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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涛
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这是历史上关于司马量的全部记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量并没有像他父亲以及传说中的十三世祖司马卬一样担任武职。也许可以说,从司马量开始,司马家族终于下了马背,以另一种方式在东汉生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东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以重文轻武著称的朝代之一。研究学术和担任文官,都是很有前途的事情——起码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刀头舔血的军旅生活强。
到司马量的儿子司马儁时,已经是博学好古的儒生气象了。唯一与他儒生形象不大符合的,是他军人般的高大身躯。史称他身高一米九一(身长八尺三寸),这一身高后来很好地遗传给了司马懿。
经过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到了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这一代,司马家俨然已经儒风蔚然,一派世族气象。
司马防这代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李膺、郭太。李膺、郭太是名士的代表,在当时年轻人中有着天王巨星般的号召力。荀彧的叔父、一代名士荀爽曾经担任过李膺的司机,回来后大肆宣传以自抬身价。一般的年轻人,一旦有机会和李膺交谈一次,也会立马身价百倍。所以社会舆论把跟李膺交往称为“登龙门”。
司马防也暗下决心,要把儿子们也培养成为李膺、郭太这样的名士,为家族光大门楣。
如果不是闹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潮,司马懿也许将来真的能成为一位名士。
东汉王朝,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和宽松的时代。这一切,都要感谢光武帝刘秀定下的立国基调。
与注重武功和崇尚游侠的西汉不同,在东汉,品德和学养更吃得开。政治中枢虽然始终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但他们始终也要靠文官们来实现治理。而文官的选拔途径,在本朝也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化。
自上而下的征辟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使得天下英雄尽入汉王朝彀中。发达的选拔制度推进了教育体制的繁荣。底层有广收门徒的私人讲学和世代相传的家学,中层有各地长官兴办的郡学,中央有专款筹建的太学。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太学生人数激增到三万多人。随着学生的激增,校舍规模也日渐扩大,到了司马防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拥有二百四十栋建筑,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序》)
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世界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
2世纪60年代,洛阳的太学生们还是充满激情与梦想的。他们不像后来的太学生们那样世俗、功利、不关心政治。当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洋溢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舆论,对于司法的不公可以产生现实的影响。
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为依法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而被判服劳役,太学生领袖刘陶率领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不得已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
公元162年,宦官向名将皇甫规索贿未果,将皇甫规迫害入狱,太学生领袖张凤等三百多人游行示威,朝廷不得已赦免皇甫规。(《后汉书·皇甫规传》)
此外,太学生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品评政要和名流的沙龙,当时称之为“清议”。清议的尺度很开放,言辞很激烈,上至执政的外戚、当红的宦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旁及学术界、司法界的怪现状,无不在抨击范围之内。
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这是历史上关于司马量的全部记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量并没有像他父亲以及传说中的十三世祖司马卬一样担任武职。也许可以说,从司马量开始,司马家族终于下了马背,以另一种方式在东汉生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东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以重文轻武著称的朝代之一。研究学术和担任文官,都是很有前途的事情——起码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刀头舔血的军旅生活强。
到司马量的儿子司马儁时,已经是博学好古的儒生气象了。唯一与他儒生形象不大符合的,是他军人般的高大身躯。史称他身高一米九一(身长八尺三寸),这一身高后来很好地遗传给了司马懿。
经过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到了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这一代,司马家俨然已经儒风蔚然,一派世族气象。
司马防这代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李膺、郭太。李膺、郭太是名士的代表,在当时年轻人中有着天王巨星般的号召力。荀彧的叔父、一代名士荀爽曾经担任过李膺的司机,回来后大肆宣传以自抬身价。一般的年轻人,一旦有机会和李膺交谈一次,也会立马身价百倍。所以社会舆论把跟李膺交往称为“登龙门”。
司马防也暗下决心,要把儿子们也培养成为李膺、郭太这样的名士,为家族光大门楣。
如果不是闹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潮,司马懿也许将来真的能成为一位名士。
东汉王朝,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和宽松的时代。这一切,都要感谢光武帝刘秀定下的立国基调。
与注重武功和崇尚游侠的西汉不同,在东汉,品德和学养更吃得开。政治中枢虽然始终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但他们始终也要靠文官们来实现治理。而文官的选拔途径,在本朝也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化。
自上而下的征辟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使得天下英雄尽入汉王朝彀中。发达的选拔制度推进了教育体制的繁荣。底层有广收门徒的私人讲学和世代相传的家学,中层有各地长官兴办的郡学,中央有专款筹建的太学。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太学生人数激增到三万多人。随着学生的激增,校舍规模也日渐扩大,到了司马防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拥有二百四十栋建筑,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序》)
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世界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
2世纪60年代,洛阳的太学生们还是充满激情与梦想的。他们不像后来的太学生们那样世俗、功利、不关心政治。当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洋溢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舆论,对于司法的不公可以产生现实的影响。
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为依法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而被判服劳役,太学生领袖刘陶率领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不得已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
公元162年,宦官向名将皇甫规索贿未果,将皇甫规迫害入狱,太学生领袖张凤等三百多人游行示威,朝廷不得已赦免皇甫规。(《后汉书·皇甫规传》)
此外,太学生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品评政要和名流的沙龙,当时称之为“清议”。清议的尺度很开放,言辞很激烈,上至执政的外戚、当红的宦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旁及学术界、司法界的怪现状,无不在抨击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