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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名士国势的昌盛衰落,家运的旺败浮沉,往往须臾相傍,有所耦合。清中叶兴起的济宁玉堂孙氏,三世一品,簪笏满床。但在国势的顺畅逆折中,家族成员的为政品德,也发生着廉贪的转变。

济宁孙氏:三世一品,廉贪转性

2017-07-12 作者: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清末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右一为孙毓汶
  玉堂酱园旧照
  □ 本报记者 鲍 青

  古人爱逐水而居,城市便因水而兴。千里运河碧波澄澄,舳舻千里舸舶鳞集,正是货运商贸、人口迁流的纽绳。济宁“居运道之中”,水陆交汇,南北冲要,控引江淮咽喉,尽得舟楫之利。江南米稻、北方皮毛,无不在此中转流通,因而经济繁荣,文教昌盛,“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
  繁华经济孕育着璀璨人文。自清中叶始,济宁玉堂孙氏,世代簪缨,累世公卿,三世一品,显赫于世,孙玉庭、孙瑞珍皆为一时名臣能吏。但随着清朝由盛转衰、暮气沉沉,玉堂孙氏的孙毓汶虽仍为重臣,却廉贪之性反转,由清正廉吏变为贪滑奸臣,诚为可惜。
  也许因为孙毓汶名声太差,玉堂孙氏此后逐渐没落。“清朝覆灭后,军机大臣孙毓汶在北京的亲属离开了国内,济宁本地的孙家也分了家,家族墓地、旧宅都没有了。”孙氏后人孙祥生说。
“譬如芝兰玉树,
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玉堂孙氏祖居济宁城北,世代诗书耕读传家。至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族人孙扩图中乡试举人,显耀门庭。但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他都遗憾地败落折戟。尤其是第二次会试,孙扩图原先榜上有名,朝廷却临时裁撤进士百人,他不幸名列其中,抱憾不已。孙扩图感叹时运不济,心有不甘地参加落选举人的加试,中了副榜——“明通榜”,分发到掖县任教谕学官。
  在掖县任上,孙扩图虽“家本寒素,至是益困”,但“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为人清正廉明,教学不知疲倦,颇受学子敬重,掖县举业蒸蒸日上。
  乾隆十七年腊月某日,孙家庭院中的兰花绽放,三子降临人世。他为子取名玉庭,字佳树,乳名兰生。
  孙扩图取名,背后寄寓着人父对爱子的美好期待。玉庭佳树,其名源于《世说新语·言语篇》中东晋谢氏家族的典故。谢太傅(谢安)曾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唯有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后世便以芝兰玉树,来形容子女出人头地,有所出息。
  世间平淡无奇的微末小事,若置于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流,却成了开启命运之锁的独把钥匙。玉堂孙氏的勃兴,便自孙玉庭始。不过此时的他,还只能襁褓包裹,学语习步,好奇地观察着父亲的言行举止。
  父亲孙扩图为儿子的人生树立了好榜样。
  第二年,山东巡抚杨应琚视察掖县,发现孙扩图“有国士才”,举荐他作浙江乌程县令。
  乌程任上,孙扩图躬谨勤明,剔弊纠邪,贪赃枉法官吏他追查不懈,蒙冤受屈庶民他怜悯有加。当地有位贡生在黔地经商,随身携带些黔制铜币归乡,途中被绍兴官府查获羁押。绍兴主官想兴大狱、博政绩,竟以私铸钱币为由,要求乌程县将该贡生一户悉数捉拿到案。
  孙扩图心生疑窦,觉得事有蹊跷,便暗自走访查问。他发现该贡生本无劣迹,也未私铸钱币,实为酷刑之下的屈打成招。孙扩图立刻驰见浙江巡抚,面呈案件冤情,提请再审定论。在他据理力争下,贡生终于洗刷冤屈,无罪开释,与家人团聚。但孙扩图却因此得罪同僚,遭遇谗言,由膏腴的乌程调任贫瘠的缙云。
