代经济都需要经历长期的结构变迁,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工业化和服务业化两个阶段。工业化阶段的“雁行理论”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揭示了东亚工业化模式的演进态势,即由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中国大陆等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组成工业化产业链,形成类似大雁队形的产业升级梯队。在工业化为主的发展阶段,雁行模式通过不断接收转移的产业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
充分利用雁行模式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阶段快速实现赶超的重要原因。然而,在服务业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雁行模式已遭遇了重大挑战,变得不再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首先,赶超型工业化模式正走向终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行了成功的赶超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工业经历了进口、加工贸易、外商投资、出口贸易、大量出口、对外投资等几个阶段,表现出了鲜明的雁行模式特征。但是,目前来看,由于资本回报率的迅速降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外部需求迅速恶化,能源、资源、环境负荷不堪其重,中国工业化本地生产阶段将迅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工业化雁行模式即将走向终结。原有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其次,国际雁行模式遭遇瓶颈。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进一步问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受阻,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挥雁行模式的增长效益。一方面,中国引进的大量工业技术与产能所花费的大量成本还没有完全通过出口而收回。在发达国家都逐渐进入长期停滞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萎靡不振,从而降低了中国通过出口获取的增长收益。另一方面,中国部分较早成熟的产业也因为找不到理想的转移目的地,难以通过对外投资而获取进一步的利润。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上涨,中国经济工业化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顶点,需要转向服务业化和对外投资的阶段。但是,下一梯次发展中国家并未成长起来,目前还没有具有较大潜力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经济体,从而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可能面临巨大压力。
最后,国内雁行模式的可行性较低。有人提出,是否能通过雁行模式的方式,在国内通过将技术和资本从东部地区依次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持续?事实上,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关联和国际经贸交往具有许多本质区别,这种美好的设想恐怕是并不现实的。首先,雁行模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一定的技术代差,而技术代差的维持往往需要假定技术转移存在壁垒难度。技术在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技术流动使得代差难以保持。其次,雁行模式得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无法自由流动,但这一条件在国内完全不成立。最后,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产能是为其他国家准备的,在国内工业行业产能大面积过剩而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区域间的产能转移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导致产能转移带来的成本无法收回。
雁行模式的表现是产业的转移,而其本质是分享新兴国家发展的红利。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要追求较高经济增长与投资回报,就必须与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融合发展,构建基于国际分工的雁行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举世瞩目的背景下,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新型雁行模式。具体说来,今后应着重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构建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调整,充分发挥中国目前逐渐建立的人力资本丰富的优势条件,应当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鼓励加大服务贸易对外出口,特别是要加大科教文卫等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的产出和对外出口。例如,教育行业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优势,推动基础教育产品的出口；充分挖掘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机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项目,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学生到中国来自费留学；总结归纳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工程技术方案、经济社会建设改革方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与技术服务；支持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发展,欢迎这些国家引进中国工业技术和产能,通过提升工业发展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形成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的专业化分工。通过这种方式,在现有的服务业全球贸易的格局下,构建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多赢局面的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
建设国际资本市场,构建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组成的雁行模式。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如果有适当的办法能够突破这一风险,推动中国富余的资本向较低程度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则既能为较低发展中国家带来宝贵的发展所需资金,也能为中国的居民和企业带来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因此,考虑到中国逐渐上升的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需求,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需求程度,中国可以构建以中国为金融投资输出国,包括各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的雁行模式,在国内建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采用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盈利前景估算、风险计量、企业治理、政治风险管理等资本市场管理规则,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服务。国内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都能通过在国内进行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获取高额回报,国内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水平才能有所提高。规范引导投资行为和严格的发行数量控制可降低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冲击资本账户管理的压力。
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新雁行模式的平台。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调动中国居民和企业不断积累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一带一路”规划是非常适宜的雁行模式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都是急需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在对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条件下,这些国家能为中国居民和企业资金和人力资本提供重要的投资和运用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是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周边国家优秀企业到中国股市上市,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利润来源,分散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二是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成主要交易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和项目投资等的金融交易平台,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以金融投资而非实体投资为主,既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资本积累水平和增长水平,也能规避政治社会风险,并建成中国资本市场与这些国际平台之间的联通渠道,实现国内资金投资项目的多样化。三是深化发展与沿线各国的教育、科研与人才服务合作,通过研发合作、专利转让、项目合作等方式,让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去,通过互利共赢提升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雁行模式的表现是产业的转移,而其本质是分享新兴国家发展的红利。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新雁行模式。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任何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发展为现代经济都需要经历长期的结构变迁,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工业化和服务业化两个阶段。工业化阶段的“雁行理论”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揭示了东亚工业化模式的演进态势,即由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中国大陆等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组成工业化产业链,形成类似大雁队形的产业升级梯队。在工业化为主的发展阶段,雁行模式通过不断接收转移的产业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
