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郡县治,天下安”。古时县令为“亲民之官”,对政权的意义不言自明。及至清朝,皇帝依旧多次强调基层官员清廉和干练的重要性。但究竟是清廉为先,还是干练为要,皇帝数次摇摆不定,以致难以解决贪腐渎职问题。
清廉与干练,摇摆不定的选择题
2017-08-02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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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早在战国时,韩非子就强调基层官员的重要性,他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到了清初,国家百废待兴,各地需要清廉精明的基层“亲民之官”,恢复生产,治民理政。
县令既是赋税的初步聚敛者,又是司法公平的初级践行者。他们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政权的稳定。
为官之要,一为品德,一为才能。理想状态下,两者应合二为一。但在现实中,德才兼备之人毕竟有限,那么选官究竟以何为先?清代皇帝的选官标准,其实也发生多次变化。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足见君主对吏治的重视。
清朝定鼎之后,沿袭了明朝制度,也承继了一些积弊,所谓“积弊难除,颓凤犹煽,有司则贪婪成习”。直到顺治亲政后,吏治依旧败坏。皇帝曾忧心忡忡地说:“不肖者刻剥民财,营求升转,不顾地方荒残,民生穷苦。”顺治还担心,因为荐举不公的存在,导致自爱爱民者沉居下僚,以致操守改易。他多次颁布求贤诏书,选用清廉自守之人为县令,让残破的基层能够休养生息。
康熙亲政后,继承了顺治的用人政策,他“锐意整饬吏治,屡诏群臣荐举天下廉能官”。康熙极为看重清廉,屡次要求官吏“顺持身清正”。他在选用人才上,“以清廉为首”。考课上,“卓异之员宜以清廉为首列、若非洁己爱民,不得滥叨大典。应如所请,督抚开报卓异,先论守,次论才”。岳镇九在封丘任县令,清廉自守,卓有政绩。在其告老还乡之际,他亲赐蟒袍和半朝銮驾,便有激励廉吏之意。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时风“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循吏被荐膺显要者,先后踵相接”。吏治已经较以前清明许多。
但到了康熙晚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县令为了博取时誉,不理政事,专务修身,以致地方事务趋于停滞,百姓不满情绪有所增加。他开始反思单纯提倡清廉的弊病。他评论江宁巡抚张伯行时,就改变了以前的观点:“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当有人推举潮州知府张应诏能耐清贫,可任两淮运使时,康熙又认为:“一心为国即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裨于国?”他还训斥那些清廉不作为的官员,将他们比作木偶泥人,是毫无用处的。帝王思想的转变,直接影响县令的选拔任用。康熙早期的廉吏,此时便不再多见了。
雍正即位前,即对吏治之弊有所认识,所以继位伊始,便发谕旨:“肤临御之初,简用人才,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诸大臣密奏所知。”他要打破唯廉是举的陈规,意欲各择所长而用之。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他再发上谕对廉官进行剖析,认为:“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持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至大过有才华的贪官。”
为了防止所选官吏贪赃枉法,雍正制定了各项规章,以监督和核查官员行政操守品行。但此时,因为帝王的猜忌和不信任,著名清官寥若晨星。以致到乾隆时,有“雍正年间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的感叹。
乾隆即位后,继承雍正对州县官员选拔的方法。乾隆元年谕旨,强调上官对下官的监察,“州县有政令废弛,使诸恶复行于境内者,该督抚即行严参。督抚司道郡守,有不能率州县,殚心辅治者,必以溺职治罪。与通苞苴贿赂者等,决不轻贷”。以严刑峻法威慑基层官员,正是源于雍正的御官理念。
其实乾隆选用县官,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康雍时期知县多取京官、科道官的做法,他认为利弊皆有。“从前行取人员内,大率拘谨守分之人多,而明通干济之才少”。即当时县官多半是安分守己之人,能明通时事,开创局面的并不多见。因此他在乾隆十六年,废除了实行许久的知县行取之制。
乾隆认为,官员只要“以人事君,公而忘私”,便可加以重用。为了德行和才能兼顾,他主张守令久任,熟悉地方事务。他鼓励基层知县,只要“心求端方,操守廉洁,扩充历练,不愧循良”。
因此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各地知县任满者众多。但到乾隆中叶后,他发现自己的良苦用心化为了泡影。他斥责朝臣督抚,对属下官员,尤其是地方县令,瞻徇回护,“致衰庸劣之徒滥等旷职”。此后各地县令频繁调任,久任者寥寥无几。
