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章
近日,关于“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讨论很多。今年我国有750万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以北京、上海为代表,户口指标不断收紧；二线城市以武汉、西安、长沙等为代表,则纷纷提出吸引百万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计划。一场人才争夺战正进入白热化状态。据《2017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报告——离校的抉择》调查显示:选择北上广深的人群比例为43.75%,选择二线城市的人群比例为45.18%。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已经不再是过去“挤破脑袋进一线”的一边倒情况。
从“农民工争夺战”到“高校毕业生争夺战”
5月22日,武汉“户籍新政”实施:18项户口迁移政策调整,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须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博士、硕士可直接落户。一个月后,6月23日,又提出“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
5月26日,济南发布“人才新政30条”:对企业新引进入户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按照每月1500元、1000元的标准连续发放三年租房补贴；在市人才服务局设立“人才集体户”,来济创业或就业的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凭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依法注册登记就业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可申请落户。
6月29日,“长沙人才新政22条”发布:未来五年,将投入百亿以上资金,吸引储备100万名人才；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7月1日,南京《人才安居办法》施行:对当地无房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信息和房屋交易记录的六类人才,给予每月最少600元的租房补贴,最大可提供150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
7月2日,成都提出“蓉漂计划”: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给予最高1亿元综合资助；对毕业5年内在蓉创业的大学生,给予最高50万元、最长3年贷款期限和全额贴息支持；每年4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六设为“蓉漂人才日”；支持在蓉高校和职业技术(技工)院校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对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设立青年人才驿站,外地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可免费入住7天。
……
几个月内,几乎所有二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济南、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等,都出台了优厚的人才政策,加入“人才争夺战”。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人才争夺战。就在几年前,频频见诸报端的还是“农民工争夺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资源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民工”成为我国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道风景线。在经历了被嫌弃、慢慢接受、逐步承认、融入城市的过程后,进入新世纪,很多城市甚至出现了“离不开农民工”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群体的贡献远远超过给予他们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
2004年,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首次发生“民工荒”,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年珠江三角洲缺工约200万人,主要是普通农民工。《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2004)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岁—25岁的年轻女工”。
从此之后,招工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即使在金融危机还在进行中的2009年,我到广西上林县挂职,与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老板座谈,他还说:“能招到工人,我马上可以提高产量30%”。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体脑倒挂”现象,即农民工比大学生好找工作,大学生挣的钱比不上农民工。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从“农民工争夺战”到“高校毕业生争夺战”,人才竞争内容的变化,其实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梯度转移和雁形发展理论表明,二线城市迎来巨大人才机遇
供求规律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和产业形成对用工的需求,劳动年龄人口则是用工市场的供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经济社会活力,迎来了经济和产业的大发展。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顺应市场规律逐步向资源回报率高的产业、地区配置,由此出现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和转移,带来城市的大发展大繁荣。
与供求原理相联系,应用到地区发展的还有“梯度转移理论”、“雁形发展理论”。即,有限的资源总是向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但当这些较好的地区由于资源集中,达到或超过其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由于资源价格上涨、成本增加,投资回报率会出现递减。这时,资源就会依次向下一个等级地区集中。这一规律使资源“梯度转移”,或者从“领头雁”转移到排在后面的“雁子”,最后实现整体经济进步。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战略就是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一线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们获得了先发展的机遇。北京、上海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都市。但是,经济规律终究要起作用。一线城市在获得大发展机会的同时,“大城市病”显现,生活成本显著增加,尤其是住房成本。其实,在今年的人才争夺战之前,已经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现象,只不过不像今年二线城市抢人才这么惹眼而已。此外,雄安新区的设立,也标志着制度层面的分流大城市人才开了先河。
人才优惠政策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要“栽好梧桐树”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高投资的基础建设和低端制造业。现在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人才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对于二线城市来说,如果要在创新创业和转型升级方面取得较大进步,大量新型人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城市抓住一线城市高成本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不失时机“抢人才”,是绝对明智的选择。但是,在争夺人才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城市间的合作竞争关系。
《国富论》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英国经济繁荣,企业贷款需求高涨,出现“贷款难、贷款贵”。几个苏格兰富人声言“救国难”,成立了一家银行,条件“都比其他银行宽大”。所以,“在二年的时间里,这银行借出的,达80万磅以上,取息5%(市场利率8%)”。但终因无法持久而停业。亚当·斯密评价说“这银行经营的结果,似正和它的创办人的本意相反”,打算把其他银行排挤掉,“从而把整个银行业集于一身”,却救济了本要排挤的银行(客户有低利率贷款,就能够还他们的贷款),最后自己的银行却倒闭了。城市竞争人才也是如此,如果超出自身能力,脱离市场需求,硬是“争”到了比别的城市多的毕业生,却没有相应的产业,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争来的那些人才,反而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延续“苏格兰人的故事”。
因此,在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中,实施一些带有“人才特区”性质的政策,只是第一步。城市政府应重在提供公共服务,营造优越创业环境。地方政府间你追我赶,把经济搞上去,是过去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着力、不抓紧,一旦其他大国结构调过来了,我们就会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限于被动”。国际竞争如此,国内城市竞争也是如此。而人才结构升级,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城市政府也要“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迎合转型升级的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在人才配置过程中积极有为,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里的梧桐树,就是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城市环境。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近日,关于“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讨论很多。今年我国有750万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以北京、上海为代表,户口指标不断收紧；二线城市以武汉、西安、长沙等为代表,则纷纷提出吸引百万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计划。一场人才争夺战正进入白热化状态。据《2017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报告——离校的抉择》调查显示:选择北上广深的人群比例为43.75%,选择二线城市的人群比例为45.18%。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已经不再是过去“挤破脑袋进一线”的一边倒情况。