充分利用雁行模式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阶段快速实现赶超的重要原因。然而,在服务业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雁行模式已遭遇了重大挑战,变得不再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首先,赶超型工业化模式正走向终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行了成功的赶超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工业经历了进口、加工贸易、外商投资、出口贸易、大量出口、对外投资等几个阶段,表现出了鲜明的雁行模式特征。但是,目前来看,由于资本回报率的迅速降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外部需求迅速恶化,能源、资源、环境负荷不堪其重,中国工业化本地生产阶段将迅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工业化雁行模式即将走向终结。原有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其次,国际雁行模式遭遇瓶颈。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进一步问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受阻,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挥雁行模式的增长效益。一方面,中国引进的大量工业技术与产能所花费的大量成本还没有完全通过出口而收回。在发达国家都逐渐进入长期停滞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萎靡不振,从而降低了中国通过出口获取的增长收益。另一方面,中国部分较早成熟的产业也因为找不到理想的转移目的地,难以通过对外投资而获取进一步的利润。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上涨,中国经济工业化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顶点,需要转向服务业化和对外投资的阶段。但是,下一梯次发展中国家并未成长起来,目前还没有具有较大潜力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经济体,从而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可能面临巨大压力。
最后,国内雁行模式的可行性较低。有人提出,是否能通过雁行模式的方式,在国内通过将技术和资本从东部地区依次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持续?事实上,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关联和国际经贸交往具有许多本质区别,这种美好的设想恐怕是并不现实的。首先,雁行模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一定的技术代差,而技术代差的维持往往需要假定技术转移存在壁垒难度。技术在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技术流动使得代差难以保持。其次,雁行模式得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无法自由流动,但这一条件在国内完全不成立。最后,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产能是为其他国家准备的,在国内工业行业产能大面积过剩而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区域间的产能转移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导致产能转移带来的成本无法收回。
雁行模式的表现是产业的转移,而其本质是分享新兴国家发展的红利。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要追求较高经济增长与投资回报,就必须与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融合发展,构建基于国际分工的雁行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举世瞩目的背景下,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新型雁行模式。具体说来,今后应着重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构建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调整,充分发挥中国目前逐渐建立的人力资本丰富的优势条件,应当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鼓励加大服务贸易对外出口,特别是要加大科教文卫等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的产出和对外出口。例如,教育行业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优势,推动基础教育产品的出口；充分挖掘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机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项目,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学生到中国来自费留学；总结归纳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工程技术方案、经济社会建设改革方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与技术服务；支持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发展,欢迎这些国家引进中国工业技术和产能,通过提升工业发展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形成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的专业化分工。通过这种方式,在现有的服务业全球贸易的格局下,构建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多赢局面的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
建设国际资本市场,构建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组成的雁行模式。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如果有适当的办法能够突破这一风险,推动中国富余的资本向较低程度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则既能为较低发展中国家带来宝贵的发展所需资金,也能为中国的居民和企业带来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因此,考虑到中国逐渐上升的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需求,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需求程度,中国可以构建以中国为金融投资输出国,包括各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的雁行模式,在国内建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采用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盈利前景估算、风险计量、企业治理、政治风险管理等资本市场管理规则,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服务。国内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都能通过在国内进行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获取高额回报,国内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水平才能有所提高。规范引导投资行为和严格的发行数量控制可降低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冲击资本账户管理的压力。
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新雁行模式的平台。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调动中国居民和企业不断积累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一带一路”规划是非常适宜的雁行模式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都是急需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在对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条件下,这些国家能为中国居民和企业资金和人力资本提供重要的投资和运用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是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周边国家优秀企业到中国股市上市,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利润来源,分散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二是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成主要交易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和项目投资等的金融交易平台,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以金融投资而非实体投资为主,既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资本积累水平和增长水平,也能规避政治社会风险,并建成中国资本市场与这些国际平台之间的联通渠道,实现国内资金投资项目的多样化。三是深化发展与沿线各国的教育、科研与人才服务合作,通过研发合作、专利转让、项目合作等方式,让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去,通过互利共赢提升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