其实无论是提倡清廉,还是崇尚监察,都无法根除古代的吏治弊病。康熙倡导清操,官吏“虽未收公行贿赂,大抵多瞻徇情面”,不收财贿却极重人情,其实也是一种腐败。雍正尚“严明”,痛恨朋党,容不得群臣“瞻徇私面,稍有容隐”。群臣虽畏法,但“植党营私,坏法欺公”依旧层出不穷。乾隆“宽猛相济”,一张一弛,看似相得益彰,但最后却是“苟且塞责者”日益泛滥。到了乾隆晚年,贪官污吏与日俱增,大小官吏无不“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吏治全面衰败。
早在战国时,韩非子就强调基层官员的重要性,他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到了清初,国家百废待兴,各地需要清廉精明的基层“亲民之官”,恢复生产,治民理政。
县令既是赋税的初步聚敛者,又是司法公平的初级践行者。他们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政权的稳定。
为官之要,一为品德,一为才能。理想状态下,两者应合二为一。但在现实中,德才兼备之人毕竟有限,那么选官究竟以何为先?清代皇帝的选官标准,其实也发生多次变化。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足见君主对吏治的重视。
清朝定鼎之后,沿袭了明朝制度,也承继了一些积弊,所谓“积弊难除,颓凤犹煽,有司则贪婪成习”。直到顺治亲政后,吏治依旧败坏。皇帝曾忧心忡忡地说:“不肖者刻剥民财,营求升转,不顾地方荒残,民生穷苦。”顺治还担心,因为荐举不公的存在,导致自爱爱民者沉居下僚,以致操守改易。他多次颁布求贤诏书,选用清廉自守之人为县令,让残破的基层能够休养生息。
康熙亲政后,继承了顺治的用人政策,他“锐意整饬吏治,屡诏群臣荐举天下廉能官”。康熙极为看重清廉,屡次要求官吏“顺持身清正”。他在选用人才上,“以清廉为首”。考课上,“卓异之员宜以清廉为首列、若非洁己爱民,不得滥叨大典。应如所请,督抚开报卓异,先论守,次论才”。岳镇九在封丘任县令,清廉自守,卓有政绩。在其告老还乡之际,他亲赐蟒袍和半朝銮驾,便有激励廉吏之意。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时风“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循吏被荐膺显要者,先后踵相接”。吏治已经较以前清明许多。
但到了康熙晚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县令为了博取时誉,不理政事,专务修身,以致地方事务趋于停滞,百姓不满情绪有所增加。他开始反思单纯提倡清廉的弊病。他评论江宁巡抚张伯行时,就改变了以前的观点:“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当有人推举潮州知府张应诏能耐清贫,可任两淮运使时,康熙又认为:“一心为国即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裨于国?”他还训斥那些清廉不作为的官员,将他们比作木偶泥人,是毫无用处的。帝王思想的转变,直接影响县令的选拔任用。康熙早期的廉吏,此时便不再多见了。
雍正即位前,即对吏治之弊有所认识,所以继位伊始,便发谕旨:“肤临御之初,简用人才,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诸大臣密奏所知。”他要打破唯廉是举的陈规,意欲各择所长而用之。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他再发上谕对廉官进行剖析,认为:“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持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至大过有才华的贪官。”
为了防止所选官吏贪赃枉法,雍正制定了各项规章,以监督和核查官员行政操守品行。但此时,因为帝王的猜忌和不信任,著名清官寥若晨星。以致到乾隆时,有“雍正年间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的感叹。
乾隆即位后,继承雍正对州县官员选拔的方法。乾隆元年谕旨,强调上官对下官的监察,“州县有政令废弛,使诸恶复行于境内者,该督抚即行严参。督抚司道郡守,有不能率州县,殚心辅治者,必以溺职治罪。与通苞苴贿赂者等,决不轻贷”。以严刑峻法威慑基层官员,正是源于雍正的御官理念。
其实乾隆选用县官,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康雍时期知县多取京官、科道官的做法,他认为利弊皆有。“从前行取人员内,大率拘谨守分之人多,而明通干济之才少”。即当时县官多半是安分守己之人,能明通时事,开创局面的并不多见。因此他在乾隆十六年,废除了实行许久的知县行取之制。
乾隆认为,官员只要“以人事君,公而忘私”,便可加以重用。为了德行和才能兼顾,他主张守令久任,熟悉地方事务。他鼓励基层知县,只要“心求端方,操守廉洁,扩充历练,不愧循良”。
因此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各地知县任满者众多。但到乾隆中叶后,他发现自己的良苦用心化为了泡影。他斥责朝臣督抚,对属下官员,尤其是地方县令,瞻徇回护,“致衰庸劣之徒滥等旷职”。此后各地县令频繁调任,久任者寥寥无几。
其实无论是提倡清廉,还是崇尚监察,都无法根除古代的吏治弊病。康熙倡导清操,官吏“虽未收公行贿赂,大抵多瞻徇情面”,不收财贿却极重人情,其实也是一种腐败。雍正尚“严明”,痛恨朋党,容不得群臣“瞻徇私面,稍有容隐”。群臣虽畏法,但“植党营私,坏法欺公”依旧层出不穷。乾隆“宽猛相济”,一张一弛,看似相得益彰,但最后却是“苟且塞责者”日益泛滥。到了乾隆晚年,贪官污吏与日俱增,大小官吏无不“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吏治全面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