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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金,聊城大学校长、教授。兼任济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硕士与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副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带头人、“古代文学”精品课程负责人,山东省特色文献与文化“双创”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有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先秦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1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或论点转载；出版专著与译著10余部；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教改等课题10余项。曾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项。 |
□蔡先金
《简帛文学研究》是一项基于二十世纪以来发现的简帛文学文献之上的研究成果,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成果既运用简帛新史料又采用文学史“新证”以及“集成创新”法,基本上建构了一个简帛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在简帛神话传说、简牍诗歌、简帛辞赋、简帛散文、简帛古小说等专题研究中多有创获,有的填补了古代文学史的缺环,有的改写了现有的古代文学史,有的解决了古代文学史上的学术公案,推进了相关学科建设。本成果在专题与个案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一、简帛神话研究方面
《楚帛书》的神话构建了一个创世诸神之谱系化、伦理化体系,其创世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以伏羲、女娲为首的原创世；其二是以炎帝为首的再创世。原创世主要是伏羲、女娲带领四时神、禹、契于混沌中开天辟地；再创世则是在“日月俊生”后,炎帝带领祝融、共工于天地大灾难之时重整宇宙秩序且精密历法。王家台秦简《归妹》的出土,将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时间提前到了战国时期: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嫦娥神话从属于后羿神话的看法。嫦娥神话文本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嫦娥之数次“变形”；嫦娥原为“恒我”,蕴含着不死之主题,是在先民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组成该神话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被深深地打上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烙印。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牵牛织女神话的最初形成时间当在先秦时期,其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晚期；同时,通过“七夕”转换于秦历“夕七”的推断,可进一步明确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秦文化发祥地。
二、简帛诗歌研究方面
上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说明我国先秦时期宫廷音乐文学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上博简中《孔子诗论》证明了《诗经》风、雅、颂编纂“类序”的合理性,构建了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诗学评论体系,阐发了“情”与“志”的诗学思想,解决了相关诗学问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一种常见的“启+乱”式的循环结构,通体是一篇完整的乐章,而非两篇之拼凑,作者应为周公与成王。《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同时验明了西周乐制中的一些问题,如“九遂”制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九遂”用乐既有其乐制的意义,还对于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博简《多薪》《交交鸣乌》与清华简《敬哉》(原整理者名之为《芮良夫毖》)作为“逸诗”对于解决《诗经》学史上“删诗”公案等大有裨益。敦煌汉简《风雨诗》具有俗文学特性,为研究汉代诗歌史提供了新的史料。阜阳汉简《诗经》应为《元王诗》,是汉代四家诗外之一家。
三、简帛辞赋研究方面
上博楚简的“五辞赋”(《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鷅》《凡物流行》)反映了诗体赋向骚体赋以及楚辞体作品逐步由咏物向抒情之转变过程。银雀山汉简唐勒《御赋》的出土,有利于澄清“宋玉赋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睡虎地秦简《成相辞·治事》的出土,说明“成相辞”是“民间歌谣”与“庙堂诵歌”的统一体,并对于后世乐府、诗词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尹湾汉简《神乌赋》具有俗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阜阳汉简《楚辞》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北大汉简《反淫》揭示了“七体”发展线索,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道原》呈现出赋体风格。
四、简帛散文研究方面
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简帛散文可分为不同类型,如说理散文、叙事散文、语体散文、尺牍体散文、祝祷体散文(含诅体、盟体)。简帛祝祷体散文可以分为禳灾类,如清华简《祝辞·恐溺》与《祝辞·救火》；祈祥类,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行祝辞》与《日书乙种·行祝辞》。祝祷体散文具有自由的结构和固定的样本,可以反复套用,语言简短、功利性强,是巫教仪式的重要部分,具有巫教色彩。秦简《黑夫·惊书》、敦煌汉帛书《政致幼卿君明书》与《政致幼卿君力书》等尺牍文体现了秦汉尺牍书式与体式。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具有说辞文体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散文发展的时代坐标。郭店简与睡虎地秦简说理散文属于“后七十子”散文流派,可以填补先秦散文史上一直空下的一个环节。
