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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耕田
社会发展始终存在着矛盾和问题。发展既创造着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创造着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运用矛盾分析法指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在我国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我国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的落后性；在我国发展水平业已提高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发展问题就突出地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了,而这“两不”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了。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需要我们准确认识和认真克服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速度和质量的不平衡、大和强的不平衡、要素关系的不平衡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表明,在发展中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坚持和遵循平衡性原则。平衡与不平衡或失衡是一对矛盾,当平衡被打破即关系失和、比例失调、社会失序时,就转化为了一种“不平衡”状态。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不平衡。过去,受解决温饱问题的压迫,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有没有、快不快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比较快。例如,从1979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2.8%。但是,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却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性特征,就是我国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从而导致了发展速度和质量的严重失衡。2014年6月,在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这里所说的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反映的就是不平衡的问题。
发展的大和强的不平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仅次于美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我国经济规模大、产值高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不强”的问题。所谓不强,表现为成本偏高、低端产品偏多、竞争力偏弱、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以我国的制造业为例,我国虽号称“制造业大国”,但也仅仅是“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这表现为我国的制造业产出效率整体偏低导致产品附加值不高,制造业核心部件或技术缺乏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制造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导致研发水平低下、竞争力不强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就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和“强”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性问题。
发展的要素关系的不平衡。社会有机体是由诸多要素或领域构成的,这些要素包括区域性要素、领域性要素和群体性要素等。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上述三大要素间关系的不协调上。区域性要素间关系的不平衡,表现为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领域性要素间关系的不平衡,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当前我国在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就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群体性要素间关系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等在收入分配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距,例如,有的人已经富起来了,有的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的人甚至还处在贫困状态。这种要素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短板”现象。
我国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性不充分,发展内涵的不充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充分,一些发展要素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
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全面性”着重表达的是平衡性的话,那么,“小康社会”中的“小康”着重表达的是发展的程度性或充分性的含义。而正是在发展的“充分性”上,我国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不充分”问题。这种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性不充分。即发展成果还没有惠及更多的人,一些人还处在贫困状态,发展还不具有最大程度的包容性。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国家发展起来了,大多数群众生活条件好了,但不能忘了农村还有不少穷乡亲。”当前,我国农村还有四千万左右的贫困人口。
发展内涵的不充分。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或不好。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追求的主要是速度、规模、产值等,致使经济采取了一种“粗放”发展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创新性不强,更有甚者,一些人或企业唯利是图、大搞假冒伪劣的东西,致使我国的一些经济产品或消费产品质量低下、信誉很差,拉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购买冲动,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六点要求,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由于创新性不强,就使得我国企业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能力比较弱,我国一些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一些“发展要素”在发展上很不充分,存在着被“边缘化”的现象。社会系统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要素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只有它们的相互促进、整体联动,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但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中普遍把经济建设的“中心论”变成了“唯一论”或“至上论”,一些地方只重视经济建设,一些人眼里只有GDP增长,从而造成了其他要素或领域被“边缘化”甚至被损害的现象。
全面小康,既要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克服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问题；又要追求发展的覆盖面广、普惠度高、创新性强、发展后劲足、质量和效益高,克服发展中的种种不充分问题
不平衡主要是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来揭示我国发展问题的,而不充分着重是从要素功能的角度反映当前我国发展所存在的种种不足。换言之,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具有明晰的界限、各自不同的内涵,这是它们关系的“对立性”。但它们之间还具有“统一性”。2020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小康”,实质上就是一个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范畴。换言之,“全面小康”,既要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克服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问题；又要追求发展的覆盖面广、普惠度高、创新性强、发展后劲足、质量和效益高,克服发展中的种种不充分问题。可见,如同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在“全面小康”中获得了高度统一一样,在现实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其实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的不充分性造成的。正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涵不充分或质量不高,才导致了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失衡；正由于我国发展的创新性不充分,研发水平低下,缺乏核心技术,才导致了大和强的失衡；正由于我国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不够或发展的人文关怀不充分,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群体间发展关系的失衡,出现了“群体差距”效应；正由于我国一些发展要素的发展不充分如结构不健全、功能不强劲等,才导致了发展要素间关系的失衡。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不充分。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中有一种速度或规模“情结”,总是追求快和多,当速度和数量能给我们带来所需要或所希望的东西如政绩等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忽视对更难做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当有肉吃或能吃上肉的时候,谁还愿意冒着风险去啃骨头呢?我们一直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富”,但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或机制,那么在“先富”和“后富”之间可能始终存在差距甚至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上述现象警示我们,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平衡表现的,而不平衡也会导致或者加剧不充分,它们彼此呼应、相互交织,互为因果,而这“两不”问题的交织性、互动性,“集体”反映了我国在供给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需求和供给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谁也离不开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供给侧之所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但一些产品却供不应求,如在农业方面,玉米增产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但大豆生产缺口很大；其二,一些产品的质量存在问题,如牛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和信誉保障的要求；其三,由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和高端技术,就使得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总之,“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决发展的“两不”问题的过程。
