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海平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享誉世界的伟大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于1867年,至今150周年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进行编辑并分别出版于1885年和1894年。《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马克思的这两个理论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指出,自《资本论》发表以来,唯物史观不再是一种假说,而是被证明了的原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任务,指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同时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论”,提出了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任务。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必须深入研究《资本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着重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现实运行状况及其矛盾问题,进而提出建设性对策
第一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目的问题。
之所以首先讨论研究目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正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关系来说,毫无疑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学。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任务与我们现在的理论任务的历史性差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资本论》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性,进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为无产阶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目的上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因而,在揭示经济规律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面临的任务又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具体来说,《资本论》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服务。
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的是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而且马克思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理解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然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有可能表现得不是十分充分。从根本上来说,客观实践发展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像《资本论》那样,只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是必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现实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建设性对策。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体现出科学性、现实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恢复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通过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创建起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众所周知,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前提的。同样,今天我们要创立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各种理论体系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必须以一定的新的历史哲学为前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和逻辑上的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际历史过程是,不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通过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以这种独特的“路径”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范式”的“发展逻辑”。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国家的发展规律；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它主要是从西欧国家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世界历史而总结出来的。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必须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必须坚持以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的分析作为出发点,必须通过创立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才能对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进行科学的解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在“社会”与“世界”之间,“国家”就是必然的“桥梁”与“中介”。在理论上,也就不能简单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决定与反作用”分析范式,仅仅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生产力出发,去解释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应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外部约束和重大影响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和逻辑起点。
中国现有的全部经济制度,一开始就是以新的“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当代中国以及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其特色正在于它天然地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把“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以全球化为背景和前提,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性质、结构与职能,国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关系等展开全面的研究,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进而对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企业、劳动、土地所有权、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现象和范畴进行科学的研究与说明。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构建起来。
综上所述可见,《资本论》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仍然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享誉世界的伟大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于1867年,至今150周年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进行编辑并分别出版于1885年和1894年。《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马克思的这两个理论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指出,自《资本论》发表以来,唯物史观不再是一种假说,而是被证明了的原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任务,指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同时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论”,提出了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任务。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必须深入研究《资本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着重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现实运行状况及其矛盾问题,进而提出建设性对策
第一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目的问题。
之所以首先讨论研究目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正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关系来说,毫无疑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学。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任务与我们现在的理论任务的历史性差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资本论》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性,进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为无产阶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目的上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因而,在揭示经济规律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面临的任务又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具体来说,《资本论》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服务。
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的是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而且马克思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理解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然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有可能表现得不是十分充分。从根本上来说,客观实践发展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像《资本论》那样,只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是必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现实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建设性对策。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体现出科学性、现实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恢复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通过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创建起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众所周知,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前提的。同样,今天我们要创立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各种理论体系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必须以一定的新的历史哲学为前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和逻辑上的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际历史过程是,不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通过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以这种独特的“路径”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范式”的“发展逻辑”。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国家的发展规律；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它主要是从西欧国家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世界历史而总结出来的。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必须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必须坚持以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的分析作为出发点,必须通过创立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才能对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进行科学的解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在“社会”与“世界”之间,“国家”就是必然的“桥梁”与“中介”。在理论上,也就不能简单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决定与反作用”分析范式,仅仅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生产力出发,去解释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应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外部约束和重大影响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和逻辑起点。
中国现有的全部经济制度,一开始就是以新的“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当代中国以及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其特色正在于它天然地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把“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以全球化为背景和前提,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性质、结构与职能,国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关系等展开全面的研究,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进而对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企业、劳动、土地所有权、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现象和范畴进行科学的研究与说明。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构建起来。
综上所述可见,《资本论》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仍然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