从“农民工争夺战”到“高校毕业生争夺战”
5月22日,武汉“户籍新政”实施:18项户口迁移政策调整,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须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博士、硕士可直接落户。一个月后,6月23日,又提出“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
5月26日,济南发布“人才新政30条”:对企业新引进入户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按照每月1500元、1000元的标准连续发放三年租房补贴；在市人才服务局设立“人才集体户”,来济创业或就业的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凭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依法注册登记就业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可申请落户。
6月29日,“长沙人才新政22条”发布:未来五年,将投入百亿以上资金,吸引储备100万名人才；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7月1日,南京《人才安居办法》施行:对当地无房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信息和房屋交易记录的六类人才,给予每月最少600元的租房补贴,最大可提供150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
7月2日,成都提出“蓉漂计划”: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给予最高1亿元综合资助；对毕业5年内在蓉创业的大学生,给予最高50万元、最长3年贷款期限和全额贴息支持；每年4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六设为“蓉漂人才日”；支持在蓉高校和职业技术(技工)院校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对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设立青年人才驿站,外地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可免费入住7天。
……
几个月内,几乎所有二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济南、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等,都出台了优厚的人才政策,加入“人才争夺战”。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人才争夺战。就在几年前,频频见诸报端的还是“农民工争夺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资源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民工”成为我国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道风景线。在经历了被嫌弃、慢慢接受、逐步承认、融入城市的过程后,进入新世纪,很多城市甚至出现了“离不开农民工”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群体的贡献远远超过给予他们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
2004年,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首次发生“民工荒”,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年珠江三角洲缺工约200万人,主要是普通农民工。《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2004)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岁—25岁的年轻女工”。
从此之后,招工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即使在金融危机还在进行中的2009年,我到广西上林县挂职,与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老板座谈,他还说:“能招到工人,我马上可以提高产量30%”。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体脑倒挂”现象,即农民工比大学生好找工作,大学生挣的钱比不上农民工。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从“农民工争夺战”到“高校毕业生争夺战”,人才竞争内容的变化,其实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梯度转移和雁形发展理论表明,二线城市迎来巨大人才机遇
供求规律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和产业形成对用工的需求,劳动年龄人口则是用工市场的供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经济社会活力,迎来了经济和产业的大发展。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顺应市场规律逐步向资源回报率高的产业、地区配置,由此出现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和转移,带来城市的大发展大繁荣。
与供求原理相联系,应用到地区发展的还有“梯度转移理论”、“雁形发展理论”。即,有限的资源总是向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但当这些较好的地区由于资源集中,达到或超过其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由于资源价格上涨、成本增加,投资回报率会出现递减。这时,资源就会依次向下一个等级地区集中。这一规律使资源“梯度转移”,或者从“领头雁”转移到排在后面的“雁子”,最后实现整体经济进步。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战略就是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一线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们获得了先发展的机遇。北京、上海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都市。但是,经济规律终究要起作用。一线城市在获得大发展机会的同时,“大城市病”显现,生活成本显著增加,尤其是住房成本。其实,在今年的人才争夺战之前,已经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现象,只不过不像今年二线城市抢人才这么惹眼而已。此外,雄安新区的设立,也标志着制度层面的分流大城市人才开了先河。
人才优惠政策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要“栽好梧桐树”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高投资的基础建设和低端制造业。现在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人才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对于二线城市来说,如果要在创新创业和转型升级方面取得较大进步,大量新型人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城市抓住一线城市高成本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不失时机“抢人才”,是绝对明智的选择。但是,在争夺人才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城市间的合作竞争关系。
《国富论》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英国经济繁荣,企业贷款需求高涨,出现“贷款难、贷款贵”。几个苏格兰富人声言“救国难”,成立了一家银行,条件“都比其他银行宽大”。所以,“在二年的时间里,这银行借出的,达80万磅以上,取息5%(市场利率8%)”。但终因无法持久而停业。亚当·斯密评价说“这银行经营的结果,似正和它的创办人的本意相反”,打算把其他银行排挤掉,“从而把整个银行业集于一身”,却救济了本要排挤的银行(客户有低利率贷款,就能够还他们的贷款),最后自己的银行却倒闭了。城市竞争人才也是如此,如果超出自身能力,脱离市场需求,硬是“争”到了比别的城市多的毕业生,却没有相应的产业,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争来的那些人才,反而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延续“苏格兰人的故事”。
因此,在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中,实施一些带有“人才特区”性质的政策,只是第一步。城市政府应重在提供公共服务,营造优越创业环境。地方政府间你追我赶,把经济搞上去,是过去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着力、不抓紧,一旦其他大国结构调过来了,我们就会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限于被动”。国际竞争如此,国内城市竞争也是如此。而人才结构升级,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城市政府也要“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迎合转型升级的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在人才配置过程中积极有为,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里的梧桐树,就是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城市环境。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