  由富乡入贫地,仕途日趋黯淡。亲友为其叹息,孙扩图却不以为意。上任缙云后,他不改旧气,先走访民家,后洞察政弊,再体恤民情。当时缙云有条山径与外界通联,官员长年征用民夫抬轿护送,历年花费惊人。缙云县衙清贫寒素,难以承担资费,便从百姓处盘剥,以致官民两累。历任县令皆知其弊,却因畏惧担责,不敢贸然废黜。孙扩图了解后,便向上级请求革除长夫,改用短夫,用公田租息支付费用。以后民无加赋之苦,役得增价之实,昌明了政治环境,减轻了乡民负担,获得百姓赞誉。
  孙扩图后任嘉兴、钱塘知县。每至一地,皆有惠政可闻,百姓褒奖他“方直清正,十年巨邑不名一钱”。后来他不愿受制于枉法的上级,觉得“下吏权轻,小民命贱”,誓不愿同流合污,愤然辞官归隐林泉。
  仕途上官卑职微的孙扩图,却是人格上的伟岸巨人。他勤政爱民,清廉自守,为孙氏后人为官立了表率。以后的朝廷重臣孙玉庭,此刻正跟随他左右,沐浴父亲的言传身教,砥砺自己的品性修养。
  乾隆四十年,孙玉庭中进士。他历任湖广、黔滇、浙皖等地布政使、巡抚,湖广、两江总督,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成为嘉道两朝的干练重臣。
“久任封圻,
治尚安静”

  受父亲的影响,孙玉庭为官行政,也极重视爱民廉洁,并以身垂范,做出表率。史载他“廉而不激,宽而不懦”。他常对属下言道:“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关键在人不在法。若一省督抚两司为廉者,则大臣尽忠,小臣尽职,不会有苛政勒索百姓之事;倘若上梁不正下梁必歪,相率逢迎盘剥,即使有限制也形同虚设,弊政自然滋生……唯有重臣正己率属,奖励廉洁贬斥贪浊,才可廓清吏治。”
  孙玉庭这样说,也这样做。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他擢升广东巡抚。
  当时广东境内不宁,海盗日横,劫掠百姓,民受其害。孙玉庭上任伊始,便把此“民疾”作为当务之急。他条陈奏议朝廷,请求增兵严守口岸,杜绝淡水米粮出海,孤立海盗促其瓦解。两广总督那彦成觉得此计旷日持久,不能立竿见影,坚持绥靖招抚。孙玉庭多次劝说,陈述招抚于民为害,断不可行。那氏不听,坚持己见。在上级和百姓之间,孙氏没有委曲求全,而是冒罪疏陈朝廷:“闻招抚的海盗只为贪利而来,未曾悔罪。有官员贪婪功绩,不愿根本求治,只愿迅速招抚,海盗隐患未能消除。表面看似海盗之名敛迹难寻,背地海盗行迹猖獗。如此废法敛怨,百姓恐怕将深受其害。”批判的矛头直指总督那氏。嘉庆览奏后下诏追查那氏之罪,褒奖孙玉庭能识大体。
  孙玉庭后任两江总督,接手河漕盐重任。当时两江所负责的河道、漕运和盐务,皆是关系朝廷安危的大事。孙玉庭出任两江总督,足见朝廷对他的信任。
  但孙氏接手时,两江事务已经积弊丛生。河道淤塞,漕运废弛,私盐泛滥,皆亟须能吏来主持革新。
  孙玉庭首先打击盐业走私,维护盐业稳定,增加盐税收入。接着以盐税为本金,筹款生息,同时裁撤漕委,补贴屯丁经费,随事补苴罅漏,两江局面稍稍安宁。
  孙玉庭于治民之外,也娴熟于外交,时常有安邦定国的妙策。嘉庆时,南方安南内乱,国王阮光缵为叛臣所逼,于广西叩关乞求内避,嘉庆闻讯后命孙玉庭驰赴办理。等孙玉庭到达广西后,阮光缵已被消灭,叛臣遣使纳款,请求清廷册封,并准许改国号为“南越”。嘉庆出于维护藩属秩序,又因“南越”和“南粤”音同而极为不悦,有兴兵征伐之意。孙玉庭深感国家多事,于民不利,便建言献策道:“不可以语言文字阻外夷乡化之心……若改号越南,亦与中国南粤旧名有别,也能消弭它挑衅之心。”嘉庆最终予以采纳。而越南国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嘉庆二十年,朝廷和英国来华贡使在跪拜礼仪上发生龃龉。早在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马戛尔尼代表团就曾因跪拜还是躬身,与清廷闹得很不愉快。这次英国使团依旧坚持不行跪拜礼,廷议认为英夷倔强难驯,应该驱逐出境。孙玉庭从中斡旋,以“驭夷之道”来劝谏嘉庆:“若英人有所妄求,可折以天朝法度;若是归心恪顺,不能责以中国仪文。”孙氏反覆开陈,嘉庆怒意乃消。