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准确揭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既具战略性又有政策性的安排布置,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一系列发展问题包括“两不”问题的最科学、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在实践中,还必须坚持走整体性发展之路。所谓整体性发展,简而言之,是指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静态的要素间和动态的阶段间的关联性发展,或者说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诸要素在发展中的协同联动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间的相互照应。在新时代,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在有效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的基础上,很好地满足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社会发展始终存在着矛盾和问题。发展既创造着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创造着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运用矛盾分析法指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在我国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我国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的落后性；在我国发展水平业已提高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发展问题就突出地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了,而这“两不”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了。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需要我们准确认识和认真克服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速度和质量的不平衡、大和强的不平衡、要素关系的不平衡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表明,在发展中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坚持和遵循平衡性原则。平衡与不平衡或失衡是一对矛盾,当平衡被打破即关系失和、比例失调、社会失序时,就转化为了一种“不平衡”状态。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不平衡。过去,受解决温饱问题的压迫,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有没有、快不快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比较快。例如,从1979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2.8%。但是,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却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性特征,就是我国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从而导致了发展速度和质量的严重失衡。2014年6月,在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这里所说的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反映的就是不平衡的问题。
发展的大和强的不平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仅次于美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我国经济规模大、产值高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不强”的问题。所谓不强,表现为成本偏高、低端产品偏多、竞争力偏弱、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以我国的制造业为例,我国虽号称“制造业大国”,但也仅仅是“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这表现为我国的制造业产出效率整体偏低导致产品附加值不高,制造业核心部件或技术缺乏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制造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导致研发水平低下、竞争力不强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就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和“强”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性问题。
发展的要素关系的不平衡。社会有机体是由诸多要素或领域构成的,这些要素包括区域性要素、领域性要素和群体性要素等。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上述三大要素间关系的不协调上。区域性要素间关系的不平衡,表现为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领域性要素间关系的不平衡,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当前我国在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就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群体性要素间关系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等在收入分配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距,例如,有的人已经富起来了,有的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的人甚至还处在贫困状态。这种要素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短板”现象。
我国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性不充分,发展内涵的不充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充分,一些发展要素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
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全面性”着重表达的是平衡性的话,那么,“小康社会”中的“小康”着重表达的是发展的程度性或充分性的含义。而正是在发展的“充分性”上,我国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不充分”问题。这种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性不充分。即发展成果还没有惠及更多的人,一些人还处在贫困状态,发展还不具有最大程度的包容性。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国家发展起来了,大多数群众生活条件好了,但不能忘了农村还有不少穷乡亲。”当前,我国农村还有四千万左右的贫困人口。
发展内涵的不充分。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或不好。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追求的主要是速度、规模、产值等,致使经济采取了一种“粗放”发展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创新性不强,更有甚者,一些人或企业唯利是图、大搞假冒伪劣的东西,致使我国的一些经济产品或消费产品质量低下、信誉很差,拉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购买冲动,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六点要求,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由于创新性不强,就使得我国企业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能力比较弱,我国一些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一些“发展要素”在发展上很不充分,存在着被“边缘化”的现象。社会系统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要素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只有它们的相互促进、整体联动,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但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中普遍把经济建设的“中心论”变成了“唯一论”或“至上论”,一些地方只重视经济建设,一些人眼里只有GDP增长,从而造成了其他要素或领域被“边缘化”甚至被损害的现象。
全面小康,既要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克服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问题；又要追求发展的覆盖面广、普惠度高、创新性强、发展后劲足、质量和效益高,克服发展中的种种不充分问题
不平衡主要是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来揭示我国发展问题的,而不充分着重是从要素功能的角度反映当前我国发展所存在的种种不足。换言之,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具有明晰的界限、各自不同的内涵,这是它们关系的“对立性”。但它们之间还具有“统一性”。2020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小康”,实质上就是一个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范畴。换言之,“全面小康”,既要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克服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问题；又要追求发展的覆盖面广、普惠度高、创新性强、发展后劲足、质量和效益高,克服发展中的种种不充分问题。可见,如同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在“全面小康”中获得了高度统一一样,在现实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其实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的不充分性造成的。正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涵不充分或质量不高,才导致了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失衡；正由于我国发展的创新性不充分,研发水平低下,缺乏核心技术,才导致了大和强的失衡；正由于我国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不够或发展的人文关怀不充分,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群体间发展关系的失衡,出现了“群体差距”效应；正由于我国一些发展要素的发展不充分如结构不健全、功能不强劲等,才导致了发展要素间关系的失衡。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不充分。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中有一种速度或规模“情结”,总是追求快和多,当速度和数量能给我们带来所需要或所希望的东西如政绩等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忽视对更难做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当有肉吃或能吃上肉的时候,谁还愿意冒着风险去啃骨头呢?我们一直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富”,但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或机制,那么在“先富”和“后富”之间可能始终存在差距甚至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上述现象警示我们,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平衡表现的,而不平衡也会导致或者加剧不充分,它们彼此呼应、相互交织,互为因果,而这“两不”问题的交织性、互动性,“集体”反映了我国在供给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需求和供给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谁也离不开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供给侧之所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但一些产品却供不应求,如在农业方面,玉米增产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但大豆生产缺口很大；其二,一些产品的质量存在问题,如牛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和信誉保障的要求；其三,由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和高端技术,就使得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总之,“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决发展的“两不”问题的过程。
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准确揭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既具战略性又有政策性的安排布置,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一系列发展问题包括“两不”问题的最科学、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在实践中,还必须坚持走整体性发展之路。所谓整体性发展,简而言之,是指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静态的要素间和动态的阶段间的关联性发展,或者说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诸要素在发展中的协同联动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间的相互照应。在新时代,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在有效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的基础上,很好地满足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