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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世误国《朋党论》

2017-12-29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读史札记
  □ 傅绍万
  文章名动天下的欧阳修写出《朋党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在过了大约690年之后,又引来雍正皇帝的痛斥,“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欧阳修的《朋党论》,的确惊世骇俗。事情的起因是,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范仲淹给宋仁宗上百官图,并连续上书,说吕夷简结党营私。范仲淹还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为宰相。吕夷简当着皇帝的面怒斥他:“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者,皆朋党也。”范仲淹因此被罢知饶州。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上书为范仲淹说情。馆阁校勘欧阳修以谏官高若讷坐视而不言,写信谴责他,三个人因此先后被贬。自此朋党之论兴起。欧阳修为给范仲淹等君子正名,写出《朋党论》,提出一个惊世之论:君子有党,小人无党。原因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所以君子之朋久远,小人之朋易散。作为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文章的主要观点,记载于宋史欧阳修传中,并被一代代文人捧上了天。
  详加分析,朋党论漏洞百出,强词夺理,且为祸极大。一是偷换概念。所谓朋党,用现代语言对译,就是圈子、山头、宗派。所谓君子之朋,无非是为圈子、山头、宗派存在的合法性寻找遁词。二是违背圣贤之道。儒家宗师孔子说得明白,君子不党。三是史实错得离谱。《朋党论》列举四段史实作为论据,关于尧舜和商周时代朋党的两个例子,没有多少史实依据,为先世儒家臆说。后两个关于汉唐党争的史例,东汉的党锢发生在桓帝、灵帝时期,而非欧阳修所说是献帝时期,党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即位皇帝年幼,女主当政,从而形成宦官擅权所致。而唐末杀名士投尸黄河,欧阳修严重歪曲历史。欧阳修说:“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旧五代史·梁书》白纸黑字:哀帝时大军阀朱温(梁太祖)已经完全控制了朝政,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杀害大臣裴枢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朱温宠臣李振因为考进士屡屡不中,心中愤恨,对朱温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李振终取“赤祖之祸”,史臣评论:“报应之事,固以昭然。”柳璨还伙同奸党,大杀朝臣,“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道”。不久朱温篡唐,唐朝遂亡。四是触君主逆鳞。历史上,帝王最恶者就是朋党,臣子都对朋党避之唯恐不及。连唐代历史上牛李党争的李党党魁李德裕,也矢口否认朋党之说,“天下焉有朋党哉”。
  欧阳修写出《朋党论》,逞一时笔舌之快,却为朋党之祸的猖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朝党争,从吕夷简、范仲淹之争始,到新党旧党之争,愈演愈烈。党争造成政局的极大动荡,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君子。朋党论一出,别有用心的夏竦就利用内侍监元震上疏:“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携,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欧阳修的朋党论,触动了君王最敏感的神经,把君子置于危险的境地,也为小人大规模陷害君子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大约十年之后,当庆历新政失败,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继以朋党罪名被贬,欧阳修上书为他们喊冤,也许这时候他已经明白君子有党论的祸害:自古小人欲大批陷害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原因是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一网打尽。到蔡京当政时的元祐党人案,君子之祸极为惨烈,旧党三百零九人被刻在石碑上,此碑称元祐党人碑。凡元祐党人,死去的,褫夺官职封号,推倒墓碑,在世的或贬官,或流放。“奸党”人物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名声极好。就君子所遭受的惨祸而言,真应当对欧阳修群起而讨之。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对欧阳修的朋党论,当时人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都大致表示赞同。分析深层原因,当是科举制度的流弊使然。科举制始自隋代,兴盛于唐朝,宋代重文抑武,科举更盛。科举制度下,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会主考官,把主考官尊奉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榜登第的考生互称同年,同年之外还有同门,即同一个主考官录取的考生。伴随科举制而出现的这些关系,为新官僚结成帮派提供了土壤。门生对座主,要报恩,帮派成员间,官官相护,相互提携。唐代白居易晚年写过一首《重题》诗,特别提到“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白居易把未能报答座主高郢之恩作为终身憾事。陈寅恪认为,门生报答座主之恩并非个别现象。宋代同年交契风气犹盛,苏轼《碧溪诗话》讲到,“通家不隔同年面(自注:二守同年家),得路才知异日心。”像欧阳修门下,或试或荐的名臣就有吕公著、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回、胡瑗等,他们的交集是频繁的。此一现象成为一种风气,当时人也就见怪不怪,不以为非,反以为是,甚至不以为社稷之祸,反以为社稷之福,可见在积久成习的世风之下,贤哲也有不明之理,也难免悖谬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