  孙玉庭一生历任封疆凡四十年,勤勉廉正,劳心劳力,多有政绩。《清史稿》赞扬他“久任封圻,治尚安静”。
“所到之处治绩昭然,
官民翕服”

  自孙玉庭后,玉堂孙氏进入空前繁盛期。他们辈辈科举起家,代代衣金腰玉,并历清要显职,在任上也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当时家门势力之盛,北方罕有能匹。
  孙玉庭长子孙善宝为举人,后仕至江苏巡抚,护理过两江总督;三子孙瑞珍为进士,于道光时任礼部、工部、户部尚书,后官拜内阁大学士。在任户部尚书时,清廷因内外战争不断,国库所存几乎告罄,国家财政几近破产,连官员俸禄发放都难以为继。孙瑞珍和戴铨等人号召共克时艰,率群臣为国库献银,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
  孙玉庭长孙孙毓溎,中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状元。他初任翰林院修撰,接着“简放云南学政。下车厉风节,广教育,厘剔奸橐,振拔寒俊,士论翕然”,后因病辞官归乡静养。
  太平军北伐时,兵锋直抵济宁城下。病中的孙毓溎,“自以世受厚恩,不敢辞,乃力疾起视事”。他集资募勇,筹办团练,储粮制械,训练校阅,事必躬亲。在他主持下,济宁士饱马腾,城防屹若重镇。太平军见城池顽固坚实,数次挑战皆不成,便退军远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孙玉庭、孙瑞珍和孙毓溎三代,皆与名臣林则徐结下深厚友情,传为佳话。
  道光三年,林则徐出任江苏按察使,他整肃司法,厘除弊端,以干练任事得总督孙玉庭赏识。当年夏,江苏洪水泛滥,京杭河运遭毁,南北漕运中断。孙玉庭深感“两江剧任甲于他省”,奏请治理江浙水道。第二年,他举荐林则徐以按察使署理布政使,治理江浙水患。林则徐提出暂垫官款,疏浚三江水道的建议。孙玉庭参考之后,认为他“器识远大,处事精详”,奏请以林则徐来综办江浙水道事务。清廷根据孙玉庭的奏请,命林则徐主持。道光在御批中大气写道:“即朕特派,非伊而谁?所请甚是。”
  林则徐履勘水利时,母亲亡故的讣讯传来。孙玉庭爱惜林氏之才,希望朝廷能准予“夺情”,让他继续办理水务。孙氏中肯地说:“江浙两藩司,并无熟悉两省情况之员……若另于道员内选派综理,不特并无熟谙之人,抑且职分相等,难免有其名而无其实。”
  当年深秋,淮河水位下降,漕运困难。次年二月,“高家堰十三堡决口,洪湖水尽涸,无以济运,急修石山蓄水”。危机关头,孙玉庭举荐林则徐督修堤防。林则徐接受“夺情”谕令,身着素服,不用顶戴,赴南河督工。
  年迈的能吏孙玉庭,给壮年的能吏林则徐留下极佳印象。孙玉庭此时因决口遭受处分,却未曾挂意。他寄语林则徐:“量汝之才必有大用,不惑之年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林则徐则在文集中记下对孙玉庭的敬仰:“体察百姓疾苦,直陈无隐……努力奉公,竭衰暮之余年,矢靖共于臣职,以期稍报涓埃。”
  1832年,孙玉庭已经“悠游林下,归里七载”,而林则徐赴济宁任河道总督。他来到济宁城北,特意拜望孙玉庭,聆听老人教诲。当年5月,林氏调任,孙玉庭差人至码头送行。1835年,林氏于任上知孙玉庭病故,特意“寄济宁故相孙寄圃先生奠仪”。
  1846年,林则徐用兵于云南,孙毓溎在幕府中建言献策,得林则徐采纳。二人共事三载,写诗唱酬,往来密切,结为挚友。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因主战被罢官。咸丰继位后,发求贤诏。孙瑞珍奏保林则徐,请旨起用。他在奏折中褒奖林则徐:“国家重寄首在封疆,任用得人则全省赖之以治。而人才难得,称职维艰。伏念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受大行皇帝特达之知,久任封圻,所到之处治绩昭然,官民翕服。总因该前督躬行率属,识性过人,认真整顿不遗余力,故能叠膺大任,屡著成效,近今督抚中似尚无出其右者。”咸丰帝在帝师杜受田建议下,听从了该意见。