五、简帛小说研究方面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耆夜》属于“街谈巷语”之作,是“历史文学化”的产物,有助于解开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之谜。敦煌简《田章传说》和《韩鹏故事》都是爱情古小说的蓝本,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放马滩出土的《丹復生記》已经具备了志怪小说的各项要素,将志怪小说起源向前推进了近五百年。
《简帛文学研究》是一项基于二十世纪以来发现的简帛文学文献之上的研究成果,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成果既运用简帛新史料又采用文学史“新证”以及“集成创新”法,基本上建构了一个简帛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在简帛神话传说、简牍诗歌、简帛辞赋、简帛散文、简帛古小说等专题研究中多有创获,有的填补了古代文学史的缺环,有的改写了现有的古代文学史,有的解决了古代文学史上的学术公案,推进了相关学科建设。本成果在专题与个案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一、简帛神话研究方面
《楚帛书》的神话构建了一个创世诸神之谱系化、伦理化体系,其创世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以伏羲、女娲为首的原创世；其二是以炎帝为首的再创世。原创世主要是伏羲、女娲带领四时神、禹、契于混沌中开天辟地；再创世则是在“日月俊生”后,炎帝带领祝融、共工于天地大灾难之时重整宇宙秩序且精密历法。王家台秦简《归妹》的出土,将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时间提前到了战国时期: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嫦娥神话从属于后羿神话的看法。嫦娥神话文本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嫦娥之数次“变形”；嫦娥原为“恒我”,蕴含着不死之主题,是在先民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组成该神话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被深深地打上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烙印。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牵牛织女神话的最初形成时间当在先秦时期,其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晚期；同时,通过“七夕”转换于秦历“夕七”的推断,可进一步明确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秦文化发祥地。
二、简帛诗歌研究方面
上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说明我国先秦时期宫廷音乐文学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上博简中《孔子诗论》证明了《诗经》风、雅、颂编纂“类序”的合理性,构建了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诗学评论体系,阐发了“情”与“志”的诗学思想,解决了相关诗学问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一种常见的“启+乱”式的循环结构,通体是一篇完整的乐章,而非两篇之拼凑,作者应为周公与成王。《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同时验明了西周乐制中的一些问题,如“九遂”制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九遂”用乐既有其乐制的意义,还对于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博简《多薪》《交交鸣乌》与清华简《敬哉》(原整理者名之为《芮良夫毖》)作为“逸诗”对于解决《诗经》学史上“删诗”公案等大有裨益。敦煌汉简《风雨诗》具有俗文学特性,为研究汉代诗歌史提供了新的史料。阜阳汉简《诗经》应为《元王诗》,是汉代四家诗外之一家。
三、简帛辞赋研究方面
上博楚简的“五辞赋”(《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鷅》《凡物流行》)反映了诗体赋向骚体赋以及楚辞体作品逐步由咏物向抒情之转变过程。银雀山汉简唐勒《御赋》的出土,有利于澄清“宋玉赋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睡虎地秦简《成相辞·治事》的出土,说明“成相辞”是“民间歌谣”与“庙堂诵歌”的统一体,并对于后世乐府、诗词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尹湾汉简《神乌赋》具有俗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阜阳汉简《楚辞》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北大汉简《反淫》揭示了“七体”发展线索,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道原》呈现出赋体风格。
四、简帛散文研究方面
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简帛散文可分为不同类型,如说理散文、叙事散文、语体散文、尺牍体散文、祝祷体散文(含诅体、盟体)。简帛祝祷体散文可以分为禳灾类,如清华简《祝辞·恐溺》与《祝辞·救火》；祈祥类,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行祝辞》与《日书乙种·行祝辞》。祝祷体散文具有自由的结构和固定的样本,可以反复套用,语言简短、功利性强,是巫教仪式的重要部分,具有巫教色彩。秦简《黑夫·惊书》、敦煌汉帛书《政致幼卿君明书》与《政致幼卿君力书》等尺牍文体现了秦汉尺牍书式与体式。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具有说辞文体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散文发展的时代坐标。郭店简与睡虎地秦简说理散文属于“后七十子”散文流派,可以填补先秦散文史上一直空下的一个环节。
五、简帛小说研究方面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耆夜》属于“街谈巷语”之作,是“历史文学化”的产物,有助于解开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之谜。敦煌简《田章传说》和《韩鹏故事》都是爱情古小说的蓝本,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放马滩出土的《丹復生記》已经具备了志怪小说的各项要素,将志怪小说起源向前推进了近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