  五月初,清廷命闽浙总督刘韵坷转饬林则徐赴任。林抱病起程,却中途病逝广东。
  林氏病逝,国失重臣,朝野震动。孙瑞珍悲不自抑,书挽联痛悼林则徐:“威望震华夷,仰绩奏岩疆,中外倾心文潞国。大名垂宇宙,痛身歼军务,后先接迹武乡侯。”他将林则徐比作宋朝“名闻四夷”的文彦博和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足见二人的友谊。
“勤劳亦著,大体弥缝,
赖以无事”

  至此,玉堂孙氏在朝为官,皆清廉有为,深得朝臣赞许。但到孙玉庭之孙孙毓汶时,为官品行却发生了先廉后贪的转变。他在甲午战争时一味求和怯战,更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政治仕途走向终结,盖棺定论满腹骂名。
  孙毓汶为孙瑞珍小妾所生。虽然少时“父聘名师为其授业”,但他耳闻目睹庶子的卑贱,“聪明异常,遇事警觉”,发愤图强,立志成名,以期出人头地。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孙毓汶以国子监太学生中举人。咸丰六年,中一甲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当年科甲状元为名臣翁同龢。
  当年六月,孙毓汶充实录馆协修官,修道光实录。全书告成后议叙,以应升之缺开列。然而年纪轻轻的孙毓汶,很快因血气方刚仕途大挫。
  先是咸丰八年,父亲孙瑞珍去世,孙毓汶扶柩丁忧守丧。此时捻军在鲁西活动,威胁驻防清军。僧格林沁奉命驻兵“剿捻”,需要当地人襄赞军务。因孙氏为当地望族,他就选召守丧的孙毓汶帮理团练、河务。但孙毓汶书生意气,不愿受驱使,竟违抗军令未到职。
  尔后僧氏在济宁捐饷,孙毓汶又带头抗捐,终于惹恼僧王。恭亲王奕䜣素与毓汶父瑞珍有隙,和僧王一道参劾毓汶。咸丰十年,清廷免孙氏官职,将他遣戍新疆。《清史稿》载,“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
  同年翁同龢的日记中,记录了孙毓汶遭受的屈辱:“僧邸参孙毓汶不遵调遣,请革职枷示,发新疆。奉旨免其枷号,即革职发新疆。”他为孙毓汶抱不平,“词臣居乡,乃被斯议,亦奇哉”。
  孙毓汶在新疆荒蛮之地开始了痛苦的谪戍生活。两年后,孙家捐助大笔军饷,终于把孙毓汶“赎买”回来,所扣官俸也尽数补发。经历这场宦海风波、边疆历练后,孙毓汶看透世态炎凉,变得深沉老练许多。从前那个挥斥方遒、清廉自守的孙毓汶,已经消失在天山南北之麓了。
  孙毓汶回京后,起初尚秉乘廉洁清正的家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朝中大考,孙毓汶获一等一名,被擢升侍讲学士,值南书房,成为近臣。此后,他“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考试公明……毓汶守家学,颇励操行”。“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改授工部左侍郎。同年,奉命赴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地考查官员。对于考绩,不论职位高低当众公布,又照实回奏”。湖北勋县廪生余琼被县吏殴打致死,案件悬了好久没解决。孙毓汶和侍郎乌拉布经辗转推求,“卒成信谳”。这一时期,史书对他评价颇高:“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
  但因抗捐得罪了恭亲王,孙毓汶的仕途备受压抑。在“清廉”和“权位”间,他舍弃了从前的自己,投奔光绪生父醇亲王帐下,做了“权奇饶智略”的心腹。
“此二臣者,
国人皆曰可杀”

  中法战争爆发后,慈禧借助醇亲王力量,一举罢黜了恭亲王势力。作为醇亲王的心腹,孙毓汶获任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开始进入中枢机构。
  当时首席军机大臣世铎,遇事模棱两可,毫无主见。而其他军机如额勒和布,为人讷讷寡言,被讥为“哑人”,张之万“唯工迎合”,皆是平庸之辈。
  孙毓汶在军机处虽官阶最低,班次最后,但因与醇亲王关系密切,位置反而特殊。《清史稿》说:“醇亲王以尊亲参机要,不常入值,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慈禧对孙毓汶格外青睐,“每入队,(孙)班在后而发言最先,孝钦(慈禧太后)尝目送之,见毓汶如见醇王也”。
  随着权势越大,孙毓汶也愈发贪婪起来。他“及入枢府,顿改节”,孜孜以求财贿,一时行贿之风炽盛。地方官到京城引见,均需向其送礼方可。时人樊增祥在给张之洞信中提到:“……近有一人引见到京,馈‘大圣’六百,‘相王’半之……”这“大圣”,即“孙大圣”,是孙毓汶的官场外号,形容他前后的变化多端。
  孙毓汶还以行贿与否,干涉官员升降。云南藩司王德榜此前剿贼有功,来京朝见叙议升迁。他前去拜访孙毓汶,被孙氏索贿白金千两。王德榜一介武人,性情刚直,背后怒骂:“吾为国家官,非为孙家官。不见何妨,缘何要贿赂?”可当云南巡抚缺员时,孙毓汶不经意地对慈禧说:“德榜文理不通,不合做封疆大吏。”便让王德榜忧愤而死。黄毓恩在福建夔州任知府,本可升迁,但因只孝敬了两天冰敬,孙毓汶将他平调到云南任职。黄毓恩心生畏惧,托人馈赠万两,才晋升福建布政使。
  孙毓汶在中枢,奉慈禧之意为桎梏,先攻击恭亲王,后打击清流派,不遗余力。他让“书生典戎,以速其败”,让清流派书生干实务,促使他们犯错误,此举深得慈禧欢心。慈禧发布上谕,命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箴会办南洋事宜,张佩纶会办海疆事宜。后来张佩纶因马尾之败,遭革职遣戍;北党领袖李鸿藻从协办大学士,降为内阁学士;陈宝箴降五级调用,其他清流派也多遭贬官。 
  孙毓汶排斥清流派大获成功,朝堂“风气为之一变”,大臣缄口,庙堂寂静。
  正当孙毓汶耀武扬威时,甲午战争将他仕途推向终点。他极为畏惧战争,朝鲜局势紧张时,孙毓汶始终抱有和谈期望。他和庆亲王奕劻,时常“以为列强调停奏效”,便异常欣喜。
  随着战争失败,签约成为当务之急。孙毓汶对英国人赫德痛哭流涕,恳求他居中调停,声称“愿意接受任何好建议”。而在军机处讨论时,他却气势汹汹,以为“不和议不能保陪都,护山陵”。 
  李鸿章出使日本签约前夕,曾咨询议和的底线。对于“割地”,众人皆不敢苟同。唯有孙毓汶、徐用仪主张“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
  在条约签订与否的敏感时期,天津连日大雨,水灾严重,“军械含浸”不能应用,军资器械狼藉满目。孙毓汶以天降灾异讽喻光绪,让他觉得天命不可违,于是“幡然有批准之谕”。 
  战争结束,孙毓汶的政治生命也结束了。
  甲午战争期间,清流人士声势又起,中枢人员有了较大变化。
  马关条约签订后,孙毓汶成为众矢之的。他被言官“争弹其揽权”,后被士人轮番嘲讽。当时的两湖书院经史讲席易顺鼎,上书请罢讲和,并向皇帝表示“李鸿章、孙毓汶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日本不过癣疥之疾,而李、孙则为腹心之疾;且因李、孙,而所谓癣疥之疾者亦变为腹心之疾……非亟罢李、孙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
  面对士林讨伐,孙毓汶也颇觉愧疚,他先请病假一月休养。假期将满时,又奏称“病难速癒”,恳请开缺回籍,皇帝温言宽慰。病假期满,又称“病势难癒”,再次恳请开缺。此时,“光绪始悟其奸”,也准其开缺在家调理。1899年,孙毓汶走完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玉堂孙氏,也随着孙毓汶的离去逐渐衰微倾颓,不复昔日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